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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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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民族自决权”：代表国际主义，还是谋求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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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逐步解密的历史档案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既是共产国际开辟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实现与孙中山合作构想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维护和实现苏联国家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扰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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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核心就是外蒙古[69]。自1911年外蒙古政教首领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国的撺掇、怂恿之下宣告“独立”以来，外蒙古问题就成为中俄之间的外交旧案。自1912年起，中俄进行了多次谈判，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一直坚持中国政府对外蒙古地区的国家主权，沙皇俄国也承认中国对于外蒙古地区的“宗主权”。“十月革命”之后，沙皇俄国倒台，外蒙古失去外援，曾于1919年11月17日宣布放弃“自治”而“恢复旧制”。但北洋军阀由于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割据混战，先是在外蒙古本有自愿回归之意的大好时机之下放弃协商努力，反而为炫耀武力以军事手段乘机扩张地盘，尽失外蒙古人心；后又因军阀混战不惜从外蒙古撤军回援，给沙俄残匪再次侵入外蒙古以可乘之机。在此之后，直奉各派彼此掣肘、畏敌不前，将外蒙古控制权拱手让人，直到苏俄红军攻入并事实上占领外蒙古。1921年7月，苏俄即在外蒙古扶持亲苏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与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维护外蒙古主权，北洋政府自1922年起即与苏俄政府进行外交谈判，谈判的焦点就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和苏俄军队的撤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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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苏俄联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确立了开辟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战略构想。自此之后，苏俄一方面与北洋军阀开展外交谈判，另一方面积极在中国寻找政治盟友和伙伴。1922年底，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和左右权衡之后，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达成了政治合作的框架协议。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全面支持国民党”的决议，并要求外交人民委员会部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70]。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越飞承诺苏俄不向中国输出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亦承诺“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而孙中山则原则上同意苏俄“不必立时从外蒙撤退”[71]。史学界对孙中山允许苏军在外蒙古驻扎的举动颇多非议之处，却对其中内情讳莫如深。实际上在与越飞达成的政治框架协议中，孙中山另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在新疆和蒙古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从北方实施“北伐”，攻取北京，进而夺取全国政权[72]。无疑，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冒险计划。在1923年1月26日越飞写给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我们可以知晓孙中山军事计划的大概内容，但是我们还无法知晓越飞是否对孙中山做出某种政治承诺，至少他在信中强调自己并没有当面否定孙中山的计划。越飞同时指出，孙中山这套“从头到脚完整彻底的计划完全指望于我们的帮助和支持”[73]。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可能引起日本干涉为由，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否决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威胁的部分”），并向越飞强调孙中山应更加注重组织准备工作[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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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诧异的是，孙中山似乎并没有得到其军事计划被俄共（布）中央否决的讯息，并继续安排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苏，且表示其首要任务就是与苏联方面沟通、磋商实施北方军事计划的细节。而与此同时，苏联亦决定派遣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来到中国。就目前所知的材料而言，我们还无法确知苏联是否在军事计划方面对孙中山进行了政治讹诈——以支持军事计划为条件引诱孙中山同意苏联在外蒙古暂缓撤军——因为苏联方面确实就曾在支持外蒙古和支持中国之间做过政治选择，马林和越飞都曾建议不要因为蒙古问题而损害同中国的关系[75]。但是很显然，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因为涉及外蒙古问题而令苏联方面倍感焦虑。11月27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与到访的国民党代表团进行会谈，明确表示：“国民党准备好政治条件后可以在自己国内，而不是像计划中所说的那样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在目前条件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要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托洛茨基在谈话中暗示蒙古独立的观点，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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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共产国际决定起草一份“重新解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决议。现有的文献资料还无法确知决定起草决议草案的具体时间和确切事由，不过托洛茨基11月2日曾致信契切林和斯大林，提出要转移中国国内工作的注意力，“把99%的注意力从大的联合行动转移到现有军队中从政治上组织居民的工作上”。决议草案是由维经斯基（吴廷康）等人起草的，决议草案曾由季诺维也夫于1923年11月23日送交契切林和布哈林审阅，因此决定起草该决议的动议显然应该更早。共产国际迟至11月26日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举行会议时，才正式提出“共同”起草“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决议。这个要求显然超越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团的权限，也与其访问目的不符，因此遭到蒋介石的拒绝[77]。但是，共同起草决议的决定，还是出现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之中。1923年11月28日，也就是蒋介石等人启程回国的前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78]，并要求蒋介石将决议转交给孙中山。同时，决议文本也送给了正在北京与北洋军阀进行外交谈判的加拉罕和正在广州担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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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迟至1923年10月上旬才抵达广州[80]，12月30日才从加拉罕的信中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文本，但他很欣喜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与决议的精神相符——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排除由鲍罗廷建议起草相关决议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国民党在政治上软弱的主要原因就是党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一片混乱”，“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81]，因此他主张通过对国民党的改组，力图在组织上、思想上改造国民党[82]——显然，这样的工作正与共产国际的决议殊途同归。1924年1月1日，收到决议文本仅仅两天的鲍罗廷，就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提出“可以从共产国际关于支援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中，特别是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的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相一致的提纲”[83]中“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总的态度”[84]。鲍罗廷的想法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赢得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对国民党的支持[85]，因为党和团的决议可以通过国民党得到贯彻实施，又可以从思想上改组国民党[86]。在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基础上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87]，在征求意见和修订的过程中不仅在中国国民党内遭到反对，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质疑的声音。宣言对于“民族主义”的阐释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要不要承认民族自决权”“要不要立即与少数民族开展有组织的联络”“要不要实行联邦制”等问题，不出意料地成为争论的重点。毛泽东在发言中就明确表示了对承认民族自决权会刺激英国对西藏觊觎之心的担心，要求做“更明确的表述”[88]。面对国民党内外的激烈争议，孙中山本人也表示不赞同甚至反对一大宣言[89]。孙中山在宣言发表前一天紧急约见鲍罗廷，要求收回一大宣言草案，但鲍罗廷“作了否定的回答”[90]。鲍罗廷最终还是说服孙中山放弃了取消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想法。国民党方面最终也只是对鲍罗廷主导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和订正，就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宣言通过之后的1924年1月27日，鲍罗廷还根据加拉罕的指示，对宣言文本做了几处修正[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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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罕高度肯定鲍罗廷的工作，称鲍罗廷发挥了“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1924年2月9日，加拉罕给契切林写信介绍国民党一大刚刚通过的宣言内容：“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而这一条还发挥了去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有关部分。”[92]同时，加拉罕在信中也提到宣言中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容都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根据。显然，中国各民族的“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有利于外蒙古“独立”和苏联驻军，而这正是当时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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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31日，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北洋政府在重重压力之下终于与苏联政府达成妥协。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与苏联外长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93]，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同时接受“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的暂缓撤军的条款。但各方协议的笔迹未干，外蒙古即在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支持之下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94]，改库伦为乌兰巴托，制定仿苏“宪法”并允许苏联驻军[95]。外蒙古形势的急遽变化，使中国国民党内对苏方援助中国革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目的产生严重怀疑，国民党右派也找到了攻击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口实，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受到严重损害。国民党右派抓住苏联出尔反尔策动外蒙古“独立”[96]，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又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事实大造舆论，污蔑中国共产党因“幼稚”而“盲目模仿苏俄”[97]，污蔑共产国际“不过是苏俄侵略之工具”[98]，诋毁苏联不仅不履行诺言归还侵占中国之领土，反而又侵占外蒙古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不仅不帮助反而阻隔中国国民党与外蒙古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往来，损害中国国民党的党权，实则为“柔性之帝国主义”[99]。因此国民党右派主张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要求改变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已然出现裂痕。1927年4月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党人，中国革命从此陷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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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庞杂”而“革命”的思想体系：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灵魂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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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有过研究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样一个观点：这是一个随着时局变化不断调整甚至多变的思想体系。孙中山曾倡言“排满革命”，曾支持“五族共和”，曾认同“厉行同化”，曾宣扬“国族融合”……似乎其民族主义思想总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正因如此，不仅政界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学界对于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与评价迄今同样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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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四种全然不同的解读。第一种将“伦理问题”视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本质，将孙中山民族主义篡改成伦理民族主义[100]。第二种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新”“旧”之别，有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只有主张“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民族主义，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要义[101]。第三种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经历了从鼓吹“排满革命”到主张“民族同化”的演变，但“大汉族主义”始终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妄言孙中山先生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102]。第四种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其实有一条“国家主义”的脉络和主线，无论哪个时期的哪种主张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因此宣称孙中山先生并非“民族主义者”而是“国家主义者”[103]。到底哪一种更接近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义和历史的事实？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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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的“新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一个回答了“为什么需要民族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如何去实现民族主义”等三个重大问题、既完整又庞杂的思想体系，还可以用另外三个“三”进行概括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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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三”，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完成了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民族”概念的转变。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民族”概念，经历了从古代中国“华夷之辨”基础之上的“族类”概念，到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再到全体国民基础之上的“民族（国族）”概念的转变。从“族类”概念向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的转变，是在1905年完成的，其标志就是《〈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以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解释排满革命运动。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向基于全体国民基础之上的“民族（国族）”概念的转变，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形成，并在1924年1月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得到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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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转变，是依靠力量的转变。“民族主义”的依靠力量，是指孙中山以何种社会力量来实现其“民族主义”主张。在“排满革命”阶段，他以汉族为其“民族主义”的依靠力量，动员汉人反抗满人统治、颠覆清政府。而在“国族主义”阶段，孙中山在前期（1919—1922年）虽然抛弃了“满汉分治”的主张，认为民族分治“必为子孙之患”[104]，但仍然主张“以汉人为中心”，即“以汉人自决来实现中华民族自决”；“国族”的概念虽然包括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并非实现民族主义的依靠力量，而是作为一种客体、对象而存在。在“国族主义”后期（1923年之后），孙中山转为主张“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105]，以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为其民族主义的依靠力量。少数民族不再是民族主义的“客体”，而是成为“共同奋斗”的“主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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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转变，是思想渊源的转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先后受到古代中国传统的“华夷思想”，西方近代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的“民族国家”理论，美国解决移民问题和族裔问题的熔炉模式，列宁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的影响。“华夷思想”源于本土，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则是通过日本——而日本又是通过德国——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产生影响的[106]。孙中山“国族”概念的形成和成熟，受到改良派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五族共和”主张和美国“熔炉”模式的双重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熔炉模式”成为孙中山学习的榜样，他试图仿照美国“熔炉”模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107]。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直接联系之后，列宁的“民族自决”也对孙中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俄罗斯的苏维埃革命实际上是“民族主义”革命。但孙中山所理解的“民族自决”，是以全体国民为基础的“国族”意义上的“民族自决”，而非列宁本意上的基于血缘、文化、地域、语言的“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自决”——这是孙中山坚持中国应建设“统一国家”而不赞同实行“联邦制”的重要原因。列宁主义对孙中山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孙中山逐渐接受了“民族平等”的思想，提出要扶持国内“弱小民族”实行“自决自治”，并同意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宣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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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三”，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三个层次。对于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解读，多认为其包含两个方面。孙中山1923年1月1日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将其表述为“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108]。1924年1月24日发表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将民族主义表述为“两个方面”：“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09]，也就是对外的“反帝国主义压迫”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对内的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比两个宣言，我们就可以发现用两个方面解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对外和对内的两个方面缺乏一个“主体”：谁对外“反帝国主义”？谁对内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很显然，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个“民族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层次。只有“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才能凝聚四万万人的力量为实现民族主义的对外、对内目标而“共同奋斗”；反过来，只有向着对外、对内两个目标“共同奋斗”才能真正凝聚四万万人的力量，“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从“三个层次”而不是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更加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从概念到主张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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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三”，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三个目标。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目标，所以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即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但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与旧民族主义相比，就丰富得多：一是要恢复地位，即“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地位，解除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压迫；二是要实现团结，即“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这是属于“民族建设”方面的内容；三是要扶持弱小民族，使其能“自决自治”（孙中山此处的“自决”是“统一国家”内的自决，而非“国家分立”意义上的“民族自决”）。其民族主义的“三个目标”，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三个层次”紧密联系、互为依托，它们共同构成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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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新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里面既包含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积极内容，也包含“厉行同化”、贬低少数民族作用和地位的消极内容；既体现了追求民族平等、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这些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性，又反映了恢复旧道德、善用旧团体、宣扬旧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传统性；既在使用包含全体国民的“国族”概念，又在坚持基于血缘、文化、语言、地域的“民族”观念；既对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缺乏组织的特殊国情有深刻的洞见，又“四处投医”、试图借鉴别国经验和传统经验来解决中国当代的实际问题。在“国族主义”构建后期阶段，孙中山改以儒家政治中的“王道”阐释“国族主义”，企图依靠所谓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旧组织”来实现“国族团结”，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国民党右派，尤其是戴季陶的理论和思想的干预和影响。毋庸置疑，这种干预和影响为戴季陶日后伪篡、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炮制“纯正的三民主义”，为蒋介石编造“从家族到宗族，由宗族到国族”的所谓“遗训”、炮制“国族—宗族论”，都提供了政治便利和理论条件。凡此种种，都是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和真实面貌，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时所应时刻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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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更应该透过这个庞杂、多变的思想体系，看到真正的价值所在：孙中山新民族主义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人的团结，凝聚“四万万人的大力量”而“共同奋斗”。也就是说，如何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如何团结“四万万人”为“一大中华民族”，如何“共同奋斗”改变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压榨的屈辱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才是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思想的灵魂所在和精髓所在，才是孙中山“革命”的民族主义。而这个目标和精髓，才是我们评价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依据和评价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伟大贡献的基本前提。换言之，我们固然要批判孙中山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和核心。瑕不掩瑜，这才是公正、客观、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为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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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五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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