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2103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703041450]

1703042104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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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06 19 世纪初年，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还没有终结，但历时百年的康（雍）乾盛世却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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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08 继乾隆而君临天下的嘉庆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场像山火那样旋扑旋起，一路延烧的内战。成千上万的农民由白莲教围聚成一群一群，从西南揭竿斩木，涌出山地，随后是旷日持久的造反、厮杀、围剿、屠戮。历史学家在事后追叙这个过程的时候，非常明白地从兵火的映照中看到了王朝盛衰的嬗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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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10 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外宁则内蘖，始衅于湖南、贵州红苗。越明年，授受礼成，太上皇帝训政，宣重光。而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是时彗星出西方，长数丈，逾年不灭。乘新政之宵旰，兴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孽者又二载，先后糜饷逾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过之。且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武如今日者。心腹患甚四支，内讧急于边陲，痛深者其惩切，创钜者其愈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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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12 当五省官兵在西部剿洗白莲教众的时候，东南洋面上又聚集起一股与朝廷为敌的海上武装，依荒岛大洋，凭巨舸火炮，往来攻掠于粤、闽、浙之间。“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我当艇则土盗肆其劫，我当土盗则艇为之援。”89 在这种波涛里的生死角逐中，东南海患前后延续了十三年，比之首尾九年的川楚白莲教之役更见漫长。据《清史列传》说，其间水师名将李长庚中炮而殪，天子“览奏”之际曾为之“心摇手战”。90 “摇”和“战”当然都是惊骇的结果。迨海事初靖，华北天理教又轰然而起，“骚动四省”。其中林清一股直扑皇城，“分犯东华门、西华门，白帕其首为号。太监刘金等引其东，高广福等引其西，阎进喜等为内应”，夺门越垣，一直打到殿陛之前。91 虽说这些人最后半被格杀，半被捕杀，但变起于畿辅而血洒禁宫，由此产生的震动却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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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14 民变以及由民变酿发的内战用一种暴力的形式昭示了那个时候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原先在视野之外的东西也因此而一个一个被放到了眼前。川楚白莲教起事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嘉庆怀抱犁庭扫穴之心对付白莲教，却不能不带着一团“恻然”在这个口号面前久久沉思，由民变的剧烈想见吏治的黑暗：“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而州县之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92 他把罪愆尽归于刚刚赐死的和珅，未必算得上是一种鞭辟入里之见。但他对官场情状和天下吏治的窳败却看得明明白白。民变是逼出来的。而当“官逼民反”之后，由民变酿成的内战又会给国家财政戮开一个合不拢的窟窿。嘉庆一朝的前十数年之间，“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红苗之役，湖南一省请销一千有九十万。洋匪之役，广东一省请销三百万两。”93 在 19 世纪的中国，由此汇成的巨量白银是无法从岁入中凑出来的。94 于是而“司农竭厥”。国家度支成为一个穷于应付的难题。民变、吏治、财政已经足够使人焦头烂额，然而与之结伴而来的还有连年河患和漕运、盐法中积久而现的困厄。嘉庆在位二十五年，被记入《河渠志》中的河“决”、河“漫”、河“溢”至少出现过二十二次。决堤之水漂走了百姓的性命，也漂走了朝廷花在河工上的大笔银子和一任一任河道总督头上的顶子。而“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95 则直接由河患而连及漕运，使东南送往京师的天庾正供为河路所阻。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河运和海运之争一直延续到很久之后。河患与漕弊都在把财政窟窿撕得更大，但从上个世纪以来已经弄得千疮百孔的盐政却“疲埠欠饷”，日见尪羸。至道光前期，被朝廷列为岁入要目的两淮盐课已累亏六千三百万两。96 这个数目比同期国家岁入的总额还要多出一半。事关国计，清厘盐务的廷议和奏章遂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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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16 由民变、吏治、度支、河患、漕政、盐法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危机一层一层地淤积于盛世的升平景象之中。当它们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罅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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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18 乾嘉之际，汉学已压倒宋学，煌煌然如日中天。然而日至中天，接踵而来的总是西坠之势，后来使汉学（清学）裂为两爿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托始于汉代，也分流于汉代。皮锡瑞说：“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谓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以历史过程叙其先后次第，则：“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至刘歆始倡古文经，而后东汉的一批经学家们“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97 显然，同古文经学相比，今文经学的资格要更老一些。但文字的今古异同所显出来的不过是外观一面，这两种经学能够各立门户，“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98 其分野的界限应当是从内里划出来的。“章句训诂”推求的是文义，“大义微言”阐发的是意义。文义需要考证，而意义则需要解释。所以，古文经学的源头和归宿都在经典文本之中，家法所传，既能以一字一句见功力，也易为一字一句所拘囿。其推演之际容不得一点活泛的浮想。没有浮想的嫁接，时务与经义就连不起来，两者之间的这一段距离，使家法中的学问人硁硁然抱元守一，“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99 由此产生的著述，可以增添盛世的文华，却不能回应衰世的忧患。与之相比，今文经学显然是另一副面目。清代最早有志于今文经的是庄存与。他也读一字一句，然而精神所注，则在于圣人的“约文以示义”。100 “约文以示义”，既说明了“义”由“文”示，又说明了意义在文义之外。这是一种无法由考证而得的东西，因此，治经的功夫并不在一字一句之中，而在于读出圣人的言外之意，“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101 这就需要附会和悟想。被称作“微言大义”的物事大半都是这样揣摩出来的。例如，《春秋》文公五年记“秦人入鄀”。庄存与引申而衍绎之说：“《春秋》之法，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爱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是以“秦人好用兵，而先见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后见之也。”102 这些话本身都是不错的。但《春秋》记事只用了四个字，圣人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是否一定融进了那么多的深意却是一个没有办法确定的问题。这种由历史空间所留下来的不确定性，为今文经学提供了解说的自由，其中必然会有许多自觉和不自觉的再创作。微言大义既在“语言文字之外”，103 自由的解说又是从各人已有的人生体验和知识构造里派生出来的，因此，今文经学的路数很容易产生“非常异义可怪之论”。104 继庄存与之后弘扬今文的宋翔凤，“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105 却又老是喜欢把阴阳、五行、谶纬羼入微言大义中去，使孔夫子显出些非理性的神秘来。然而微言大义总是在讲天道人事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天道的意蕴，也在人事。与古文经学疏证字义、文义的路径相比，人事最终不能不归趋于论政，并使古典因一遍一遍的阐释而不断翻新。在世路蹉跎的年代里，从这里发出来的议论能够以自己的回声对铜山西崩，做洛钟东应。由是，当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过去之后，以“魏晋以还，莫敢道焉”106 的《公羊》学为前导，今文经学蓬蓬然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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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20 今文经学发源于西汉，古文经学发源于东汉。所以，由古文经学而今文经学，在时序上呈现的是一种倒卷之势。梁启超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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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22 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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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24 他用一百八十多年以来儒学的走势说明今文经学的复兴，自有其以经学解释经学的道理。然而以经学解释经学，说的只是竖看一面。若横看学术思潮的嬗递，则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代谢又是一种与世运相关联的社会变迁。开始退落的旧潮与正在涌起的新潮都具有自己的群体性，并不断地在群体意识的翕合中折射出各自所代表的世风、人情、心态、价值。因此，旧潮的退落和新潮的涌起正以学风的变化昭示了那个时候人心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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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26 由于人心变动，所以，古文经学以累世之力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华衮，在另一种眼光的审视下显出来的却是周身破绽。因此学术思潮的代谢大半是从批判中开始的。魏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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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28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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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0 《周易》决疑，《洪范》占变之类是经学史上古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其中既有严肃的命意，也有经不起推敲的臆说。这两层意思的思想价值并不一样。但由此显示出来的“以经术为治术”，却是儒学中的一个深入人心的命题。在士大夫的用世之心久受文祸的啮噬和饾饤的研磨之后重新发舒这个命题，反映了艰难时世的殷殷呼唤。因此，以训诂、音韵、名物器服截断了经术转化为治术之路的古文经学，便成了后起的知识分子痛加掊击的对象。在另一个地方，魏源曾把乾嘉人物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一网打尽，历数“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之“争治诂训音声，爪剖析”，而后以一言做概括，切讥为“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09 这些人当日都有过名动天下的风采，然而仅仅隔了一代人的时光，他们就在酷评之下变得衰飒败落了。此可谓世风骤变。在魏源之前，与汉学相角抵的言论并非没有出现过。但时当“诂训音声”光焰万丈之际，这些言论只能是一种寂寞的孤唱。以此做比照，则世风骤变中的痛诋汉学之声已纷纷然成为一时群鸣了。嘉道年间久客京华而惯以冷眼看世间相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因此，汉宋诸儒，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今世通经之士，有施之一县而窒者矣，有居家而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经术以营利。故垚尝愤激，言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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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2 他对汉学的评估与魏源非常相近，而由吏治说到修身，其憾意则更深于魏源。世风因世事蜩螗而激变。所以，从批评中累积起来的意气一定会驱使后起的知识分子向汉学追究以学术误天下的责任。被目为“周知庶务，而一本儒术”的孙鼎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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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4 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读书实事求是，务明考证，以汉经师为法，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于时硕德名贤，布列朝野，急躬行而耻以言竞，风流笃厚，礼教相先，号为本朝极盛。其后日久，承学者始用私意，分门别户，造立名字，挟汉学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凭借权势，阴鼓天下而从之，士大夫于是靡然向风，争趋汉学，其言皆六艺之言也，其学则孔孟之学也，所托者尊，所当者破，猖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学术由是大变，宋儒之书能举其名者少矣，至于缙绅之徒，相诟病以道学。人心风俗，流失陷溺至于如此，尚可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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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6 他以学术的流变为界限，把“国初诸儒”与后来挟“私意”的“承学者”们分开来，然后词气锋利地一路倾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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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8 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戎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夫杨墨老庄，岂意其后之祸天下若是哉？圣人忧之，而杨墨老庄不知，此其所以为杨墨老庄而卒乱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人日食五谷而不知其旨，凡物之味皆可以夺之，然而一日厌谷必病，病久谷绝必死。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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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0 孙鼎臣的话很少有轻裘缓带从容论学的趣味，因此引申之际会不由自主地带出些苛刻来。但苛刻是从忧时之思里产生出来的。从他眼里看出去，漠视风俗人心的汉学一面与天下苍生的精神世界隔得很远，一面又以自己的漠视孵化出了另一种风俗人心，并由此而映衬出它们所据有的“孔孟之学”与圣人之道的显然相悖。所以，苛刻和忧思都反映了久被汉学排诋的那些儒学观念正在急迫地重新崛起。魏源和沈垚把汉学看作“无用”之物，同他们比，孙鼎臣的议论无疑显得更加深沉凌厉。后来做了中兴名臣的左宗棠把洪秀全与汉学连在一起，追究前后因果，“持论亦与芝房（孙鼎臣）相同”。112 这一类推论未必说明得了真实的历史联系，却能够使人十分具体地体会到汉学的声光在那个时候的低落程度。魏源、沈垚、孙鼎臣代表了乾嘉之后那一辈人的思考。他们常常用一种非常自觉的态度把自己与乾嘉人物划分开来。但细绎乾嘉人物的心迹，则可以看到其中年辈较后的人们蒿目时艰，也有过一点反思。嘉道间“专为汉儒之学”113 的陈寿祺在自己的文集里转录过两段取之于著述之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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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2 仪征阮抚部夫子、金坛段明府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抚部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之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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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4 “仪征阮夫子”是阮元，“金坛段若膺”是段玉裁。前者被人看作汉学护法；后者则以音训之学而久负盛名，然而他们在心底里对于汉学营造出来的局面都已失去了十足的自信。当世风骤变之际，是非常常别有新解，遂使门户中的人们也守不住藩篱了。于是古文经学在“如日中天”之后便被后起的舆论浇熄了光辉，一步一步地显出黯淡和背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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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6 古文经学的黯淡和背晦，说明了训诂考据提供不了为衰世里的众生详述指归的东西。详述指归一定要借助义理，然而训诂考证之学在排诋宋学的过程中已经把义理逐出了门墙之外。所以，在需要宏宣妙旨的时候他们便不能不露出一脸的枯窘，并因此而越发反照出挟微言大义而来的今文经学那一派咄咄逼人的磅礴。微言大义也是一种义理。115 在古文经学敛手的地方，今文经学能够“引《公羊》义讥切时政”，116 以“三统”、“三世”之说恣酣地放言因革。虽然由“三统”、“三世”衍发出来的文字里常常杂有一团一团的“要眇之思”，但它们用经术诠说治乱，期待“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117 的滔滔讽议，却为纷乱的世相画出了一条可以寄托祈想的理路。因此，清代的今文经学起于庄存与，立于刘逢禄、宋翔凤；至道光年间则喷薄而出，发为龚自珍的时论和魏源的策论，以忧危之言“规天下大计”，一时声光四射。时弊与时病的丛积，需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世间人说清大是大非。然而梳文栉字的博征和实证铸造出来的眼光，其志趣与乐趣都脱不出小是小非。与古文经学相比，今文经学的优长显然在于多了一点形而上。当乾嘉人物矜矜然贬斥宋儒的时候，他们都深信义理不过是凿空得来的无根之物，而握在自己手里的则是“实学”。但造化喜欢调侃人，在世局“殆将有变”118 之际，能够从本源上立论，为天下国家开出药方来的并不是“实学”，而是与义理同属一路的微言大义。社会变迁制约下的这种学术起伏，使人分明地看到：曾被汉学痛加挞伐而尘灰蒙面的义理，已在世路忧患的召唤下由今文经学带入了汉学之中。把汉学推向巅峰的古文经学是以排诋宋学起家的，而继起的今文经学却在排诋古文经学的过程中骎骎乎成了汉学里的宋学。读史至此，不能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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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8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发生于汉学内部。在门户之外，沉郁已久的理学则以廉（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之说裁量政教学术，把许多被古文经学遗忘了的话题重新推到了士大夫们的眼前和心头。在士林中的多数人忙忙碌碌地向音训、考据、辑佚、辨伪讨声望的时候，理学那一脉细细的香火是靠着桐城派里的几个词章之士延续下来的。后人叹为“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119 至嘉道以后，怀念程、朱的人已越来越多，理学也从一隅之地里走出来，进入了忧时之士的议论之中。在盛世与衰世之交的那个时代里，人心的变动同时又是一种人心浮动。变动和浮动引发于四海治乱，生民休戚；又明白地表现出经历了饾饤琐碎之后的知识分子在时艰迫来之际身心无所依傍的惝恍杌陧。因此，四海治乱和生民休戚的家国之思一定会拽着士大夫中的自觉者内省寸衷，为自己和别人去寻求安身立命之地。道光十七年，罗泽南说：“予迩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120 他后来以书生统兵立勋名，被谥为“忠节”，但这个时候还是湖南乡间蹭蹬于饥寒之中的穷儒。在相近的时间里，太常寺卿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已经做了京官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窦垿、何桂珍“皆从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121 这些天子身边的人们也在向宋儒之学讨取安顿身心的地方。他们中产生过在后来的历史上留下了深远个人影响的人物。居庙堂之高的读书人和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沿着各自的阅历、体验和思考都在重研理学，这种共趋反映了今文经学之外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忧患时势的心解和心路。与公羊学善用“三世”、“三统”解说世运的“俶诡连犿”之辞相比，理学的长技显然不在于放言纵论政事的因革。所以，其言之谆谆的道理很少有新奇动人之处。然而从另一面看，理学“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的践履和理想又在迂远之中沉蓄阔大，代表了一种能够凝聚中国社会的精神力量。由“三世”、“三统”演绎出来的托古改制之说不难动人耳目，而“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的践履和理想却意在入人心田。19 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已在暮云低垂中“四海变秋气”。但衰世的苍茫萧飒不仅仅见之于政事的枯槁破败，而且日甚一日地表现为人气的疲散麻木和猥琐迷离。吴廷栋曾与友朋论天下事，把后一面看得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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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50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达而在上，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穷而在下，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之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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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52 他的话里既有剥极而复的自觉，也有此心耿耿的强毅。两者都说明：乾嘉时代过去之后，复兴中的理学是以一腔危苦与四围散淡人气相撑持的，其“慷慨激烈轩爽肮脏”123 的蹈厉远远多于“方巾大袖冥目枯坐”124 的虚静。因此，19 世纪的理学群体没有重造出宋明两代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博大精深。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物直面一世颓波，心中回萦的始终是一种汲汲皇皇。性理之学的主敬主静也因之而化作前跋后踬中喑口焦思的危言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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