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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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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四章 从戴季陶到蒋介石（上）：伪篡“三民主义”的歪理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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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治的研究存在较多缺陷，对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的思想史、政治史研究更显苍白，以致一直以来存在诸多以讹传讹的误解和歧见。其中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提出的“国族—宗族论”的研究偏差尤为突出。本章试图通过还原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真面目——包括厘清其基本特征、衍变逻辑和思想基础——来认识、理解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思想脉络。本章的研究表明，“厉行同化”的“融合论”只不过是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一个表象。建立在传统儒家学说、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基础之上的蒋介石“民族主义”，不是“继承”而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新的民族主义”的“遗训”，加剧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强化了“中心—边缘”的政治模式，最终演化为彻头彻尾的“放任主义”“分治主义”，注定将被中国人民所抛弃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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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研究立场、研究资料、研究主题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大陆学界对于中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研究目前仍属草创阶段。大陆学界涉及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研究，多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自觉历程[1]、凝聚力发展[2]、民族关系的变迁[3]，以及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实践；而对中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处理民族（边疆）问题的法规政策、机构设置（诸如对蒙藏委员会的研究[4]）、边疆治理（诸如对涉藏、涉疆、涉蒙等“边政”问题的研究[5]）等政务和局部层面，对决定和左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边疆）政策走向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主张的研究尤为匮乏和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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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李国栋所著《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是大陆学者迄今唯一一部以民国时期为背景、以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民国时期民族政策的通史性学术著作，但其研究仍以民族（边疆）政策制定、民族（边疆）事务机构、民族（边疆）危机与治理为主要内容[6]。国外方面，日本学者松本真澄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一书[7]，注重挖掘清末民国时期（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历史资料，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颇有镜鉴、启发之处。但松本真澄的主要贡献较多体现在历史考据和文献搜集方面，更深层次的政治史、思想史内容仍非其所注重，该书也缺乏对蒋介石集团和南京国民政府处理民族政治的思想基础及其内在逻辑路径的解释。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松本真澄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策（她称之为“孙文之后民国时期的民族论”）的研究中，显然缺乏对戴季陶和蒋介石政治思想的研究和分析，而正是蒋、戴二人，一个掌控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全局，一个长期幕后主导蒙藏委员会，在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领域是毋庸置疑的灵魂人物和实际操控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戴季陶长期担任考试院院长之职，但同时他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政策和蒙藏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虽然并未在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他却是这一南京国民政府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府机构的实际操控者，被时人称为蒙藏委员会的“太上委员长”[8]。目前已有国内学者对戴季陶民族主义思想展开研究[9]，但就研究成果的数量、深度以及学界对此的关注程度而言，与戴季陶的政治影响和实际作用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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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之下，关于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误解和歧见在所难免，其中尤以对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最为紧要和关键。蒋介石本人手握军、政、党大权[10]，左右甚至支配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政治决策，其对于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历史走向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然而迄今为止，既有研究一方面将“国族—宗族论”等同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其“民族主义”思想整体性的专题研究乏善可陈，甚至堪称空白；另一方面对于“国族—宗族论”的讨论和关注又侧重于在政治立场、历史影响之上对其进行正确与否的价值判断，恰恰忽略了对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的政治动机与思想渊源进行更深层次的辨析与挖掘，因此目前尚存诸多疑问和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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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思想基础，将“国族—宗族论”视为蒋介石“承袭”孙中山先生“遗训”的产物[11]；也有学者认为，“国族—宗族论”是蒋介石在孙中山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衍化”和“发挥”[12]；甚至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等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为“国族—宗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13]。针对第一个观点，蒋介石伪篡甚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史学界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难道有充足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选择性地承袭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针对第二个观点，如果蒋介石炮制的“国族—宗族论”是“承袭”或“发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那就意味着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估“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孙中山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影响。针对第三个观点，学界同时亦有研究认为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是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14]，其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历史误会或误解，竟令学界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认识和结论？由此也就引起一连串的历史疑问：“国族—宗族论”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理论关联？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又来自何方？它在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又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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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事关“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影响，而且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基础。大陆学界对于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模糊、矛盾的认知和评价，直接影响到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认识的整体性和评价的正确性。在相关研究结论中，国民党一大宣言几乎成为评判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政治标尺，“虚伪性”“欺骗性”“不现实性”几乎成为粘贴在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身上的政治标签，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法规及其采取的具体措施总是“反动性”与“先进性”交替、交织，却鲜有研究去挖掘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在“反动性”与“先进性”之间左右摇摆的深层原因，更鲜有研究去深层思考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作为评价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先进性”与“反动性”的标准是否恰当。鉴于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在理论层面奠定了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基础，蒋介石集团在实践层面操纵着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和政治走向，因此缺乏对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入、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科学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治进行的分析与评价，显然缺乏科学的方法支撑和坚实的理论依据。还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原貌，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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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国民党“右派”与“戴季陶主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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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抛弃、漠视甚至“嘲笑”[15]，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最终选择“以俄为师”，并与苏俄结成战略同盟。孙中山的目的是通过与苏俄结盟，学习苏俄的军事和政党制度，同时获得苏俄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16]。但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是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国民党“右派”虽然被称之为“派”，实际上并不是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一方面，它不能单纯以“阶级学说”进行划分，因为其中既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包括部分进步地主、开明士绅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它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或政治纲领，有人主张实行西方民主政治，有人主张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有人主张实行法西斯统治。但在“反共”“反苏”及仇视“苏维埃”革命和“工农运动”方面，“右派”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国民党“右派”反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不断在国、共两党之间制造政治摩擦，同时污蔑、攻击苏俄的外交政策，给孙中山和国共合作不断制造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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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右派”反对、攻击“三大政策”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孙中山的控制和压制；同时，苏俄、共产国际希望在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掌握、控制国民党的举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孙中山的不满和警惕。有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在革命胜利后与苏俄反目成仇的前车之鉴，苏俄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在军事上、组织上帮助国民党。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于1923年11月28日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其目的就是重新定义、阐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在该决议的基础之上起草的。同时，国民党一大制定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也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17]。孙中山虽然未能阻止鲍罗廷发表国民党一大宣言，但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一是在国民党一大结束不久就再次公开、系统性地演讲三民主义；二是在回答学生关于“国民党是否实行俄国的主义”提问时，明确表示“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18]；三是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任部长正是戴季陶）正式对外澄清：“国民党改组”只是“改组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同时强调“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的“三不”原则[19]。可以明显看出，孙中山强烈希望捍卫“三民主义”的独立性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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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政治上“靠不住”，苏俄在理论上“不可靠”，这就给国民党“右派”以可乘之机。在与列强交恶、对美国绝望、与苏俄既合作又斗争的情况之下，“右派”成为孙中山需在政治上、理论上依靠的一支力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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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1891—1949年）长期跟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曾任孙中山秘书，护法运动期间曾任广东大元帅府秘书长，逐步靠近孙中山并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心。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之后，戴季陶一度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交往甚密，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最终因其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并遭到孙中山反对而退出。他在国民党一大时不仅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而且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成立后，孙中山一度任命他担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与北洋军阀谈判，他也是陪同人员之一。从选择戴季陶担当掌管国民党意识形态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要职来看，孙中山对他在政治上十分信任和倚重。戴季陶在其论著中经常有大量的内容和观点与孙中山雷同甚至完全相同，但从未说明是否在引述孙中山的著作。这一方面是戴季陶有意为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于孙中山后期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力[21]。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去世，其“三民主义”学说成为中国革命最宝贵的政治遗产。作为国民党核心理论家的戴季陶[22]，俨然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代言人自居，于1925年5月至6月连续撰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及《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打着复兴儒家思想和民族文化的旗号，鼓吹“纯正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一套反共理论体系，为国民党“右派”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筹码[23]，得到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广泛认同，史称“戴季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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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戴季陶主义”与蒋介石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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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戴季陶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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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民生主义”割裂“三民主义”，将“三民主义”化约为“一个主义”。在戴季陶看来，“孙中山所领袖的国民革命，最初的动因，最后的目的，都是在于民生”，“民生主义，实在是先生的全目的所在”[24]。在他眼中，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是为实行民生主义创造条件，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本体上看，只有一个民生主义；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25]。就民族主义而言，通过民族革命实现民族自由独立，消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榨和压迫，在民族竞争中占据平等地位，其目的是能够主导民生主义的实现。就民权主义而言，通过国民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实现人民权利，其目的是使民生主义的实现操之于民。戴季陶宣称民生主义“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的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可以以“国民革命”而不是“阶级革命”的形式建立“革命政府”，最后“由革命政府来解决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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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儒家文化”解构“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割裂为“所作”和“能作”两个部分。戴季陶自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建立在西方现代民权革命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因此强行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所作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由现代世界的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种种制度上面着眼，创制出的新理论”，回答的是革命的必要性、合法性问题，确立了革命的目标；另一个是“能作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孙中山“关于道德的主张”，“是继承古代中国正统的伦理思想”的部分[27]，回答的是实现革命目标的可能性问题，确定了革命的力量和途径。这样的划分为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传统的孔孟哲学和仁义道德等同起来奠定了逻辑基础。戴季陶宣称，实现革命目标的关键就是复兴中国儒家文化，而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之所以饱受列强和专制压迫之苦，正是因为失去文化自信力、创造力。而恢复儒家文化的功能有二。其一，能为革命提供道德基础——“革命的意义，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革命的动机，是由于一种利他的道德心”——而儒家的“仁爱”正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其二，能为三民主义提供革命的力量源泉——就民族主义而言，复兴儒家思想可以恢复民族精神，扶弱济困，化解西方民族竞争之性，最终实现大同世界；就民权主义而言，复兴儒家思想中“仁爱”道德和“知难行易”，为“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和“统一革命”、实现“人民权利”提供了道德依据和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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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仁义道德”反对“阶级斗争”，消解和颠覆“三民主义”内在的革命性。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是戴季陶的政治立场，而阶级斗争学说则是戴季陶主义主要的理论攻击目标。戴季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实现其理论目的。一是从革命的道德出发，攻击阶级斗争缺乏道德基础。他认为儒家思想的“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而阶级革命只是为了实现一个阶级利益，是一种“利己”，因此他主张以“仁爱”替代“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二是从革命的力量出发，攻击阶级斗争缺乏社会基础。他鼓吹“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而且反对革命、反对三民主义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最没良心和最没知识的人”，真正持反对革命、反对三民主义的敌对立场的人“实不过百分之一”[28]。因此革命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29]，主张实行“联合各阶级”的“国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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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戴季陶“纯正三民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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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主义”不仅迎合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反苏立场，实现了中国国民党右派的组织联合，为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成为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变成“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30]。蒋介石对“戴季陶主义”推崇备至，将之视为奉行三民主义的楷模，认为“凡是亲承总理教训的人”，“都承认”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能真实表达总理思想学说的全部精义”[31]。只不过，宣称继承孙中山先生政治遗志和思想衣钵的蒋介石，在伪篡、捏造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道路上走得比戴季陶更远、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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