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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晚清的清流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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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一朝三十多年，先是清流起于庙堂之内，后是名士起于庙堂之外。两者曾渊源相连，但先后之间，又日益远而日益歧，日益歧而日益悖。这个过程急速地挪动了社会的重心和思想的重心，以清流与名士的嬗蜕，写照了晚清中国最后一段历史里士人自身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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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清议、言路和晚清的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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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里，中国的知识人曾长久地与清议相依存。这是一种从传统和文化的深处蘖生出来的勾连。顾炎武说“古之哲王”已“存清议于州里”，而后是两汉以来“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他深信正是有了这种被称作“清议”的东西，才能够“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1 儒学崇名教，但名教只能以清议为自己的主要存在方式。因此，清议虽源起于“乡评”，而其中所内含的蕴义却一定会使它在历史变迁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笼罩力，成为每一个时代士大夫的公论和通论。随后，公论之所在，便是天下的规范之所在。这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没有止境地重造和再造的过程。王应麟说：“清议废，风俗坏，则有毁宗泽而誉张邦昌者，有贬张浚而褒秦桧者。”2 他以宋人引述宋代史事，说明了孔夫子留下的道理其实是很容易被忘掉的。此谓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因此孔夫子的道理需要一遍一遍地讲。而古老的儒学耐得住讲了又讲，则又说明了其内里的谛义自有超越人世兴衰而不可磨灭的一面。所以，在没有止境的重造和再造里，儒学虽然古老，清议却可以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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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造就了清议，然而清议一经形成，士大夫自身同时又成了被造就者。在科举取士成为制度以后，这种依存尤其深入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钱穆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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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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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取士以规定的知识为尺度，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公平，也使原本的门阀世界变成了“举子士人之天下”。然而知识尺度又是一种有限的尺度，它不能用来丈量德性，因此，在“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面前，考试制度的作用便走到了穷尽处。朱熹当日说，“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4 他所深深不满的，正是科举制度与君子人格的脱节。但科举制度可以与君子人格脱节，中国社会内在的结构却不会允许士大夫群类整体地与君子人格脱节。对于求科名的读书人来说，知识尺度的作用终了的地方，已是清议开始的地方。每一个士人都不得不入清议，而一入清议，则终身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在那里是得不到道德的自在和自由的。与科举制度以知识为尺度相比，清议以义理为尺度。用这种尺度通量人和事，于是而有一个时代的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都是为了向天下明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什么事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明示既立，则成准则。在没有宗教管束的中国，清议承担了对于读书人的是非管束和善恶管束，而后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都会成为塑造，使“举子士人之天下”获得科举制度所无法提供的德性上的稳定。清议是一种管束，然而清议又是一种群议，并由共论而形成公论，在这个过程里，清议的主体和范围都是士人。因此清议不是被组织的，也因此清议不是能够被操弄的。不能被组织说明了清议的自发性，不可被操弄说明了清议的自主性。这两种基本品格，决定了义理衍生出来的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始终代表着多数人的意见、意识、意志和主张，并因此而始终为多数人所接受和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清议的管束其实是士大夫的自我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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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由个体构成，所以个体与多数之间应当具有一致性。当日李慈铭（莼客）会试出编修林绍年（赞虞）房，而自负才学，藐视房师。“某日造谒，赞老谆劝之曰：‘贤契学问虽佳，而字殊欹斜，恐朝殿考差，尚须努力。’莼客唯唯，退则大诟，遂久不通问。及赞老以直谏忤西后意，谪云南昭通府，声名动天下。莼客大叹服，亟进谒，致慰饯，执弟子礼甚恭。”5 在这个故事里，李慈铭的自负和傲岸是一种个人对个人的私意，而林绍年“以直谏忤西后意”则越出了个人对个人的范围。就其原意，“直谏”与李慈铭本自无涉，但作为庙堂行为和典范行为，直谏已在天下注目中体现了儒学赋予士人的群类道义和群类责任。林绍年以承担道义和责任受贬谪，因此，林绍年与每一个士人都有了关系。李慈铭的“大叹服”，正是沿着这种关系表达出来的一个士人对另一个士人的敬意。而由“大诟”到“大叹服”，则又具体地演示了个人对个人的私意是怎么样被士人对士人的敬意所融化的。“叹服”不是压服，不是说服，以此比照由多数人的推奖而造成的“声名动天下”，可以明白地看到个体汇入多数的自愿性和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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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个体有多样的境遇，清议只有一种尺度。以一种尺度管束多样境遇，不能不使面对清议的个体，常常要成为一个面对多数压力的个体。在这种压力的背后，是千年传统留给后人的“一玷清议，终身不齿”的天经地义。因此，长在压力之下，每一个士人都不得不畏，不是由敬而畏，便是由惧而畏。在这种敬而畏和惧而畏里，已经出仕和尚未出仕的读书人，无分功名、功业、身份、地位，都是压力下的平等者。蒋廷黻作《中国近代史大纲》，其中一节说林则徐因身入中英冲突而“看事较远较清”，却“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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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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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则徐一人之“提倡”能否催动彼时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极可疑的问题。但这一段责备贤者的文字刻画晚清士大夫之害怕清议则是非常准确的。可以供同一类阅读和思考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九年他奉旨办理“天津教案”，由此走入内外交困，既苦于不能向外国人讲中国人的道理，又苦于不能向中国人讲外国人的道理。身心俱瘁之日，家书中述心事，念念不忘而一说再说的都是怕清议。这个过程前后两个多月，而从他刚刚到达天津起，头上已经悬着一片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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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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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后说的是一面做事，一面杌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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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从地山（崇厚）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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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八天，信中既自叙深自刻责，也自叙委屈怫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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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之数，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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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五天，他再说津案引发的苦恼，而能够写得出来的却只有一声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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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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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的曾国藩，已经以事功成重臣，在当日的朝廷之内和朝廷之外，他都是人们心中的宿望和元老。但置身于一世之清议面前，他仍然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人。“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说明曾国藩未尝不知道清议中会天然地内含着苛论。而身遭訾议之际，他所能做的，只有忍受和顺受，把咽得下去的东西与咽不下去的东西都咽下去。清议中天然地包含着苛论，因此，敬而畏和惧而畏都会有不自愿。然而正是这种不自愿，迫使传统中国已在治天下和将要治天下的士大夫群类常在紧张和惕厉之中。作为握有政治权力和影响政治权力的人物群，他们是中国社会里万千人的支配者；然而他们感受的紧张和惕厉则同样出自中国社会，是随权力而来的一种当然的匹配物。因为随权力而来，所以紧张和惕厉都不是个人所能剥离的。奕管夷务之日，曾以“宁可以身当祸，断不能受万世之讥评”8 自明其志，短短的一句话里，包裹着异乎寻常的沉重。他手里的权力大，与此相对称的，是他精神上承受的紧张和惕厉也大。阅读这些历史人物在清议压力下呈露的心理世界，可以明白地看到：因清议的是非管束和善恶管束而产生的由敬而畏和由惧而畏，其真义都在于使士大夫群类中的每一个个体了解自己的不圆满性和有限性，并因此而懂得，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他们不得不怕的东西。人多了一点害怕，便会多一点谦卑，少一点恣睢，而后，他们握有的直接权力和间接权力才不会过度肆张。这个过程可以造就君子，也容易产出伪君子，然而士大夫公然践踏礼法而面目狰狞，一群一群地甘居下流，则未之见也。清议从整体上用管束塑造了士大夫，其程度和限度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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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是士大夫的自我管束，但自另一面而言，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其间的题目都是以天下为视野，又是以天下为对象的。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和事是士大夫的议论所不能到达和不能笼罩的。它们的关怀所在与庙堂的关怀所在相一致，因此，清议虽是士人的群议，却久已被引入庙堂，成为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清议引入庙堂，同时产生的是一朝一朝的言路和谏官。在中国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理想里，因为清议重，所以言路和谏官也重。欧阳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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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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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的谏官应当是一种清议的人格化。他们据有言路，自觉而且执着地把士大夫群体的意见、意识、意志和主张送到帝王的面前。就其本意来说，谏官“与天子争是非”，其实是士大夫群体与天子争是非。因此，从宋代到明代，谏官常常成为庙堂里最高亢的一群人，而天下人从庙堂之外远看庙堂之内，谏官也常常成为最醒目的一群人。高亢和醒目交相为用，其间的异乎寻常，是明人因言事而受责扑，“有以廷杖几次署为衔牌以相夸诩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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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清代，是一个言路不振的时代。康、雍、乾三朝因文字致祸而家破人亡的事经常发生，读书人便无章法可循。“与天子争是非”本以讲理为前提，但文祸的用意却在一意摧锄。君权一意摧锄士人的矫激，则矫激被压抑，言路也被压抑。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士林不倡风骨气节。咸丰年间孙鼎臣处已乱之世，追想明代“四海无不可言之人，百官无不有当言之责”，致“天下之士，闻风慕义，感慨奋发，争自树立”，称为“知立国之本”。而后慨乎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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