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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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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意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使皇帝大为生气。[1]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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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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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但是清代实行低薪制，一品官员年俸也不过一百多两。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几百几千两不足以警戒其心，于是决定法外加罚，罚掉官员的养廉银，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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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大权在握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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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动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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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当然就更多了。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这个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八万两；而特成额同样因为辖内老百姓余方得自缢，交两万两就可以过关；李天培则因为管理监狱不善，导致“遣犯脱逃，重囚监毙”而交纳四万两；而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交纳三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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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更多的官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以致商人拖欠甚多”[2]，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合，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了钱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西宁不得不出卖家中不动产来交纳此项银两，事后还要因为保住了脑袋而给和珅寄信表示感谢：“更戴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惶悚激切之至，谨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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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3万两上下，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384 000两，下面是《密记档》中的几笔记载：全德奏交苏州织造任内应赔罚料银并关税短少银共28 772两；三宝奏交自行议罪银共110 000两；巴延三奏交自行议罪银80 000两；征瑞奏交国栋名下入官银50 000两；西宁奏交自行议罪银80 000两；李质颖奏交自行议罪银140 000两，又关税短少银30 000余两，共银170 000余两；和珅代奏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等议交银50 000两；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议罪银80 000两；征瑞奏交范清济自行议交银80 000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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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这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还警戒了不法的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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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事实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万两“零花钱”，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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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的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罚钱了事。正如尹壮图所说：“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此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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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对于非法经营的商户一罚了之，只能促使他们扩大非法经营业务来弥补被罚的损失一样，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地搜刮。有的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而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贪污受贿”来获取议罪银所需银两。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要交三万两议罪银，向他求助。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交给弟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交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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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赖惠敏：《清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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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记档》，见《文献丛编》（第2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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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密记档》，见《文献丛编》（第2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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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密记档》，见《文献丛编》（第2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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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二二，列传第一〇九，《尹壮图传》，中华书局，1998，第2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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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七节 不断升级的腐败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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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社会，想要根除贪污，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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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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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后期，腐败形势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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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暴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小小的威宁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九万两之多。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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