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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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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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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府的职系、职组的划分是很细密的。在本部门、本职组沿特定路线升迁，可以体现专才专用，但也可能限制晋升。中学的体育老师，大学的保卫干部，一般不大容易晋升为学校领导。政工干部往往比技术干部晋升更快。一些大型组织中，有时又会因各种机缘，而形成了一些晋升的“快车道”，为那些在刚起步时就被认定为“明星”者，提供加速晋升的机会。还有，由于“高估外来者”的心理，外招人员可能比内部员工晋升更快。官阶好比一座若干层的高楼，进入其内，人们却发现了更复杂的构造：里面有各种阶梯和通道，由之所能到达的楼层与花费的时间很不一样。同样是那么多楼层，有人觉得高不可攀，有人却举足即至。所以，迁转路线也是一种等级。迁转路线，即由某官迁某官的惯例，也是一个“沿何路线可以更快晋升”的问题。古罗马共和国的官员等级（cursus honorum），就是由“财务官—保民官—平民营造司和高级营造司—行政长官—执政官”的迁转顺序形成的(68)。可见迁转路线本身也是一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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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迁转路线既跟官职的分等有关，也跟官职的分类有关；既涉及了等级结构，也涉及了个人资格。迁转路线的分析，至少有如下几点应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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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迁转阶梯的构造，即依次迁转的不同职位的结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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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迁转路线的排他性，即是否只向某种资格者提供，限制排斥他人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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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路线的迁转方式（如超迁）造成的晋升速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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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官场的迁转路线，严耕望先生有考：“汉世任职者多起于地方属吏，贤俊之士多获乡誉，由守相刺史贡于中央，曰孝廉，曰茂才，处散则补三署诸郎，任职则除尚书侍郎、诸卿令佐。即习律令威仪中都故事，则出补令长，敷政百里。三年考绩，或直迁刺史、守、相。或再入京师，除闲散则为大夫、议郎，谏讽左右；秉机枢，则任尚书、诸校、中郎将等职。然后出补守相，宰制百里。守相高第，擢任九卿，亦有超至三公者。”严耕望评价说：“则汉世治权寄付之允当，官吏阶品之简妥，上下内外之脉贯，人才运用之灵活，与夫中央统治之政策，地方吏治之优良，皆可即此推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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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所云，是一般迁转阶梯。具体说来，汉朝的文与武、儒与吏，其迁转路线略有区分，但不是排他性的，互迁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出身”之异对迁转迟速的影响不算太大，沿各条通道，大家都可以凭能力往上走。当然到了东汉，情况还是发生了某些变化。例如察举孝廉与公府征辟，就构成了“快车道”。廷尉是“执法之臣”，往往任用文法吏或法律世家。可是随着汉廷尊儒轻法，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廷尉不能做三公，诸卿之迁转以太常迁三公为惯例。太常主管礼仪文教，大多由儒生担任。“廷尉之材，不为三公，自昔然也”(70)。那么法吏的迁转，至廷尉就到头了。通向廷尉的迁转路线，与通向太常的迁转路线相比，低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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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降出现的所谓“清途”，显然是一种排他性的迁转路线，为士族提供了“快车道”，寒门无由阑入，难以由之起家。门下侍从如给事中、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等，此期地位明显提高，权贵子弟从此入仕，出为实职，再入门下，不须几出几入便至高官。东宫的太子庶子、舍人、洗马，也属“清途”的一部分。南朝选官，“清官”与“浊官”各有不同选例，各有习迁之官。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门资”决定着不同的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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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迁转路线因“出身”而异。唐代迁官存在着“最优路线”，而且清浊分途。五品是一个关口，凡入五品清官的，多先任六品清官，主要是中央尚书诸司的员外郎，然后迁至从五品上的郎中，由此穿越五品大关。继续升迁，以中书舍人为多；再向上，是中书、门下、尚书省的侍郎；此后就可以展望三省领袖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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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举及第者特称“有出身”，被提供了最优越的仕途。据龚延明先生的概括，其时的出身被分为如下几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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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之异，造成了“同是一官，迁转凡数等”。以北宋中期的“叙迁之制”为例，其京官第五阶（最低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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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有出身转大理评事，无出身转太常奉礼郎，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转太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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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有出身转诸寺、监丞，无出身转大理评事，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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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评事，有出身转大理寺丞，第一人及第转著作佐郎；无出身转诸寺、监丞，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详断、检法、法直官，转光禄寺丞(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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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出身者，有不同迁转路线。有出身、带馆职者可以超资转，无出身者则逐阶转。宋朝还实行过这样的制度：寄禄官中由朝请大夫到承务郎的各阶，各分左、右；进士出身者，其寄禄官加“左”字，其余人加“右”字，用以区别流品。进士出身者若犯赃罪，则改其寄禄官为“右”(74)。这无疑是对无出身者的严重歧视，他们位阶上的“右”字，与赃罪者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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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邓小南先生的阐述，在仁宗、英宗两朝，朝官在员外郎、郎中范围内的迁转，“更清晰地体现出迁叙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常调磨勘者皆转右曹，即在兵、刑、工三部九司（除名曹）的郎官范围内迁叙。其中有出身者，自太常博士阶，循屯田—都官—职方的路径上迁；无出身者，自国子博士阶，沿虞部—比部—驾部晋升；杂流出身或赃罪叙复者，自水部—司门—库部递进。”下表用1、2、3的数字，标示3条不同迁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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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迁转路线，比上表所示更为复杂(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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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选官，号称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最优越的当然是进士了，他们的选任，京官有翰林院编修、检讨、修撰，六部主事及科道官，外官有直隶州、上县的掌印官。翰林官的升迁路线可称“快车道”：一般是由编修、检讨（七品）而讲、读（五六品），此后可以直升詹事府的少詹事（正四品），然后是侍郎、尚书，直至入阁为大学士。至于六部主事（六品），经考满可升为郎中、员外郎（五品），随后或外补上府知府（正四品），或转升寺少卿（四品），随后升侍郎、尚书。科道官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均七品），在数考之后，可能升为佥都御史或左右通政（均正四品），然后或递升副都御史、都御史，或转升六部侍郎、尚书。至于上县知县（七品），则可升知州、府同知（均为五品）乃至知府，知州则可升府同知、知府，他们还有机会被“行取”为科道官乃至翰林官。而初选由举贡以下所授的中下县知县及属州正官、府州县佐贰官等，升迁机会就很少、留滞时间就很长了(76)。至于吏员出职，七品官即封顶。正如赵翼所说：“然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77)庶吉士、翰林出身，最为优越。“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78)。明朝宰辅170余人，绝大多数出自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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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铨政的定义，就是“别其流品，观其身言，核其事故，定其期限，密其回避，验其文凭”(79)。“别其流品”的原则居首。清朝“六班”是对候用人员的总分类。其中又根据身份和情由分为不同的选班，散馆庶吉士、进士、举人、贡生、荫生、议叙、捐纳、推升等等，其任用次序是不同的(80)。翰林院编修、检讨，汉内阁学士，各省学政，汉詹事府赞善以上官，国子监祭酒、司业，奉天府丞，汉吏部郎中、员外郎，宗人府主事，仅限于进士出身者。医官、僧官、道官只能在本职类中迁转，不能进入其他职类(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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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一个概括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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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汉官员的迁转路线，排他性并不明显，出身因素对升迁速度无大影响。东汉情况逐渐有所变化，孝廉察举与公府掾出身者，迁转逐渐居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