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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五节 享乐：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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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大臣都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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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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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清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治理水平最高，皇帝整体上自我约束能力最强，也比较节俭的朝代。比如许多人都到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去玩过，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清代的皇陵，整体上，都比明代的规模要小，没有明代的气派。再比如，明代太监的数量，一度达到十万人之多，而清代呢，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千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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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代国家的收入和皇帝个人的收入，从顺治初年开始，就是严格分开的。顺治初年，清王朝设立了一个机构——内务府。这个机构是服务于皇帝个人生活的，相当于皇室的大管家。国家的收入入国库，由户部，也就是财政部来管。而皇帝个人的收入，归内务府来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皇帝就有了自己的固定工资，收入来源固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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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清代皇帝的个人收入，都从哪里来呢？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第一，皇帝在各地有皇庄，这些皇家庄园每年出产的东西，是皇帝的主要收入。清代的皇庄主要设在北京附近和东北地区，相当于清代皇家的“特供农场”，生产优质无公害的猪羊鸡鸭、瓜果梨桃和大量蔬菜，供皇家日常基本消费。第二，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第三，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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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清帝国财政的蒸蒸日上并不能直接保证皇帝日常消费水平的水涨船高。一般来说，由于皇家庄园的规模有定制，内务府经营水平也有限，不管国家税收如何迅速增长，皇帝个人的收入却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满足其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收受贡品。奢侈品的消费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没有钱大量购买；二是体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场上与商人讨价还价购买奢侈品，显然不妥。更何况，喜爱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则中的头等禁忌，不可为民众所周知。所以官员们进贡与否、进贡多少、贡品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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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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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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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1]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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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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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晚境顺遂，高枕无忧。刺激政治家励精图治的，无外乎两个因素：首先是对手的存在，其次是雄心的催逼。经过一生经营，到了晚年，乾隆已经消灭了所有威胁和对手，皇位之安，稳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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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成功之巅，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成功者的自豪、自得与成功后的茫然、失落一并油然而生。他可以做的事，似乎只剩下栏杆拍遍，悠然自赏了。气可鼓而不可泄，进取之心一旦衰退，享乐的欲望就会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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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人生已经接近尾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这个时刻，抓紧时间犒赏一下自己，报答一下数十年来的辛苦艰劳，似乎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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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有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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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之家成长起来的人，往往逃不脱对于奢侈品的迷恋。雍正皇帝在史上以俭朴著称，但杨启樵先生的《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一书则有力证明了他实际上物欲极强，私生活相当奢侈豪华。乾隆皇帝在这一点上青出于蓝。至今还没能成为亿万富翁的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大富大贵中人对奢侈品的狂热痴迷。其实奢侈对他们来说，主要是代表一种完美主义的生活态度。奢侈品所展现的不只是昂贵，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惊喜和极致，因为它们代表了人类创造物质的最高境界。事实上，这种爱好完全类似于毒品，因其没有止境而让人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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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乾隆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苛刻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既已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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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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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实上，他们用于工作上的心思远远没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恶上的精力多。整个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扳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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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楠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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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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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下属不惜任何代价收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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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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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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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乾隆皇帝的诸多历史第一中，还可以加上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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