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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900 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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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是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以世路蜩螗说人间景象，也是近代中国不宁的一年。从春夏之间开始，“灭洋”、“勤王”、革命次第起于华北、华中、华南，各立宗旨以聚群体，在血色中生，又在血色中没。由此牵出的沤浪相逐使中国社会在连串的历史冲突中一路颠沛。太后、将相、疆吏、志士、民众、党人都卷入动荡的旋涡之中，先后成了造时势的人和被时势摆布的人。这一年岁在庚子，在它留下的多事之秋里有许多人物和场景都不会被湮灭，而北方的义和团与长江流域的东南互保则是这一年里以一方之力拽动天下者。它们由不同的抱负而走向不同的结局，并以各自的结局影响了继起的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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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交冲六十年之后，义和团蓬蓬然起于山东直隶。由此汇聚的万千“拳民”都出自下层社会，他们在西潮冲击下的经济改组过程里备受磨难，一群一群地成了失所依附的人；又因西教浸逼所促生的文化冲突和利益冲突而怨忿日积，一群一群地成了民教争斗中的发指眦裂者。因此，汇聚了这些困蹇人口的义和团，同时也汇聚了他们背负的磨难和怨忿。而后久蓄于一身一心的磨难和怨忿便合群泄出，化为喊声与回声交作的“仇洋”和“灭洋”。当四方拳民向京城涌去的时候，愤火所驱，往往群自为战，毁电杆、拆铁路、焚教堂，并且由物及人，围追堵杀大毛子、二毛子。怒气与戾气勃勃然交杂地漫延于庚子年间的华北，显示了下层社会对西潮迫来的激烈回应。时当列国环伺，在他们为命运抗争的群起一决之中，正包含着民族抗争的历史内容。然而一时汇聚的拳民大半是从旧的生产方式中走出来的，这种生产方式所构筑的那个世界正在社会变迁中碎裂，但那个世界又是他们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所以，万千拳民的“仇洋”和“灭洋”不能不以回归旧的生产方式为出路。他们容不得教士，也容不得已经融入新生产方式的“南人”。1 后来李大钊曾以经济说因果，由义和团的猛烈排外而直言其对于“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2 溯其本义，“反动”正是在抵拒中走向回归。由于抵拒和回归联为因果，激起于“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3 的义和团从一开始便非常明白地以守护传统为自觉意识。三十年以来，中国士大夫因自强与变法而新旧交争，又因新旧交争而人以群分。因此，下层社会执排外以卫旧序的万众激越一定会与士大夫中的固守旧物者发生感应，并使其中最否塞的一部分人岌岌乎跃入万众激越的猛烈排外里。于是，曾与开新久相对峙的守旧一方随之而声势盛涨，在夏季的北京成了支配朝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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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北在“灭洋”与卫旧的斗杀声中四面动荡的时候，南方的疆吏与士夫绅商们却别有怀抱地冷眼远看，并由冷眼远看而联手相结，同“沪上各国领事”和列国“来华水师提督”立约，议“互保东南、不犯长江”。4 诏旨严催天下督抚“杀洋人”，以此对比长江流域的中外互保，则后者显然是对于朝局的遥相颉颃。三十年之前，内战还没有止息，而效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已在外患的逼扼下发轫于东南。由此作始，日后的岁月里，东南遂成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西来的形而下和形而上在这里催发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节节嬗递，造就了开新的人物与思潮。在这个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常常使新旧之争与南北之分交叠在一起。因此，庚子年间长江流域的中外互保虽然旨在“留东南以救社稷”，而由此形成的南方颉颃北地，则显然地昭示了三十年新陈代谢之后的分化和分野。合力肩撑东南互保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之声气相通的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奔走指画于其间的盛宣怀、赵凤昌、沈曾植、汤寿潜、张謇、何嗣琨、沈瑜庆、陈三立、施炳燮、汪康年等等，大半都属自强变法和维新变法的局中人与同路人。虽说自强维新各成一段，但在三十年新旧嬗递之中它们都同出一脉并前后相承，面对华北的万千义和团拳民，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已经非常模糊。这些人因东南互保而联类相聚，其心同此理的识断正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与开新结缘的人物、群体和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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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的中国，开新与守旧都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和忧患，其间的分界未必没有一点同一。然而从戊戌之秋到庚子之夏，前者与后者已经由论争而角抵，并在角抵中牵动杀机越走越远，不复能以语言文字相沟通。积久的新旧之争因之而在激化中达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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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夏之交至夏秋之交，庙堂的排外和民众的排外合流于天子脚下，使卫旧成了国家政治中的强势。但这个过程唤起的情绪和意气又是一种淹没理性的盲潮。盲潮涨起，涮落了卫旧本有的理路与思想，剩下的便只有千古岁月留在人心里的蒙昧了。而后北京城里“坛场殆遍”，攘夷的愤怒与烧香、焚表、请神、持咒的热忱融为一时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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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众所佩辟兵符，以黄纸朱砂画之，其象有头无足，面尖削粗具眉眼，顶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犬牙诘屈状。心下秘字一行云：“冷云佛前心，玄火神后心。”且持咒曰：“左青龙，右白虎，冷云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谓持诵则枪炮不燃，固未验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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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洋的拳民奉仙佛，灭洋的士大夫也奉仙佛。一个御史说：“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口，夷舰触龙背皆立沉，此天所以灭夷也。”另一个御史“与关壮穆语，得篆文帛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6 这些话都不能用人间的道理来究诘，而彼时却正是盲潮中的强音。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历史延续中的一面，卫旧自有义理和纲目，其立论并不以蒙昧为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庚子年间的华北，则卫旧因万千人的簇拥而居强势，也在万千人的搅动里成了与蒙昧同义的东西。因此，当八国联军以枪炮杀人“如风驱草”，恣睢地击溃了团聚于烧香、焚表、请神、持咒的群群拳民之后，守卫旧物的喊声和回声便同“青龙”、“白虎”、“冷云佛”、“玄火神”一起，在窒扼中一时俱寂。洋人用枪炮证明了蒙昧并不是一种排外的力量。轰然而起的义和团又轰然而散，其“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7 。随后，在联军兵威的督视之下，当日佑拳的亲贵和达官一个一个成了被惩办的“祸首”。这些人倾力把卫旧推向顶点，也使自己和卫旧一同走到了尽头。庚辛之际正在做京官的叶昌炽旁观尚书侍郎们被牵到菜市口去“正命”，曾联想前后而深致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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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杨深秀）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赵舒翘）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反手复手，倾刻间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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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南人与北人、汉人与旗人、少年新进与老成旧辅的对举刻画了 19 世纪末期政潮的起伏，而后人读史更容易看清的却是贯穿其间的开新守旧相斗相扑。戊戌年间守旧摧锄维新，洒了一地的血迹。然而由庚子反视戊戌，则相隔不过两年。摧锄者已被一网收入遣戍、正法、赐死、革职和身死夺官的天罗罩下，变成了别人摧锄的对象。随着他们在生路上和宦路上走到了终头，曾在朝局中据有强势的守旧便因外力的剪芟而凋落，转为国家权力结构里奄奄无气的一方。他们的身影消失之后，庚子夏季居东南以远抗京师的那个疆吏群体遂廓然恢张而万众注目，在收拾时局的过程里成了天下重心所归的一方。而后，三十年自强变法和维新变法催生的种种主张矍然重起，发为庙堂里的奏议、幕府中的策论与报章上的时文。由此汇成的滔滔议论虽然间有异同，而此中共相则在呼应和群鸣。在劫后的中国，这些从笔底泻出来的文字为刚刚过去的人间剧变所反衬，忧怖交集，尤易动人心目。于是，半因说理和感染，半因震慑和冲击，本属少数的思想便急速地影响并支配了彷徨四顾中的多数，翻出鼓荡人心的时潮。遂使“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9 当 20 世纪来临之后，开新变法之说已骎骎乎笼罩朝野而独步一时。时人曾感叹“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10 对于亲历过那一场天翻地覆于倏起倏落之间的人们来说，世路上的生死、盛衰、浮沉、悲欢都是不容易忘记的。然而由人事的代谢寻历史的脉理，则“庚子之役”犁动更深的一面洵在三十年相持之后的新旧消长。它们一旦出现，就会从结果变成原因，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也制约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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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旧消长，庙堂里的是非变，天下人的是非亦变。对于身当旧邦新造而又久苦步履艰难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别开生面。但庚辛之交的新旧消长不是由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催生出来的，而是在外力的逼迫下促成的。因此，新旧消长之际，常常伴随着民族心理防堤的碎裂和崩塌。一则记载描述其时的京城社会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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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遍悬门巷，箪食壶浆，跪迎道左者，不胜指屈，其时朝贵，衣冠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者綦众，今悉讳其名。犹得曰为保护资产身价计，无可奈何而出此下策，并非真心之爱戴他人。迨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睹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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谀外一旦成风，则会在传染中漫无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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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德长胜”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义诸界亦莫不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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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者因此而感慨系之：“彼外人讵能解此华文为歌颂之义？而丧心亡耻一至于斯！”11 四十年前，英法联军陷北京，逼出“庚申之变”。朝官士大夫身在炮口俯视之下，有逃奔，有藏匿。但逃奔和藏匿激生的都是敌忾与愤怒。城中儒生劫中记实，往往涕泪交流，血脉贲张，“呜呼痛哉”。12 所以，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不会有媚外之心，也不会有媚外之词。在僧格林沁堵截西人的蒙古马队被洋枪洋炮打散之后，他们的心中还有一道用历史和传统做成的防堤。然而人心是一种强韧的东西，人心也是一种脆弱的东西。以“庚申之变”中的逃奔、藏匿和愤痛比“庚子之变”后的“衣冠鼓乐”曲身相迎，显见得两代人面目今昔异样。在后一代人的“丧心亡耻”里，可以直观和记录的是种种卑鄙猥贱。而众多的卑鄙猥贱“莫不皆然”地四漫，则卑鄙猥贱已越出了士大夫个体的德性之病；它们演为染污染浊的一世颓波，折射的却是世纪之交的人心丕变。由于人心丕变，在庚子年间的华北，士大夫所代表的上流社会里有“亡耻”，被称作“北民”的下层社会里也有“亡耻”。《拳事杂记》曾收录过一封信，说的都是津沽时事。其间有一段专门写义和团人物在潮来与潮退之间的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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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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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因仇洋而见血的场面以太重的杀气写照了排外的极端。然而当八国联军由海口登陆，以武力致胜之后，团中人一时仇洋意敛，杀气都消；种种举措，“今乃大异”，使世人看了非常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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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袴，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自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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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的极端一翻手间变成了媚外的极端，见不到一点游移和过渡。事隔百年，已无从推断当日的团众里究竟有多少人曾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记事的文字勾勒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众生相，因之而有“嗟吾北民，是岂知人世有羞耻事耶”的沉重叹息。一个故事说津门有董姓富户，拳事盛时，“曾有一大师兄入宅持刀吓之，董焚香行礼始免。后于破城之日，董路遇此大师兄，手执小白旗，上书曰，‘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13 短短的一句话，说尽了精神和意志的崩溃。一批一批的人由持刀者变为执旗者，画出了团众的归宿，也画出了 19 世纪走向 20 世纪之际下层社会的心路迷失。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雇用的一个包车夫当初曾是拳民，但“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玛丽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他从义和团的“洪钧老祖”和青龙白虎转向天主教的耶稣与圣母，虽然跨度既大且急，却是比较之后的抉择：“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14 与前一个故事里的“大师兄”相比，后者显然更多地表现了主体的自愿。这些个人故事提供了历史的细节和细目，真实而具体地说明了曾在万千人心中生根的东西是怎么样被打碎的。中西交冲六十年，是中国人的夷夏之防和夷夏之辨被外来暴力一遍一遍重挝猛击的过程。每一次挝击都留下了血痕和裂痕。在血痕与裂痕的层层交叠下，物力筑成的夷夏之防节节坍落，断成碎片；但由心力筑成的夷夏之辨虽然久经击打满身裂罅，却依然一年一年地衍续于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以它所派生的种种观念从精神上支撑着中国人口里的多数。这是一种不容易打破的东西。然而庚子年间万千人卷入的“拳变”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烈度灭洋排外，又在快枪重炮的逼拶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反面退去。潮来潮退之间，六十年维系人心的夷夏之辨最终因剧烈震荡而分崩离析。与之俱碎的是那一道历史和传统做成的民族心理防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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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夏之辨来比对中西，是用一个时代来度量另一个时代，其间的尺寸常常与实事和实理相去太远。但作为千年历史孕育出来的一种凝固意识，它又在强邻交迫之世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了可以依傍的精神支托。因此，当夷夏之辨及其派生的种种观念在震荡中分崩离析之后，随之出现的是一片迷离和虚空：旧的民族心理防堤已经倒塌，新的民族心理防堤还重建无期；两间所余，是一群一群曾经久惯依傍而突然没有了依傍的人们。庚辛之际的新旧消长与这种广涉众生的人心丕变发生在同一个过程之中，两者虽然各成一脉，却因之而既相羼又相融。由于旧消新长，开新便成为涌起的时潮；由于失所依傍，追蹑时潮便成了愿想中的依傍。新旧消长于一个没有依傍的时代里，为当日的中国和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急迫的奔涛和吹卷的浮沫，理想的摩荡和人心的躁动，天边的五色祥云和脚下的歧路舛错。庚子后一年，梁启超曾作《过渡时代论》，申说“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其中有一段富有深度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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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凡过渡之利益，为将来耳；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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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智者，他预言了过渡时代里的“瓦砾狼藉，器物播散”；作为一个健者，他又不恤过渡时代里的“瓦砾狼藉，器物播散”。然而用“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指譬过渡时代，说的正是一种两头不到岸。梁启超意中那是一个短期（“顷”），以后来的事实作测度，这一段历史其实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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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古今中西交困之下，过渡时代的人们也生活在古今中西交困之下。但隔了庚子与辛丑，同一个题目的理路已全然不同。19 世纪 70 年代之初，曾国藩被天津教案拖入中西交冲，身心俱苦；事后发议，言之深切的是“理”和“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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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恭苶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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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讲的是强弱和利害，理讲的是善恶和是非。西方人挟工业革命之后节节扩张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东来，以民族战争的重槌打破了中国人用藩篱围起来的国界，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势的凌厉。此后的中西交冲，据有理的中国人遂成了为势所抑的一方。然而为势所抑是屈于力的结果，这个过程不会消泯是非善恶之界。因此，19 世纪的六十年里，中国人总是徊徨于理和势之间，厄于势而抱持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里受困，弄得遍体鳞伤，由此说理说势，归结为“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他用八个字表达了为势所抑的一方心中执守着伸张理的愿望。在那个时候，这是身处中西交冲之世的中国人共有的常态。但 20 世纪的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走出了理与势之间的徊徨。潮头健儿以言论醒世，大半都善用物竞天择那一套道理诠解中西之争。1902 年，志在开新的蒋观云在《选报》载文论说“竞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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