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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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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种分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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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依性质的不同，就中国古代各种分类资格，做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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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格 即任职必须具备的知识与能力。战国秦汉的文法吏选拔，是以法律、文书、财会知识为条件的。汉简中有一种记叙吏员个人情况的文书，就涉及了吏员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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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候官并山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简号一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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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候官始安隧长公乘许宗，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简号三七·五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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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即专业资格。其后的“文”或“武”字，用以标明“文吏”与“武吏”之别。可见文吏、武吏有共同的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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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选官，有“四科”之制：“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4)简单说，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治剧科。“剧”是难治的县，例如三辅之县，能治理这种县的人才称“治剧”。除了“德行”，后三科与任职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直接相关，都属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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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医官、画师、天文官等，需要以医学、绘画、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技能，作为他们的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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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考资格 由年劳与考绩获得的资格，是最基本的官员资格。邓小南先生概括说：“象征地位的官资，是由出身、年劳、考绩、功过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其核心则是年劳。任官年久则资深——这就是在铨选中与考绩相并行、相对立而存在的年资。”(5)劳考资格的运用，在秦汉就已相当发达了(6)。在上引汉简中所看到的“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就是吏员的勤务记录，与劳考相关。劳考除了以年月日计算之外，汉代还用“若干算”来计算(7)。此后历朝，都存在考勤与考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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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资格 劳考之业绩，当然也是一种“功”，所以考课也叫“考功”。但某些功勋与职务没有直接关系，例如以军功而任文职，纯粹是一种奖酬。商鞅变法时，建立了一种“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的制度：“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以官职奖励斩首之功，很早就遭到了韩非的批评，说它“未尽善也”，是“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8)。但后代仍有类似情况，例如唐朝的叙阶之法，其条件之一是“有以勋庸”。“勋庸”就是凭勋官入仕，而勋官来自军功，共十二转。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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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品”一栏所列，是勋官自身的官品；“叙阶”一栏所列，则是勋官所获任官资格的品阶。比如上柱国，自身地位是正二品，但其任官资格只有正六品上，只能担任六品左右的职事官。功勋资格与劳考资格有重叠之处，但在概念上可以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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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资格 通过考试而给予任职资格，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录用制度。考试制度在秦汉就萌芽了。秦汉有“史学童”，17岁入学，经三年学习，由中央的太史令与各郡郡守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史籀》十五篇，讽书若干字及八体书法，其优异者任命为令史或卒史(9)。这样，每年都会有若干史学童经培训、考试而加入吏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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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建立太学，也建立了考试制度。汉平帝的太学考试，分甲科、乙科、丙科3等，分别任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汉桓帝时的太学考试，每两年一试，初次试二经，以后每两年增考一经，再依通经之多少，分别授予文学掌故、太子舍人、郎中；达到了通五经的程度，则直接补吏。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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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汉代察举，明经科要“射策”，贤良方正科要“对策”。东汉后期孝廉也采用了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儒生与文吏分别考试经学与文法。汉晋十六国的贤良方正等科目，对策有上第、中第、下第3等，任官有议郎、中郎、郎中3等(10)。这样看来，汉晋资格管理中已有学历的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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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明清的科举学历或学位，无疑也是一种考试资格。明清的学历有童生、秀才、监生、举人、进士等。此外，翰林院是高级研修机构。明朝自永乐始，翰林院承担起培养庶吉士的任务。庶吉士出自进士二三甲，不是职官，而是一种高级研修生(11)。他们有导师、有教材、有课程、有考试。考试有月试，三年修习后也有考试，原先为二甲者授编修，原先为三甲者授检讨，成绩稍次者不留院而外任(12)。清朝的进士中能经“馆选”而成为庶吉士者，约占22.54％。“能考中进士已属殊荣，中选庶吉士更显得艰难和荣耀。”(13)清朝庶吉士三年“散馆”，仍经“御试”，分3等授官。翰林修撰、编修来自进士一甲三人，多数由庶吉士考升。翰林数年一次“大考”，成绩分4等(14)。既然庶吉士、翰林有修习、有考试，把它们看成学历，应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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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资格 现代政府对文官当然也有德行要求，但主要是职业道德。中国的“德治”思想与“贤人政治”精神，却使德行成为一种特殊的任官资格。汉代“孝廉”之科就是一种德行资格，是“以孝治天下”精神的集中体现。此科的设立，对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尤其东汉后期，名利的吸引使孝子贤孙大量涌现，官员大都能以孝行自勉，不敢有阙。德行资格有时还形成了位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即是。中正根据德行把士人评为“上上”到“下下”9等，并依其品行变化而升降其品，即如“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之类。在史料中，确实看得到德行有阙、违背礼法者被降品的事情(15)。9级中正品被用作吏部的任官根据，决定士人的官职高下与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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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资格 在汉代任子制度下，二千石官员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官。东汉安帝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汉顺帝甫即位，就任命了邓骘兄弟之子及门从12人为郎中。在两晋南北朝，子弟的任官资格与家族门第高下成正比；在唐朝门荫和宋朝恩荫制下，子弟的任官资格与父祖品阶高下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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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资格 用父祖官爵确定子弟的入仕条件，无疑是一种特权资格。但某些家族资格以一定的专业分工为基础，其是否为特权，还得结合更多情况判断。技能与专业的家族承袭现象，现代也有，问题只在于是否存在着权利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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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早期有“世官”制度，某些专业性官职如占卜官、史官等，往往家世其官，特称“畴官”、“畴人”。这种“族”与“职”的特定结合方式，可称“族官制”，它曾是氏族制向官员体制进化的一个初步形态。司马迁的祖先就曾“世典周史”。1976年在陕西扶风庄白村发现的青铜器，其铭文显示一个微氏家族，从周武王到周夷王七代为史官(16)。春秋之时，楚国的观氏世为卜官，卫国的史朝、史苟父子为史，晋国的董氏、籍氏世掌典籍，楚国的锺氏世为乐官，郑国的公孙黑世为行人（即外交官）。甚至一些国君的祖先，原先也是专业家族。如薛国之祖曾为夏之车正，滕国之祖曾为周之卜正，陈国之祖曾为周之陶正。那些家族世守的官职，还可能变成家族的姓氏，所谓“官有世功，则以官氏”(17)。“裘氏”是掌裘皮的家族(18)，匠氏是工匠家族，冶氏是冶铸家族，衅氏是掌宗庙祭祀的家族，屠氏是掌膳宰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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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仍有“父子畴官，世世相传”的情况(19)，存在着一些专业家族。比如法学家族。在任命法职时，法学家族的子弟会得到优先考虑。若干王朝允许武将子承父业。战国已有这种情况了(20)。元明的军官采用世袭制，由子弟袭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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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资格 种族构成一种任职资格，在异族政权之下尤为突出。北魏道武帝时州郡县长官的任用，区分宗室与异姓；宣武帝制五等诸侯选式，同姓（皇族）、异姓（拓跋贵族）、清修（汉族士族），其依爵起家的位阶依次而降。金朝选官，“女直”与“余人”有别。元朝官僚的承荫制度，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待遇有别。清朝的官缺分为满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种族歧视与种族特权的色彩非常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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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纳资格 汉代已有官爵买卖制度了。采用明清“捐纳”一词，我们把由买卖而获得的资格，称为“捐纳资格”。出资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卖官是国家“合法集资”的手段，用官职奖酬，则被认为是弊政。可捐纳的官职类别，捐纳的官职价格，可供了解等级安排的更多细节：有些官职、位阶可以捐纳，有些就不能，反映了当局对不同官职、位阶的不同认识；官职的卖价高下，与品秩往往并不一致，可供探求官场对官职“含金量”的实际评价。这种基于“投资”与“收益”的评价，不妨看成一种非正式的、“潜规则”意义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