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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三节 养廉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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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收入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钱从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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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做法是把“火耗”征收，也就是附加税的征收公开化、规范化，由州县政府漫无边际的私下征收改为省政府统一公开征收，不直接进入地方官腰包，收来的“火耗”取一部分作为各级地方官的养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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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做法一开始受到很多中央官员的反对，认为这样会增加百姓的负担。但是雍正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会增加百姓负担，相反还会降低百姓负担。因为收入不足，大部分官员势必会搜括百姓，而且由于缺乏监管，他们会比实际需要捞得更多。所以“火耗”私下征收已经实际存在很久，养廉银改革只是使它由隐性变成显性，而且得到了国家公开监管，有利于限制“火耗”的恶性发展。确实，“火耗”归公，由省政府公开进行征收，收到的钱进不了地方官的私囊，与地方的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因此各地的“火耗”征收率普遍降低。改革之后，山西省的火耗率由原来的30%~40%，降到了20%；河南省由原来的80%降到了13%；山东省由原来的80%降到了18%。这样一下子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局面，人民的隐形负担相对减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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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雍正皇帝的养廉银改革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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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增加官员的收入，结果自然是清官吃不饱饭，贪官贪婪无忌。雍正朝以前，地方官员大部分人虽然名义上工资不高，但灰色收入极高，而且国家无法监管，实际上让大部分人都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罪犯”和“窃贼”，生活在罪恶感之中。“以下养上”的财政格局，也让官场上不得不官官相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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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廉银改革使财政资金由省级政府支配，规范用途，拨给下级，划清了公私的界限，明确了资金使用的程序。养廉银改革使官员的薪俸收入有了明显增加，也让地方官员的收入显性化、透明化、制度化。地方官可以凭光明正大的收入生活，而不再靠贪污受贿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改革之后，下级没有必要也没有财力向上行贿，上级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监管下级。这就打破了长期形成的“下养上”的局面，增强了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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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养廉银改革之后，雍正就可以正式禁止“陋规”。雍正认为，厚给养廉，就是要让官员“从容不窘”，则自然不贪。“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实施后，官员的合法收入已经可以满足需要，收受规礼自然就少了最重要的借口。在此基础上，雍正皇帝开始禁革“陋规”。他明令禁革一切节礼：“在地方官薪水之资自不可缺，但于属员之手接受节礼陋规，则断乎不可。目今各省内或有尚未分给养廉之员，著各省督抚悉心商酌办理奏闻。宁可以州县应出之项解至藩库，从公发给，而不可使其自相授受，废公议而徇私交，留礼仪交际之名而长贪婪贿赂之弊也。倘再有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清世宗实录》卷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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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严厉警告各级官吏，在实施养廉银改革后，“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2]。雍正心狠面冷，说到做到，下手无情。“贪倡之徒莫不望风革面”，就此洗手。所以从当时地方官的汇报看，禁革“陋规”确实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比如年希尧就任广东巡抚后，概行拒收下属例行节礼；广西巡抚孔毓珣上任伊始，也将衙门节礼“尽行不收”；广西布政使刘艇琛对各属所上节礼也“分毫不敢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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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说：“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清世宗实录》卷九一）养廉银改革使雍正年间至乾隆中期的半个世纪里，大清王朝贪污大案明显减少，吏治面貌大为改观。雍正十三年（1735年）六月，雍正皇帝在去世前三个月，对“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改革十多年来的实施情况做了一番总结。他说：“山西巡抚诺岷始请提解耗羡之法，……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此中利益，乃内外之所共知共见者。”（《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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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雍正的养廉银改革，历来评价都比较高。比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目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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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对清朝的养廉银改革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养廉银制度实施以后，“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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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清代的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经费的不足，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中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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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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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7）》卷八三，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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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古文十弊》，文物出版社，1985，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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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商务印书馆，2017，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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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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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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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成功的帝王之一。从纵向对比，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时代；从横向对比，乾隆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有以下这些数据来支撑：第一，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虽然对那个时候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方法有各种争论，但是用大多数人认可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以上，远远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要多。第二，乾隆时期的疆域广阔，人口数量激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千米，大约是今天960万平方千米的1.5倍。所以乾隆朝的疆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的第二大疆域，而且和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样的是，清朝对整个疆域内的实际控制力是最强的。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朝代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徘徊在几千万之间，只有少数几个节点突破了一亿。而由于前面有康熙、雍正两代的统治，乾隆继位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达到了1亿4000万；到乾隆退位的时候，则突破了3亿的大关。也就是说，乾隆让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国古代，人口增长一直是统治者统治成绩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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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点，出现在乾隆时期。推动这个盛世顶点出现的诸多原因当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乾隆前期的惩贪抓得非常有力度。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了解得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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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清代惩贪最坚决的皇帝，大家通常认为是雍正。其实乾隆前期比起他的父亲来，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乾隆皇帝是清代惩贪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也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酷刻薄的一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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