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81911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62]
1703081912
第一节 合并科举于学堂
1703081913
1703081914
清季立停科举后频繁举行的各类考试，多被时评及后来研究斥为“科举余毒”。细读相关章程，可知这其实是立停科举的设计者们向清廷奏请兴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1703081915
1703081916
既往研究者鲜少注意的是，清初至戊戌前，会试后取中的贡士，须经殿试得“进士传胪后，一甲一名除翰林院修撰，二名、三名除翰林院编修。其余进士再经朝考，选考在前列者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肄业，谓之馆选；未膺选者，分别用为部属或知县等职”。[4]由于清廷在戊戌年（1898）七月初三日已颁布谕令，宣布“嗣后一经殿试，即可据为授职之等差，其朝考一场，著即停止”，[5]宣布取消殿试之后入官通籍的“朝考”，[6]改变了唐以来取士与试官二者分开的事实，取士试官合二为一，成为隋唐以来选官制度的重要变动。[7]但癸卯、甲辰会试后仍举行朝考，新式学堂学生毕业则无须朝考。
1703081917
1703081918
如此调整朝考选官制度，本来是为了与科举改革倡导学用合一相适应，新政时沿用，客观上为立停科举后抡才与培才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后科举时代的相关措施，均试图通过合并科举于学堂，以实现抡才与培才的统一，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1703081919
1703081920
一 抡才与培才并于一途
1703081921
1703081922
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倡议立停科举的目的和理由，似与后来学人的理解有不少距离，其中之一，是前者屡次强调“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而“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8]其内在用意往往被忽略。在倡停科举的督抚们看来，学校在培才方面的作用，正是科举最薄弱的环节，而科举抡才的功能，却可以通过学堂考试与奖励出身的结合来实现。既然学校可以吸收科举的优点，科举无法替代学校的作用，那么，停止科举无疑有利于学校发展，促进人才辈出。因为“凡科举抡才之法，皆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然则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9]因此，立停科举后，学堂考试从形式至内容均有不少科举的痕迹，甚至毫不忌讳对科举程式的模仿，其实并非“余毒”的作用和影响，反倒与期望科举与学堂殊途同归的理想设计相吻合。
1703081923
1703081924
据现有资料，将科举合并于学校的设想最早于1896年10月由梁启超提出，即取法三代和泰西，“合科举于学校”。[10]而后在新政期间督抚们议改科举的奏章及往来信函中，方案逐渐形成与完善。1901年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的《奏请变通科举折》，即以“三代以上，只有学校，并无科举”立论，主张“嗣后无论旗汉，无论由何项进身，非有学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11]所奏直接将学校制度与铨选制度挂钩，主张完全以学堂执照取代科举功名，将毕业文凭与任官资格相互贯通。
1703081925
1703081926
1703081927
1902年10月下旬，由仓场侍郎而为政务处提调的荣庆与徐世昌、铁良一道赴军机大臣瞿鸿处“面酌奏稿，并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颇蒙赞赏”。[12]则京官与枢机亦有意于此。
1703081928
1703081929
1903年，张之洞在与袁世凯讨论科举减额动议受阻的信函中，也以学堂考试完全取代科举，毕业与就职合为一体为归宿，并阐述其立论依据：“惟思科举不能包学堂，学堂仍可包科举。各堂学生平日虽用积分法，毕业时仍可参用考试法，其文理不优、学术不正者，尽可于毕业考试时分别去取……从前江楚会奏变法折，本有此说。如此则进士出身之京朝官，不致因失差出阻。且此后翰林、进士，均须肄业学堂，于各门科学曾经研究，足任主司之选。其一学堂之内，学生毕业或偶有参差，可令先毕业者停待数月，汇齐若干名，再请放考官，并无妨碍。”张之洞希望袁世凯以此说服当道，特别叮嘱：“此事关系甚大，科举不改，学堂终无成效。”[13]如前所述，由于鸦片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纳学堂于科举的尝试屡遭挫折，故尝试以学堂包容科举，便成为情非得已的选择。一些趋新官员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却对此信心满满：“合科举于学校之中，蔚起人文，定堪操券。”[14]
1703081930
1703081931
然而，在立停科举之前，对于“考什么”与“怎样考”的问题，抑或在如何用新的考试制度替代科举的考试功能方面，改革的倡导者及推动者的思考都还比较粗略。[15]除了肯定以学堂毕业文凭取代科举功名外，关于考试的范围、内容与标准，尚无具体要求，只是模糊地以学堂“各门科学”的学业作为考试内容，希望将所学与所用贯通。在具体实施方面，引入西方学制进行壬寅、癸卯学制订定前，并无整体规划及步骤安排。这与中国传统官学与私学教育，注重因材施教，强调人的品性塑造重于技艺娴熟不无关系。
1703081932
1703081933
在政府层面，将科举与学堂并途的思路则始终有迹可循，只是前期试图纳学堂于科举未果，有心栽柳柳不发、老树未能接新枝，只得乾坤扭转，后期改由学堂纳科举而已。如在科举改革之初，清廷已为奖励新学起见而设置了学堂出身（包括留学出身）；在停罢科举后，则为旧学疏通出路考虑，保留了旧学中的优贡、拔贡考试，生员考职与举贡保送四种考选形式。这种新旧并途的过渡衔接，在减少与缓和新旧过渡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1703081934
1703081935
其实，培才与抡才二者能否殊途同归，科举与学堂是否可以长短互补，必须经过实践检验。仔细考察清末最后几年的情况可知，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遇到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朝野围绕这些问题出现的意见分歧与相应的方案调整，反映了起初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的设想似乎过于简单。因为合科举于学堂，将抡才与培才并途，始终无法回避两个重要问题：从培才的方面来看，教学内容唯中还是唯西，能否中西学并重；就抡才的角度而言，则涉及人才选拔的取向和标准，究竟取通才抑或选专才，两者能否兼得。而上述问题不仅涉及教育宗旨与内容，还与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评估方式和标准密切相关。
1703081936
1703081937
科举由改到停，现实问题之一，是考试的形式与内容如何才能反映知识要求的时代变化，各地于此均有方面、程度等差异，考验着主考者对选材取士准则的理解与把握。在经历千古未有大变局的近代中国，如何在中西新旧的复杂纠葛中确定人才取舍的知识标准，不仅令当道颇为棘手，也使倡导西学的开明之士感到困惑。1901年的新政上谕中，充分反映出最高执政者的无奈：“而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浅见，指其病未究其根，尚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特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无其法，敝政何从而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16]既然清季朝野舆论多认定科举取士不能学以致用，那么沟通中西学，由新式学堂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便成为举国期待。就此而言，抡才与培才结合，确定恰当的选材标准与培才方式，至为关键。
1703081938
1703081939
二 学堂教育中西学并重
1703081940
1703081941
选材的学识测验唯中还是唯西，能否中西兼顾，决定着培才的方向及内容。因此，选材标准与教学内容的侧重、考试标准的确定密切相关。而如何学以致用，涉及中西学轻重缓急的权衡取舍。清季朝野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立停科举之前已经开始，洋务学堂的办学实践因而不断受到困扰，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
1703081942
1703081943
1898年5月，皮锡瑞翻阅时务学堂考生的考卷，发现其中学程度甚差，感慨之余，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担忧：“梁卓如言今之学者，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今观诸生言洋务尚粗通，而孟子之文反不通，中学不将亡耶？予非守旧者，然此患不可不防也”。[17]
1703081944
1703081945
政府方面，对学堂教育最早公开质疑的是大学士孙家鼐。他在1896年8月奏《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表示对洋务学堂教学成效的不满，认为总理衙门所办同文馆及各省语言学堂，多以外国语言课程为重心，“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而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水师武备各学堂，则过于强调专业知识，“皆囿于一才一艺，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故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未尽也”。[18]1898年7月，主持洋务的总理衙门也反映：“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19]这说明还在新式学堂早期的实践中，已出现培才意图与抡才标准不统一、“体”与“用”分裂的困惑。
1703081946
1703081947
新式学堂学生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轻视与忽略，使得以操办洋务为主业的总署颇为担忧，认为东西各国的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为防弊起见，总署强调，中西学贯通，体用兼备，是人才的根本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倘若“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洋务学堂不能成就真正的人才，其弊在此。同文馆、广方言馆初设时，风气尚未大开，目标“不过欲培植译人，以为总署及各使馆之用”，只是救急之需，“故仅教语言文字，而于各种学问皆从简略”。今后学堂的人才培养应考虑长远，吸取教训，“力矫流弊”，“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20]可见议停科举之前，朝廷内外对于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的成效已经有所怀疑和忧虑。在此背景下，关于体用关系的思考，以及选材兼顾中西学的要求，成为此后调整教育方针的重要取向。
1703081948
1703081949
与当道对学堂学生中学程度的担忧相对，日本人所办报纸却在尽情嘲笑中国士子对西学的无知。科举立停的当年，各地岁科考试皆以策论取士，考生难以抄袭模仿，故而笑话百出。如某书院月课，以亚力山大传命题，有考生误释为“亚力如山大之传记者”，文云：日本为亚洲一多山岛国，战争之力不亚于西欧，如海上神山般屹立。[21]另一篇报道显示考生对近代西方历史的陌生：某处岁考，题为“拿破仑足迹遍欧亚两洲论”，有答卷曰：欧洲、亚洲幅员辽阔，“非惟人之足迹不能遍，即车之轮、马之蹄亦不能遍也”。但天不绝人，有一种生物神，“非金非木，有色有声，即所谓拿破仑者是也。破仑之为物甚小，有柄焉可以拿，人苟拿之，则日行百里者，可则五百里……外国练兵之法，阵势既熟之后，则练习拿破仑。既拿破仑之后，则欧洲之大，亚洲之广，足迹均可遍也”。在这样完全不着边际的臆想之余，还要进而建议，应节俭财力，“派员赴欧亚各国购买拿破仑若干具，使军士人人拿之，更何惧彼奇门遁法为哉”。[22]学堂学生与科考士子的两极表现，似乎表明中西学贯通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顾此则失彼，这成为困扰制约学堂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
1703081950
1703081951
在培才的层面，学堂教育能否中西学并重，一些趋新人士有着自己的判断。1898年7月，吴汝纶议及京师大学堂设总教习一事，表明看法：“以中学为主，主中学，势必不能更深入西学；若深入西学，亦决不能再精中学，既不能兼长，何能立之分教习之上，而美其名为总教习哉！”[23]总教习尚且不能中西学兼长，何况青年学生？因此，在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看来，中西学并存之道，不能仅由学堂教育来实现。1902年，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后，致函贺松坡，再次谈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对学堂教育的实况前景忧心忡忡：“新旧二学，恐难两存”，“若西学毕课再授吾学，则学徒脑力势不能胜。此鄙议所谓不能两存者也。此邦有识者或劝暂依西人公学，数年之后再复古学；或谓若废本国之学，必至国种两绝；或谓宜以渐改，不可骤革，急则必败。此数说者，下走竟不能折衷一是，思之至困！执事乃欲兼存古昔至深极奥之文学，则尤非学堂程课之浅书可比，则尤无术以并营之，又众口之所交攻者也。西学未兴，吾学先亡，奈之何哉！”[24]在日本深入考察西方学制的吴汝纶已清醒地意识到，中学与西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姑且不论两者是否有融通的可能，仅就学生精力而言，试图两学兼顾的设计本身，就是一厢情愿的妄想。而朝野不断鼓噪迅速推广新式教育以救危亡，其实恰是以牺牲几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学为昂贵代价的。
1703081952
1703081953
尽管已预测并感伤于中学将亡，吴汝纶仍然竭力反对在学堂实施中西学并重的计划，担心学制因此无限延长，人才培养缓不济急：“今约计西学程度，非十五六年不能卒业，吾国文学又非十五年不能卒业，合此二学，需用卅余年之日力。今各国教育家皆以为学年限过久为患，群议缩短学期。今我又增年限一倍，此乃教育之大忌。然则欲教育之得实效，非大减功课不可。”至于如何增减，吴汝纶的具体建议是：“西学则宜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文从缓。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其效约在十余年之后，非救急之用。”[25]
1703081954
1703081955
然而，学堂教育的中西学地位，关系到新式学堂的生存发展，官方极为敏感，取道中庸似乎较为稳妥。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第一折，作为教育改革的宗旨趋向，正式提出中学与西学并途、中才与西才同造的方针。[26]张之洞认为，学堂学生若“皆以中国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故“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庶可有裨时艰”。[27]这一方针始终影响着清廷科举改革的思路，而实际运作中却遭遇困境。
1703081956
1703081957
对中西并途的教育方针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就教学实践而言，两者殊途难以同归。由于中西学均极博大，学堂教育很难实现兼通，莫如顺势应时，另辟蹊径。1901年10月28日，原河南巡抚于荫霖在回銮途中晋见，与慈禧谈及变法，直言不讳地对刘坤一与张之洞的主张表示怀疑：“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千，使之尽通乌乎能？势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莫若使之为专门之学，除四书五经外，无论中学、外学，各通一艺，不必强兼。专则有功，简则易能，譬如能算学，则为算学人才；能制造，则为制造人才；能通本朝掌故，则为掌故人才。能如此，便真有人才可用。”[28]于荫霖明确反对不切实际的中西兼容之说，主张中西分造，人才规格各异，以各有所长为国家所用。
1703081958
1703081959
面对中西学不易兼得的两难和急需用人的现实，于荫霖以专才代通才的主张不无道理，张之洞本人也曾于两宫召见时承认自己不懂声光电化诸学。[29]纵览海内外，即使在一定领域能够学贯中西者亦属凤毛麟角，对于一般学子，更是过于理想的要求。故放弃通才标准，在以中学为根底的前提下，使其专精一门，可能较为现实。
170308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