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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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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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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论及清朝的族类政策，多以清人李兆洛《皇朝藩部要略·序》中所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69]为总，认为清朝政府以此为总纲制定其边疆、族类政策[70]。笔者窃以为此为学界对清朝族类政策的最大误解之一。清朝族类政治与古代中国历朝羁縻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清朝因为实行族类隔离的缘故，只“齐其政”而无“修其教”。明朝在西南苗区除了修驿道、设卫所加强控制之外，还广兴“义学”推行儒学和科举制度；清朝直到乾隆中期确定“以汉治苗”政策以后才正式沿用明朝旧例因势利导，“于羁縻之中寓化导之意”。但是在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清朝政府并没有任何兴义学、设科举、行“教化”的意图和措施。也就是说，分化、封禁、隔离才是清朝族类政治的主题，“分其力而众建之”才是清朝族类政治的目的。清朝政府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中国族类政治的经验和教训，在蒙古施行和亲、盟旗制度，在西藏尊崇黄教、设驻藏大臣，在西南“改土归流”，在新疆设将军府、施行伯克制度，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巩固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形成了“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版图，其功绩彪炳史册。但是这些功绩并不足以全面反映清朝族类政治的总体格局，更不足以反映清朝族类政策的思想基础，因此也就不足以由此得出对清朝族类政策的总体评价。我们既不能基于清朝治蒙、治藏、治疆、治苗政策，从清朝继承和发展古代中国“羁縻”制度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的角度评价清朝族类政治；也不能单看到清朝消除周边族类势力对于中原王朝的军事和政治威胁，从巩固和加强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奠定现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的角度评价清朝族类政治；更不能效仿清末革命党从族类革命的角度对清朝族类政治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我们需要将清朝族类政治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之中，对其实施原因、目标和后果综合进行权衡评估，全面、客观地评价清朝族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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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清朝政府长期实行族类隔离政策，政治上汉、满、蒙、回、藏、苗诸地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封闭的行政状态。有清一代，清朝政府的辽阔疆域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于皇权，各族、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与社会交往一直处于清朝政府的严密阻隔与控制之下。诸族、诸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相互隔绝与中央政权的日渐衰败，为列强鲸吞瓜分和族类分离运动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在清朝覆亡、皇帝退位之后，新的中央政权既无法在短时期内继承、恢复中央政府的故有权威，又无力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各族之间相互隔离、隔阂的状况，从而为清末民国时期的分离运动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间和可滋生的社会环境。清朝族类隔离政策用事实证明，族际隔离与封闭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清朝因地制宜、因俗设治的藩属制度和羁縻制度，被很多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雏形。但是全面了解清朝族类隔离政策之后，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清朝的藩属制度和羁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禁、封闭的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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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清朝族类隔离政策充分体现了皇权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专制本性，实际上标志着古代中国依附于皇权制度的华夷思想已经走进了历史死胡同。它不仅无法超越藩篱边界形成现代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也无法超越华夷思想孕生现代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反而连平等、互惠的族际交往都无法得到承认和保障。如果族际关系的维护只能依靠隔离和封闭来实现的话，其失败实际上也就是古代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和华夷思想的失败。清朝统治者并非没有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清朝的崛起就充分证明只有汇聚各族力量和智慧，才可能政治清明、经济富足、军事壮大、边境安宁，但是为了防止族际联合威胁皇权，清政府宁愿反其道而行之。清朝统治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族类平等政策的重要性，一再宣称“凡有血气，皆吾赤子”[71]，“无论满洲汉人，未尝有别，即远而蒙古番夷，亦并无歧视”[72]。但是，出于对汉人及其他各族的不信任，清朝统治者认为必须维持满蒙皇族、王公的特殊地位才能巩固皇权，宁愿选择以尽可能抑制族际交往的方式减少族际矛盾和冲突，而不是转而通过皇权体制维持平等、合法、互利的族际交流与交往。为了维系皇权天下一统，不仅族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可以牺牲，人身自由乃至婚姻自由也可以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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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清末新政的失败，标志着古代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族类政治体系土崩瓦解。古代中国的族类政治，包括两条核心内容：一是通过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保障中央政府对族类地区的有效但有限的管辖，二是通过羁縻制度保障族类政治实体在臣服于皇权的前提之下实现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这种皇权专制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分配，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族之间政治关系的手段。在外敌入侵和建构近代国家的过程之中，古代中国的族类政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挑战。一方面，清朝政府在强边固防、抵御外敌的政治压力和开发资源、扩充财源的经济压力之下，不断削夺地方权力，加强对边疆政治势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边疆政治势力为了维系既有权力，不惜在西方列强怂恿、利用之下，趁中央政府日渐衰微之机强化自身政治地位，实现“分治”或“独立”。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治与宗教之间、满蒙回藏各族之间的信任与情感日渐衰微，皇权专制和羁縻制度这两条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纽带，最终在清末新政的冲击下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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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龙江通志·经政志·垦务沿革》卷八，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1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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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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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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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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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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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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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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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孙秋云《核心与边缘——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人民出版社，2007，第187页。另外，湖广总督张亮基曾发布《大司马张公檄》：“令各关堡防守，官兵俱需在扼要之处，严加盘诘，昼夜巡缉，勿致土人出入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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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清会典事例·兵部》卷五百八十九，转引自孙秋云《核心与边缘——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人民出版社，2007，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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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张岳：《小山类稿》卷五，转引自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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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清会典事例·兵部》卷五百八十九，转引自孙秋云《核心与边缘——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人民出版社，2007，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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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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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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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户部则例·户口》卷四：“令开明所置货物，并运往某司某寨贸易，行户姓名，自限何日回籍，取具行户邻佑保结，报官给照，令唐汛验放，逾期不出，报明文武官弁严查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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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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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萧一山：《清代通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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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938年），商务印书馆，1956，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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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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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署湖广总督常钧等奏应准湖南民汉互相婚娅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90，第152页，转引自孙秋云《核心与边缘——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人民出版社，2007，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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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萧一山：《清代通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66～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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