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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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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二章 立停科举与清末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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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的探索，贯穿于戊戌与新政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时期。前者重在内容变通，以科举接纳包容西学与实学为目标，办法是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地进行舆论鼓动并利用皇权乾纲独断，促动与推进改革；后者以学堂合并科举为旨归，观念层面的社会认同（指积极兴学及为其扫除障碍）基本达成，主要矛盾开始转向上层决策的具体运作，即实施方案的内容、时间、程序、途径和效果预测的行政决断。清廷中枢的观念异同及人事变动，直接影响改革进度与成效。媒体关注的角度也由对维新派主张的宣传，转为对朝臣疆吏活动的报道。[1]这一既往不被注意的变法模式的转变，表明新政期间重大决策的酝酿，统治集团内部仍需要自下而上的复杂运作。否则即使是恢复戊戌变法的措施，也并非轻而易举。而新政在复行变法的同时，也自觉与不自觉地模仿了戊戌的观念乃至运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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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政初督抚的变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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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权谋变科举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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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谋促变科举的酝酿与活动，在举国上下对甲午战败原因深刻反省的背景下出现，戊戌与新政时期一脉相承、各具特点。其滥觞始于维新派，却对新政时期的督抚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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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2年祁奏请广设科目、调整科考内容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议改科举，均以朝臣疆吏的奏章为主要表现形式。由于每个奏章的上奏者各自独立，相互间隔时间较长，既缺少具体操作的详细建议，也无法形成庙堂之上的舆论压力，结果如同李鸿章所概括：“今自殿廷以至郡县之试，旁及书院之课，皆就其已成之业而进退高下之，则有举而无教矣，而所学又非所用。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辄欲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迭见条陈，或搁置不行，或暂行辄止。盖事无两胜，此优则彼绌，数百年积重之势，非偶然更置一二所能转移。”[2]其基本态势，可谓议论不断，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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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新途径、采取新方法更为有效地推动科举改革，颇费思量。戊戌期间，维新派寄希望于政府变法，已意识到疆吏与枢臣的态度对于变法成败至关重要。1897年，唐才常撰文猛烈抨击科举流弊，并对“枢要诸臣与夫封疆大吏，则无有抉其弊，危其词，为我皇上言之者”的现状感到痛心疾首。[3]因为思想家与民众的呼声，虽然可能为改革提供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土壤，却难以直接催生变法措施的出台。那些实权在手、掌握各种政治资源的“枢要诸臣”和“封疆大吏”一旦接受改革的主张，从内部发动，倒是更容易影响变革的速度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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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后梁启超对于以权谋促变科举一事相当积极且信心满满，在他看来，“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他深知其事不易为，尤其是“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仅按官场文书呈递的一般正常程序，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走完过场，只能看到官样文章。突破重重阻挠，直接面圣以耸动天听，至为关键。为此，他突发奇想，提出“若得言官十余人共昌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此议乍看不择手段，有失君子之风，而梁启超绝非戏言，认真付诸实行。不久，他函告康广仁和徐勤：“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4]后来宋伯鲁和徐致靖以言官身份呈递的奏折，实则出自康有为之手，[5]与此似不无关系。可见维新派坐言之后要想起行，也不得不遵循权力角逐的胜负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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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买言官意在耸动天听，立志图新的光绪帝果然从善如流，力排众议，毅然诏废八股改试策论，[6]令康、梁等人喜出望外。在此之前，维新派并不敢奢望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除上达天听外，主要精力放在尝试与赞成变法的疆臣合作推进维新事业上面。张之洞在变科举方面与维新派不乏共识。他曾经对梁启超说：“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7]所撰《劝学篇》，第八即为变科举，虽“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8]主张却与维新派的要求大体相同。他随即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合奏《妥议科举新章折》，步调也与康、梁等人一致。[9]1898年5月，梁启超致函夏穗卿，提及运动变科举一事：“瓜分之局已成，而人情闭塞如昨，至可忧耳。香帅到京，恐未必大用，位次太末，用亦未必有权……顷专意办变科举事，成否未可知，虽知其无及，不能不略为说法”。[10]由此来看，维新派当在科举改革等问题上与张之洞或其他官员有过接触磋商，希望通过有权势的官员影响朝廷决策，开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另一途径。这与新政期间群臣的谋划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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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督抚同心促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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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的夭折，使科举改革退回起点。新政复行之际，捡起科举改革接力棒的正是清政府的一些朝臣和疆吏。清廷关于征集官员建议举办新政的风声刚刚传出，变法诏令尚未颁布，各地督抚之间的联络便活跃起来。1901年1月13日，袁世凯致电张之洞等人，率先提出枢臣与疆吏联手合力共挽危局的对策，要求盛宣怀出面倡议：“惟承乏疆寄，未便畅言，拟请杏兄酌电枢相谓：‘和未定，弱可忧，和既定，贫可忧，运筹在枢臣，奉行在疆臣，枢疆合谋，始可补救。应请旨饬下诸疆臣各陈所见，毋拘成见，毋存顾忌，毋涉空谈’云云。傥得此诏，便可进言，仍请三公酌裁”。[11]袁世凯的建议很快得到张之洞赞同，后者次日即复电袁世凯、刘坤一、盛宣怀，明确表态：“济漾复电悉。慰帅致书当道，请枢疆合力补救，扼要得法，此入手一定步骤”；并言及四川总督奎俊等亦愿意列衔上奏促请变法，“大要首在学校、科举……枢纽只在‘化新旧之见’五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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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张之洞致电鹿传霖，强调枢臣与疆吏合力促成变法的重要性，并嘱鹿在军机中运动联络：“此等大计，圣上主之，疆臣议之，政府定之，迂谬之说不理可也……伏望详思明断，与略园、仁和两相密商之”。[13]此后，一些督抚与朝廷政要之间，商谈斟酌变法措施的电牍书信往来不绝，而促使他们趋向一致的，当是危难时局下覆巢累卵的忧虑及力挽狂澜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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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戊戌期间主要靠维新派推动变法的情形迥异，新政时期科举改革的议论与活动，是在部分封疆大吏的主导、参与及推动下进行的。按其形式和内容，分为递进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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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伊始的1901年，是由督抚发起并主导科举改革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安徽巡抚王之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左都御史张百熙等，先后奏陈改革科举。其主旨则由戊戌以废八股为内容的变科举，转到以减额渐停为途径的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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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来看，最早奏请变通科举的应是陶模。当多数官员尚在犹豫观望之时，刚刚履新的两广总督陶模于1901年2月正式呈递了关于新政的第一份奏议《奏请变通科举折》。[14]变革科举始终是陶模变法主张的重心，1898年6月8日，他曾与甘肃学政夏启瑜联衔上《请变通武科折》，提出仿西法改革武科，特别要求：“无论新章能否通行，旧例武科应一律停止，以归画一。”[15]其以停止武科促进仿西法的思路，对此后文科举改革最终由调整形式内容到停科考的转折，不无影响。病重辞差前，陶模与广东巡抚德寿联衔的最后一份奏章，仍然敦请清廷关注科举妨碍兴学的问题，主张采取果断措施改变现状。陶模的执着，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趋新人士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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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举改革作为变法的当务之急本来是维新派的主张，其基本思路为：欲行新法，首在变政；欲变新政，首在育才；欲植人才，首在兴学；欲兴学校，必须先变科举。新政复行后，这一观念成为不少疆臣的共识。直隶布政使周馥、四川总督奎俊等人均认为，推行新政，“大要首在学校、科举”。[16]但督抚中最早向清廷建言，并专折奏请实行者则是陶模和德寿。他俩联衔呈递的《奏请变通科举折》，断言“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取人之方，不外学校科举”，并列举古今中外人才选拔的利弊，提出了两个方案，上策是恢复三代之制，以学校取代科举。办法是于各地广设学校，“自小学以上凡涉洋务者，许参用各国之人，在学有成，小学、大学均各授以本学执照一纸。嗣后无论旗汉，无论由何项进身，非有学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吏治民生，军政财政，渐可得人而理。其商学、农学、工学、化学、医学，亦皆听民间自立。仍于京师国学附列专科，学成各就所学用之”。若“不得已而思其次”，则请自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暂以时务策论取士，“仍俟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17]该折将广兴学堂与废除科举联系在一起，以科举停废为最终目标，“俾天下向学之士归于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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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等人的下策，只是恢复戊戌变法废八股改试策论的成果，其上策则全面以学校取代科举，这与梁启超等人前此未能实行的理想目标相吻合。[18]尽管梁启超明确认识到，“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可是强大的阻力迫使他只能出其下策，而不敢公然取法乎上。所以戊戌时康有为、梁启超对于科举改革只是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代奏的宋伯鲁还因此获罪。[19]科举改革的主张由变而废，仅此一点，新政一开始就在戊戌变法的基点上有所突破。以疆臣身份首倡停废科举，陶模所奏确有石破天惊的效应。不过，新政时期废科举的主张虽由督抚正式提出，思想渊源却可上溯到戊戌时期维新派的思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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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陶模之后，袁世凯在1901年4月25日《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中，首次提出逐渐减少“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之额”的“量为变通”之策，要求增设实科，“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以实科逐渐取代旧科，科举制势必名存实亡。然而，清廷并未予以采纳，折上七日，“奉旨留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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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陶模和德寿直截了当提议废止科举，袁世凯减停科举的意思多少有些含糊。陶模为科举改革树立高标，使其他督抚的出奏有了参照。张之洞为此致书陶模表示钦佩之意：“近读变科举疏稿，具征卓识坚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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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的奏折对《江楚会奏》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为了保持各督抚言行一致，确定《江楚会奏》第一疏的内容以科举改革为重点。此前张之洞曾征询鹿传霖的意见：“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重心尚未确定。[22]另见1901年4月24日刘坤一给盛宣怀的信提及：“变法条陈，香帅尚无成稿，钦奉旨催，想亦不能过迟”。[23]其二，加大主张科举改革的力度。张之洞草拟江楚会奏并与刘坤一商榷时，先是明确表示：“惟变法改科举章程，鄙意此次复奏，只能仿戊戌年敝处所奏已奉旨允准办法”，即《劝学篇》所说的改试策论，将来学堂广设，“再请将凭文考试之中额渐次酌减”。后又自觉想法似过于保守，便征询刘坤一的意见：“或将陶、袁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惟科举究应如何更改，敝处前三年原奏应否量加更定，统请尊处酌裁拟稿，电示敝处”。[24]刘坤一复电肯定张之洞前奏“甚禆实学，最为扼要”，“应以前奏为主”，同时强调“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25]同意吸收陶模等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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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正式提出的科举改革办法程序而论，张之洞、陶模、袁世凯的主张相去甚远。《劝学篇》仍然沿袭纳西学于科举的路径，只是要求改变科举的内容，即废八股改试策论，并无废除科举之意；袁世凯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虽然提出增设实科，逐渐减少“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之额”的“量为变通”之策，即以旧科递减和实科递增作为过渡，由渐变而至终停，[26]但与陶模直接由学校取代科举的上策仍有不小距离。只是陶模的主张有些理想化，当时清廷不可能采取立停科举的做法。张、刘两人反复斟酌，最后折中了陶、袁两折和张謇等人的意见，提出停罢武科，酌改文科，分科减额，岁科会试前两科每科分减旧额三成，第三科分减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的方案，[27]实际上认可了陶模的科举与学堂终归一途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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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举停废路途崎岖，即使赞成改革科举的人，意见分歧也十分明显。安徽巡抚王之春持论中庸，主张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渐进为佳策，避免过激之举。[28]张謇的《变法平议》则建议科举减额，“断以十年为限，限满既停”。[29]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江楚会奏》第一疏，既确定了递减进度，限期实现停废，又留下过渡衔接的时间，以减少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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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过程，有几个重要细节未被关注：其一，袁世凯、陶模、德寿、端方等人在促停科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既往研究于此或完全忽略，或估计不足，许多著述论及科举废除过程，仅以《江楚会奏》第一折、《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等几个奏折为据，基本归功于张之洞，于事实不无出入。其二，张之洞酝酿“江楚会奏”之初，对科举改革的主张还停留在《劝学篇》时的“变通”，与以停废为主的最后成稿相去甚远，其态度变化既受刘坤一的影响，也与此前几个方案的启发有关。其三，1901年部分督抚提出新政方案时，曾有过合奏和分奏两种意见，[30]最终迎合朝廷旨意而采取了分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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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地督抚提出的科举改革方案，包括内容与结果各异的四种类型：“（1）保留科举框架，增设实科，使之渐成主体；（2）改变科考内容，形式上相应调整；（3）学堂与科举并进，减额渐停，科举旧额递减，学堂出身逐增，限期完成过渡交替；（4）直接采用“学堂执照”，从形式到内容立停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