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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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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读清史的时候勘对历史地图，则会非常容易地看到，出现在乾隆末年至咸丰初年的湘黔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与广西金田起义，都集中地先后起于东经 110 度附近的中南山区。这种屡现的历史迭合是一个富有内涵的题目。由此切入，可以见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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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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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口西迁，主要是指金田起义以前的两百年间，中国人口从东南地区向西南地区所做大规模迁移的历史过程。今天被泛称为西南地区的川滇桂黔四省，在明清之交曾长久地延烧过熄灭不了的兵火。自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之乱起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芟平，中经张献忠五次入川与南明武装长期抗清，六十年间厮杀、屠戮、践踏、蹂躏连绵不断，成为战乱蔓延之区。当兵燹终于过去之后，这个地区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残破。四川汉中一带，在昔“烟户稠密，无地不耕”，此时却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1 四顾荒凉。在那一片广袤的地区里，类似的景象比比皆是。六十年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使川滇桂黔四省人丁在全国丁口总数中由万历六年（1578）的百分之十降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百分之一点六，仅四川一省就由明末六十八万余丁减少到清初的一万八千五百丁。嘉庆《四川通志》追叙当时情景，叹为：“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如果把这些直观的描述换算作统计数字，那么，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西南四省的人口密度是东南八省（江浙皖赣闽粤湘鄂）的三十四分之一，是华北六省（冀鲁豫晋陕甘）的二十四分之一。显然，这种由战事造成的人口凋残之后将会是社会经济的长久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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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三藩之乱结束以后全国总人口的迅速增加。从康熙二十年（1681）到咸丰初年，中国人口的总数大约增加了三亿一千万。其中仅东南八省就增加了一亿八千万，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在一百七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成为中国人口压力最重的区域。但这一地区的土地资源却自宋明以来已被反复开发，在几百年时间里一面是人口的日见其多，一面是余地的日见其少。有些地方，《宋史》已称“虽硗确之地，亦耕耨殆尽”。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却不能不导致农业人口日益过剩的社会后果。当东南与西南的人口密度存在着一种悬殊落差的时候，过剩的人口由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移动，就会成为不可阻遏的潮流。乾隆年间，由地方官起家的兵部尚书甘汝来曾以广东为例指述说：“潮惠二府，嘉应一州，所属之县或系层岩叠嶂之区，或系海边斥卤之地。此两府一州生齿最繁，田畴甚少，耕佃资生之民，终岁劳苦，止供输租，不敷口食，所以一闻川省田土肥美，欣然欲往。”他所描述的是一种自发趋势。这种自发趋势被拿到朝廷里来讨论，又往往会化作政府的自觉导向，于是而有人口西迁的漫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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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最早，持续最久的一次移民高潮后来被称作“湖广填四川”。自顺治十年（1653）战火平息以后，外省人口越来越多地涌入四川盆地，此后绵延不绝，长达半个多世纪。其间，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到康熙五十二年，仅湖南零陵一县就有十余万人移民入川。2 至雍正五年（1727），一年当中就有“不下数万户”的楚粤移民逃荒入川。3 这是一股寻求生存空间的人流，它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了自然经济下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开始了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迨乾隆八年（1743），原本空旷的川省遂“无荒土可辟”，以至朝廷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即使如此，在以后的五年里“赴川就食者”仍多达二十四万。当然，这些人已是第一次移民高潮的余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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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移民之后，四川盆地已无余田可耕。但相邻的川陕楚山区却仍然地旷人稀，除少数河谷盆地有人移垦外，连片深山老林“实无一人一民出作其间”。虽说山区比不上盆地，但对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们来说，山区毕竟提供了他们所匮乏的生息之地。于是，向川陕楚山区的移民，形成了人口西迁的第二次高潮。乾隆三十八年（1773），湖北巡抚奏告说，鄂西“郧阳、施南二府所属向多荒地，近年户口日繁，流寓人众，所在开垦”。稍后，陕西巡抚也奏报朝廷，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四年，因两湖被灾而流入陕南汉中、兴安、商州三府的灾民不下十余万人之多。此后，大批移民不断地西迁，不断地落户，到嘉庆初年，侨寓川陕楚山区的外省移民已达数百万人。与川鄂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地区，本被称作“苗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废除“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以后，苗汉之间的空间界限被撤除了。西迁而来的汉族客民遂纷纷深入当地置业落户，成为这个时期移民潮流的另一个潴留地。其间，仅永绥一厅在乾隆年间就增一千九百多户，大约近万人，以至于有的地方土著，人民多为内地迁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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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道之交起，接纳过大批客民的川陕楚山区在土地资源与人口的结合上日趋饱和，但来自东南的移民却并没有断流，他们只能继续向西迁移，走向云南、广西、贵州。于是而渐渐形成第三次移民高潮。在云南，自嘉庆以后已惯见湖广川黔等省流民不绝地入境，百十成群地前往偏远的开化、广南二府，靠租种山地谋生。在贵州，时人记叙道光年间由湖南入黔的移民流，说是：“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4 在广西，则有过“乾隆以来，东省潮嘉氓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满原野”5 的记载。具体地说，当时粤闽移民多溯西江而上，散居于桂南一带，而湘赣移民多沿湘江，过灵渠，散居于桂北一带。到咸丰初年，客籍已占通省人口的十成之六七。6 东南地区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使西迁桂滇黔的移民潮一浪接着一浪涌动，直到广西金田起义与云贵少数民族起义相继爆发，才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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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次移民高潮形成的漫长西迁过程，带来了西南地区人口数量的巨大变动。以四川一省而论，从 1685 年到 1851 年的一百六十多年里，西来的移民与他们的后裔使这个地区的人口增加了二千二百二十万左右。7 在同一时期里，属于川陕楚山地区域的陕南汉中、兴安、商州三府与鄂西郧阳、宜昌、施南三府，约增加了四百六十万余人。8 另外，在湘西地区的三府（永顺、辰州、沅州）四厅（永绥、乾州、凤凰、晃州）一州（靖州），因移民生聚而增长的人口至少在九十六万以上。处在更加僻远的云贵两省，至金田起义前后其总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其中外省移民要占五分之一，约三百四十万人。9 同期广西人口为七百八十二万。10 若以三分之一估算，则因移民而增的人数就有二百六十万。总算起来，到咸丰元年（1851 年），包括川滇黔桂四省与陕南、鄂西、湘西三地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因人口西迁而输入的移民及其后裔有三千三百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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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万移民涌入西南地区，不能不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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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集群而来的移民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大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于是出现耕地大面积增加、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跳跃式发展。西南四省因之而成为全国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其中，四川一省在雍正年间已骎骎乎成为全国最大的余粮产区。“于是川米贯于东西，视楚米尤多”，遂使“东南各省均赖其利”。11 来华的德国旅行家李希霍芬在 1870 年说：“正常情况下，四川显得处处存在着对生活物资充裕的满足和幸福，这在中国其他省份是不常见的。”12 这些描述反映的是当日曾经有过的一种田园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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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移民的生存和繁衍是靠胼手胝足来支撑的，其中的艰难困苦远远过于田园之乐，于是便产生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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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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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的《洵阳县志》在描述移垦川陕楚山区的客民时说：“舍沃壤而趋硗土，伐木栖山，刀耕火种，岂其情哉？特以生齿日繁，口分之田，豪强兼并”，笔端流露的显然是一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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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的移民初入异乡，面对的是“邑境平田无几，又多沙碛石碎，余尽属荒山，土著者不能垦，则课之流寓”。13 他们在异乡能够得到一块土地，但山高土薄，长不出多少稻米菽麦。山地的贫瘠与移民的众多成为一种突出的矛盾。在移民与山地的结合过程中，由异域传入的玉米便在不知不觉中被广泛引入西南的山区。它是五谷之外的第六种粮食作物，高产耐旱，并可以在陡坡生长。这些优点，使它很快成为西南山地的主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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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广泛种植，一面促成了山区人口容量骤然大增和他们在古木丛篁的深山穷谷中辛劳力作。《栈道山田》一诗说，“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从而“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土皆耕”。但另一面，越来越多的移民毁林垦荒，又大规模地破坏了自然生态。时人记述说：开荒之初，其“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14 所种包谷“高至一丈许”，可谓“种一收千，其利甚大”。15 而“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16 所种玉米便变成高仅二三尺，产量随之大减。严如熤的《棚民叹》写出了移民们的悲哀和愁苦：“远从楚黔蜀，来垦老林荒”，“指望收成好，满篝歌穰穰”，谁知山地薄，“一年肥于肪，三载五载后，硗确铦刀铓”；“玉黍两三尺，荞麦一尺强”；“荞落黍花萎，青风不升浆。磊磊紫洋芋，蒸馍当。籽种不能彀，借债几时量？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然后深叹曰：“地势本如此，丰歉宁能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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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旦恶化，所带来的便是一个人口迁移长久不定的过程，处在这个过程中的移民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次。并非他们好动，而是他们托身于其间的自然不允许他们不动。千辛万苦垦出的山地，只要“偶被雨水冲刷”，便会一夜之间成为不能再耕的“石田荒山”，迫使种地人不得不另寻山地耕种。这种游耕式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快毁林开荒的速度和水土流失的程度，移垦者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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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背井离乡而来，又在频频的灾难中跌仆起落。背井离乡产生的困苦渴求群体之间的互助；灾难中的跌仆起落又渴求群体之间的精神慰抚。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为白莲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而且多量的社会对象，作为流传于下层社会的秘密教门，白莲教能给人以物质互助，也能给人以精神慰藉。“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18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行天下。”19 并且，“煽惑山民，称将咒念经可免劫余，立登仙佛”。20 对于困苦无靠中的移民来说，这些东西无疑都具有吸引力。由于惯用游耕抛荒的生产方式，山地移民有点近乎游民。与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相比，他们“或徙或居，若鸟兽之无羁缚者”。21 “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22 “呼朋招类，动称盟兄”，23 甚至连“姓亦子虚乌有之类”。24 对于地方当局来说，这些人“转移无定，来去不常，故地日辟而不能升科，民日增而不能编籍”，25 是一批国法难以管辖的人。“保正甲长相距恒数里数十里，讵能朝夕稽查。”26 吏治不到的地方天然地为秘密会社留下了纵横驰骋的场所。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乾隆五十九年，短短数年之间，白莲教各支派就在川楚陕广大山区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可以轻易地一呼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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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使散布于满山遍野的移民汇聚为一种组合的社会力量，这个过程又会汇聚移民们在长期困苦中滋生的愤懑和郁怒。当他们在神道的感召下聚为一团的时候，正好面对着乾嘉之交“山内连岁荒旱”的天灾。这次长久持续的灾荒，使开山的移民颗粒无收，又因粮价暴涨，使本来“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的移民“无资以生，嚣然不靖”。天灾使他们更紧地集聚起来，而“既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防范最难”。只要“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众多的饥民便会“蚁附蜂起，无所畏忌”。27 另一方面，迁移过程中久已存在着土著和客民的矛盾。土著中的痞棍常与差役勾结，“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而“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28 怨愤日积。这种矛盾因天灾带来的普遍贫困而激化。加上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廷以霸道治白莲教，对各地教徒厉行搜捕屠杀，而官吏乘机罗织，“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29 使天灾造成的社会动荡因人祸而益趋剧烈，终于逼成了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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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明显的山地特点和山民特点。时人谓之“川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山僻村庄，邪教尤多。”30 起事之后，“行不必裹粮，住不借棚帐，党羽不待征调”，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人“为之向导负运”，而且一茬接一茬源源不绝。“此番各股贼匪窜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31 官兵常常眼睁睁地看着造反的白莲教徒们“倚恃老林无忌惮”，“万山之中任奔走”32 而趑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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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转战数省的农民武装来说，山地既提供了屏障，也造成了限制。提供屏障的东西同时也是造成限制的东西。在一个交通闭塞、地瘠物贫的环境里，自然界不可能为那么多武装的人群长期供给生存的物资。当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这种因物资短缺而造成的困窘就会成为时时悬在头上的灾难。嘉庆四年（1799）大巴山区一战，白莲教中的人们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时人记叙说：“贼深入老林，无从觅食，饥死尤众。时久雨泥泞，老林冬雪未化，贼冻死者与饥死等。”33 这种困境曾把白莲教武装逼出山区，涌向江汉、关中与成都平原。其兵锋一度直指武昌、西安和成都。但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过剩的人口压力。究其底里，正是西迁的移民把这个地区的压力带到了川陕楚山区，因此当川陕楚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社会矛盾却远远没有突破界度。白莲教造反者在这个地区找不到像山地里那么多的响应者，所以他们只能在优势的官军面前迭连失败，终至澌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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