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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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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妥议科举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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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书院与经济特科的批准设置，只是戊戌期间政府推出的部分改革措施，戊戌年自五月初五日至六月初一，短短不足一月的时间，清廷颁布与改革科举相关的谕令竟有八道之多，集中表现为废八股改策论的一系列举措。[77]重新审视这些看似熟悉的史实，翻阅科举停罢前最后一届乡试、会试的朱卷，以及当时学政、应试士子、阅卷者的日记，不难发现：与既往认识不同，戊戌年的改科举，并未变成一纸空文，只是被迫一度推迟实施。它在事实上成为日后新政初改革的起点，在岁科与乡会试中，更改科考场次及考试内容、改试策论，均得到了普遍的贯彻。只是这些已经落实了的措施，何以未能改变科举的最终命运，仍需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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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载道之文与实学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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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造千年科举的旧形式，使之能包容实学与西学的新内容，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并非自晚清始才被朝野关注和议论。以文武双全自诩的乾隆帝，曾因士子竞尚浮华、不务实学而十分苦恼。[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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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以载道，本意是文必须有内容，且为传播道德与经义的载体。科举将经义作为考试的内容，所衍生的八股文体、截答题等，已使原本多样化的文风日趋僵化。原本“载道之文”不止一种，而自科举成为检验考生掌握经义水准的尺度，科举文体长期成为士林普遍追摹的典范，形式日趋单一化，实学难以在旧文体中找到容身之地，科举考试也难以接纳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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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因皇帝御制诗在王公大臣中流传甚广，士风因此多受影响，附庸风雅者以此攀附权贵，逢迎君主，各省借乡试、会试之期或皇室成员寿诞进献诗册，以期邀宠者络绎不绝。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中旬（1788年4月），各省士子在天津进献诗册，经军机大臣挑选“词义稳妥者”恭呈圣览。乾隆帝翻阅后，对安徽附监生叶栋所进诗册，因其“系集御制诗文，体格颇新”而颇有好感，原拟颁谕奖赏，考虑到诗文仅“系词章末技，若遽加恩优奖，恐外间士子，因此或竞尚浮华，不务实学，是以迟而未发”。这一踌躇犹豫，表明乾隆对当时文风多以揣摩圣意好恶为转移一事，多少已有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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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与士风联系紧密，为了防止士子趋之若鹜，崇尚浮华、不务实学，对科举取士产生不良影响，乾隆命专人将叶栋应试原卷查取进呈，果然发现作弊嫌疑：“该生所作之赋，已有失押韵脚、肤泛之句。而诗内砌凑春夏秋冬二联，全与题无涉，至用霜叶红、火云烘等语句，更不值一噱。可见其所进献诗册必系他人代倩，断非出于叶栋之手，殊属可鄙”。深获圣心之作其实不过是曲意逢迎而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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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怒的乾隆于三月十九日（1788年4月24日）颁布一道整饬士风的上谕：“士子读书讲学，原应湛深经术，坐言起行，方为敦本崇实之道；至文词本属游艺末节，然亦须根柢经训，有裨身心，方为载道之文。若徒以藻缋为工，即素号专家，已非真儒所尚。至并此不能，甚或临时剽窃，假手捉刀，更为士林所深耻。近日士风浮靡，即进呈诗文仅属末艺，尚不免丐求赝笔，未能出自心裁。而遇有考试，辄百计钻营，甘心骫法，总由不务实学，惟事弋获虚名，遂至作奸犯科，罔顾廉耻，思之实增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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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亦深知文风士习流于奉承趋俗，不务实学，不能仅归咎于宵小，所谓上行下效，须认真自我反省：“推求其故，或因朕几余游艺，不废诗文，临御以来，初二三四集，风行海宇，裒集日多，承学之士妄意朕雅尚词华，遂不思务本力学，为立身行己根基，此则甚非朕崇实黜华之意也。”然反思之后，乾隆仍觉得崇尚浮华的士风恶习，其实恰是曲解圣意，东施效颦的恶果：“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厪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集俱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流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是朕所好者载道之文，非世俗徒尚虚车之文。若朕所制各集，俱不过词章能事，则朕早将御制四集诗文，概行废而不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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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由文风趋向而及科举取士标准、仕途吏治的整饬，皆在在相关：“且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国家设科取士，上以实求，下宜以实应。况制举为士子进身之阶，其得邀科目者，或备职郎曹，或出司民社，其大者则简任大员，论思献纳，皆由是起。若始进先已不端，则后此见之措施，必无足取。”乾隆诧异自己为整顿文风士习、防止科场流弊已采取诸多措施，对所有严格科考程序的建议亦予以采纳，缘何身列衣冠的士子，营私舞弊时竟无羞愧之心？他谆谆告诫道：“士子皆读书明理之人，乃习于下流，无耻侥幸；考官等俱通籍清华，仰邀简用，非惟不能抡拔真才，乃暧昧营私，罔知儆畏，即幸逃宪典，亦必为天理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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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认为，文风浮华与主持科举考试官员的务虚取向、做法不无关系，怒斥这些官员：“伊等清夜扪心，即不自愧，宁不为国家取士大典，稍存颜面耶。嗣后各士子及试官等务宜激发愧耻，各知勉励，砥行立名，一洗纯盗虚声，通同舞弊陋习，庶不负朕振饬士风，谆谆训诲至意。将此通谕知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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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册进呈的士子仿御制诗文，睿智的乾隆已看到由于自己偏爱吟诗作赋，导致士子竟诵词章、不务实学，科举考试与官场流弊交相作用，导致士风日下，并为此殚精竭虑。但仅以严密科场防弊为主旨，好比一味堵而不疏，难以根治水患。单纯训斥与批评臣下，表达愤懑、严定科场条文，仍不能根治陋习，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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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在召见时为翰林院编修的张集馨时，嘱咐其“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并且直言不讳道：“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80]表示其明知其弊，却无可奈何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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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不断程式化而导致文体日趋僵化，确实难以包容和反映实学丰富多样的内容，而当道者的取向必然直接影响科场与官场风气。至于如何改造科举文体，使之能够兼容和反映实学的内容，并以此杜绝官场不正之风，崇本务实、澄清吏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帝均未能有效解决这一棘手难题，直至戊戌，时势所迫之下，才有新的方案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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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妥议科举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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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1880），江苏学政黄体芳谕示该省士子：“近今世风浇薄，时事艰难，虽欲救正维持，不免乏才为虑……不务实而能成才，必无之事也”。[81]甲午战后，因救亡图存成为朝野共识，改章科举以鼓励实学也逐渐得到认同。由康梁等维新派鼓吹，通过宋伯鲁、徐致靖等御史奏陈的废八股、将考试经济特科归并正科、改试策论等建议，由光绪帝顺应舆情，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张之洞、陈宝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折》也被基本采纳。戊戌期间清廷颁谕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即从科举考试的形式着手，引导士子改变空疏无用的文辞文体、崇尚实学，成为晚清科举制的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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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晚清科举改革的重大举措，戊戌期间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诏令颁布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1898年6月，康有为在颐和园应召，面圣时直接将甲午中国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八股误国。大受启发的光绪帝明确表态赞同，并补充道：“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此番君臣对话，八股直接被视为战败误国的罪魁，不久光绪帝便颁布了废除八股诏令，改科举兴学堂渐成朝野聚焦点。[82]此后科举改革的目标，是要将无用之学改为有用之学，以救亡图存、匡时济世。将有用之学纳入科举的途径，被确定为改试策论、改变考试场次，具体即改变考试内容和调整题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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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戊戌期间光绪帝所颁科举改革谕令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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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所列，俱为戊戌期间不到一个月内清廷相继所颁改科举的八道上谕。由于五月初五日的上谕，光绪仅宣布了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决定，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并未拟出详细章程，责成礼部妥议具奏，尚未制定出贯彻落实的成案。五月十八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督催礼部五日内将改试策论、分场考试章程办法迅速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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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张之洞、陈宝箴两人会奏妥议科举新章，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依据，将科举文体改革、考试内容变化以及科考程序的调整三者结合配套，其基本构想和各项具体内容均被清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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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陈宝箴认为：“特是科举一事，天下学术所系，即为国家治本所关，若一切考试节目未能详酌妥善，则恐未必能遽收实效，而流弊亦不可不防。”废八股并非废四书、五经，改试策论若不为定式，恐界限过宽、杂乱无章，而“为文者必至漫无遵守，徒骋词华，行之日久，必至不读四书、五经原文，背道忘本。此则圣教兴废、中华安危之关，非细故也”。因此，科举文体改革应以不悖儒教，保留四书五经精义，并令士子向学，稳固统治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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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学经济的内容虽已并入乡会试，但尚未议及六科如何分考之法。“若非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则以科目升者偏重于词章，仍无以救迂陋无用之弊；以他途进者，自外于圣道，适足以为邪说暴行之阶。”如何使实用与圣道相辅相成，便成为设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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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新弊，具折者殚精竭虑，提出以下方法：（1）考试题型正其名为四书五经义，“以示复古”，文格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2）定题明确以四书五经原文，不得增减删改，也不得用其意而改其词，以免曲解或篡改本意。（3）正体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杜绝骈俪体与怪涩体。（4）征实鼓励引征史事、博采群书，只要不是离经叛道之语，皆可征引。凡是八股程式所不准用之禁忌，皆予蠲免。（5）对“闲邪”等离经叛道的言论“严加屏黜”。只要落实上述各条，“则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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