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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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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第七章 样式与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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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品秩构成五要素”分别阐释之后，我们打算从样式与间架入手，看一看在这方面能够提出什么问题、发现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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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阶、勋、爵等各种位阶，在“外观”上呈现出不同样式，彼此存在着不同关系。有的含有繁多的级差，另一些则只寥寥数等。各个序列会以不同的关系联系起来，可能彼此配合，也可能彼此交错、套叠。一种位阶的自身形式，各种位阶所共同组成的架构，分别提出了“样式”与“间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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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指某一序列的自身的结构。例如九品官品只有9级，南北朝唐宋时又发展成为30阶，一至三品分正从，如正一品、从一品……四品以下的6级，不仅分正从，而且分上下，即如正四品上，正四品下，从四品上，从四品下……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表述为“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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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各异的多种位阶，像梁柱椽木一样组合拼接起来，对之我们表述为“间架”。这也能看到各种不同的情况。例如北周的“戎秩”与“九命”两个序列，“戎秩”居九命上端，把正九命、从九命又分为8等，这是一种组合方式。而九品官人法下，中正品只与具体的官职相联系，与官品却没有级级对应的关系，这又是一种组合方式。总的说来，中国古代的官品九品是一个大框架，其中安排着职、阶、勋、爵，这是一种“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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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等级安排，往往充分利用数列手段，遵循着十二、九、七、五、三、一或八、六、四、二之类数列。在这一点上，礼制尤甚。礼制的等级往往是高度“数字化”的。在等级样式的规划上，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赋予组织外观以数理美、图形美。这种非实用性的制度规划，也是“礼制化”的。虽然大多数王朝根据实用需要来决定组织形态，但也不尽然，“礼制化”的规划思想，有时候也影响了政府结构的实际外观。这个“结构外观的数列化与礼制化”的问题，本章也将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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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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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级别的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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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2节所讨论的管理宽度与管理层次，已涉及了等级疏密，但主要是职位结构方面的问题；本节所论级别疏密，主要是从人员方面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品位结构方面来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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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位结构方面看，等级多少首先与政权规模与官吏数量相关，好比大楼就楼层多，小楼就楼层少。历史早期的政权规模小、结构简单，等级就少；官僚制时代政权规模大，等级就多。然而级别疏密又与人员相关，从政治上说，就是与官员队伍的状态相关。例如，在贵族政治下，由于身份凝固、流动性小，等级就会比较疏简。官僚政治实行选贤任能与功绩制，升降流动频繁，级别就会趋于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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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在官僚制时代，级别疏密与政权规模，仍不一定呈正比关系。美国文官制有18个共同职等，泰国有11个，菲律宾却有28个。1956年中国的行政级别达30级，1985年时公务员的数量肯定增加了，职务级别却只有12级，减少了很多。在本书第二章第1节，我们已经指出，行政层级通常不过四五级，在这一点上，古今无大区别。考虑到副职的设置，从职位结构说，10级左右也就够用了。然而从人员结构说，情况就很不同了。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完全可以脱离职位结构，而只针对人员来安排，级别可疏可密，级差可大可小，弹性非常之大。同一批官员，可以分15级，也可以分30级，甚至更多。当局是倾向于等级简约，还是打算无微不至地体现高低差异，能看到很不相同的做法。某些小政权品级繁密，另一个大帝国可能反倒品级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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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告诉我们，繁密的级别更具激励作用，频繁的晋级会不断给职员以新的惊喜，工作热情便高涨起来了。当然，增设级别也可能含有这样的意图：避免晋升跨度过大，抑制“一步登天”。处在同一行政层级、但职位更重要的官员，若其级别跟别人一样，他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特殊性被漠视了，而任命者也可能愿意把他的级别定高一些，以体现优遇或重用，于是增设级别。等级疏简能增进行政效率，降低不必要的组织复杂性。繁密的级别，肯定会加大人事工作量和人际互动的繁文缛节。研究显示，官僚组织的腐败指数，与其繁文缛节的程度成正比(1)。过于繁密的级别，还会给低端的人员带来压抑感和微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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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质的组织，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疏密偏好。企业是一种外向性的功能组织，重在外部效率。当代国际企业流行“减级增距”的做法，即减少职位等级，加大工资差距(2)。职位等级减少将使组织趋于“扁平化”，减少繁文缛节。不过传统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向性的身份组织，重心在内部秩序，森严级别与繁文缛节，是其保持稳定与强化控制的重要手段。所以设置级别时，就要在行政效率与安排身份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出现了繁密的人员级别，就说明安排身份的需要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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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对历代品秩疏密做一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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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贵族官员，大致分为公、卿、大夫、士4个爵级，相当疏简。这应该用当时政权较小、官制粗疏来解释。春秋以降，“士”有了上士、中士、下士之别，“大夫”有了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别，甚至“卿”也分出了上、中、下。大国、次国、小国之间也形成了差异，有了“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之类规则。《周礼》设想的“九命”，也是政治体制由简而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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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时的军功爵制，可能只有15级左右(3)，后来发展为二十等爵。1—4级爵比拟于士，5—9级爵比拟于大夫，10—18级比拟于卿，关内侯相当于古代的圻内子男，列侯相当古代诸侯。二十等爵与周爵虽有上述比拟关系，级别却由疏而密了。军功爵20个等级，为计功晋爵提供了足够的阶梯。如此之多的级别，说明军爵在品位结构中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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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间的秩级变迁，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又适度简化的探索历程。先秦的秩级，能看到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五十石等9秩。张家山汉简《秩律》显示，汉初有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二百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等11秩。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又出现了“比秩”，即比二千石、比千石之类，“二千石”一级又分化为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诸秩；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发展为两个秩级。与此同时，序列低端的二百五十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之类带零头儿的秩级，又消失了。由此在西汉成帝之前，自百石以上，形成了21个秩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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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战国到汉成帝，秩级的发展趋势是不断趋繁，而且趋繁主要发生在禄秩上端，低端反而趋减，带零头的秩级消失了。就禄秩总体趋繁一点而言，这是官僚等级制日益精细，秩级重要性上升的表现。就低端秩级趋简一点而言，我们认为，禄秩的哪一段落相对繁密，就说明禄秩主要是面向哪个层次的官吏的。禄秩来自周代稍食，最初只用于卑微的胥吏。战国时的新兴吏员，依然低于贵族士大夫，所以其秩级也偏小偏低。秦汉皇帝“以吏治天下”，禄秩被应用于百官，覆盖了全体行政官吏，所以禄秩上端趋繁、下端趋简，总体上变匀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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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1个秩级，最终让汉廷感觉过于细密了，于是又反过来着手化简。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秩级减到了18等；绥和年间（前8年—前7年）又减到16等(4)。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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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绥和以后的16个秩级中，有7个是“比秩”。汉廷把“吏职”列于正秩，非吏职列于“比秩”，“比秩”有区分职类的功能。详见本章第3节。若不计“比秩”，则正秩只有9级。可见汉朝的秩级，其实相当简练。其原因也很简单：秩级是职位等级，只反映职位结构；不是个人品位，不反映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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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末年出现了九品官品。粗看上去，官品九品也是比较疏简的。不过一品之内，官职又有居前、居后之别；同时又用“位”、“阶”概念，来更细致地计算官员的官资。这在南北朝，就推动了官品的继续析分。北魏孝文帝把九品分出正品、从品，进而再分上、中、下阶，由此一品析为6阶，官阶骤增到了54阶之多。随后孝文帝又觉得54阶过繁了，着手化简，一至三品只分正从，四品以下分上下阶，由此形成了九品18等30阶体制。此外，九品之下另设流外七品，把若干吏职移到了流外。北齐的流外品，由七品增至九品。这样，流内流外合计，共39阶。其中一至三品只6级，级差较大。这倒是有其合理性的，按管理学规律，高端的级差应该较大，以便构成足够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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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武帝设十八班及流外七班，又为郡守及丞各设十班，县设七班。此外还有125号将军，共十品二十四班，还有14个不登二品之军号共八班；还有“施于外国”的军号109号，也是十品二十四班。中大通年间，梁武帝又把军号“厘定”为240号，共三十四班，“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陈朝的军号称为“戎号拟官”，共237号，仅第六品一级上就拥挤着“拟官一百四号”(5)。据陈苏镇先生揭示，南朝军号有提高皇族地位、压抑寒人军官的用意(6)，即用繁琐的军号增加寒人军官的升迁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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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位阶之繁，跟萧梁很像。北周实行《周礼》“九命”制度，九命亦有正从，共18级。流外另设“九秩”，又有9级。进而由于每“命”又列有两个军号、两个散官，它们分别构成两阶，所以实际有36阶。而且“戎秩”的前8号，即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开府仪同大将军、上仪同大将军、仪同大将军，又把正九命、从九命两级进一步分成8阶，加上八命以下的32阶，共40阶。再加流外九秩，共4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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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位阶明显趋繁，无疑加大了管理的复杂繁琐程度。而当局宁愿费神费力，把资源消耗在内部等级管理上，这是其时官僚组织的身份性强化、“内向性”强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