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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开民智与近代文化事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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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科举改革及停废密切相关。立停科举后，通过劝学所等机构组织的宣讲读报等方式开启民智，促进了报业、出版业的繁兴以及图书馆、女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社会风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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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刊印刷与倡兴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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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革的进程，始终对近代印刷业与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898年，总理衙门要求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与上海译书局同归办理，其理由为：“译书一事，与学堂相辅而行，译出西书愈多，讲求西学之人亦愈众。”为避免重复，希望将两局合并管理，“京师编译局为学堂而设，当以多译西国学堂书为主。其中国经史等书，亦当撮其菁华，编成中学功课书，颁之行省”。[92]可见译书与学堂发展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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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7月，有日本记者已注意到改科举与西学新知传播的关系：“清国朝廷近日颇有改革科举之议，识时之士咸知八比之文不久行将裁汰，于是或采买西书以资博览，或留心算学俾获专长，故近日上海书局所发售书籍，除经史而外，则时务册及西学各种书目发售最多，至八比之文则稍逊一筹，亦可见风气所趋、习尚所尚，不能相强也。”[93]由于科举改章，应试者多留心史论及中西时务，台湾及福建各书商纷纷采买各种新书，甚至有因“制艺无灵”而将旧八比文集之书页用作新书包皮，“足见风气所趋，花样顿改”。[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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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科举改革的影响，未必皆为新旧转移，士子们风从响应的，还是科举考试的指挥棒。王维泰所著《汴梁卖书记》记述了1903年会试期间各省应试者购书的情况，“其最多之多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至或问《子史精华》《四书味根》《五经备旨》者，此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为最下乘者”。而真正对西方政治思想有所留心者，不到千分之一二。此时各门科学书籍购买者甚少，而对西方法律及政治外交感兴趣者，又多非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购书之人“究以守‘学优则仕’之义为多。可见科举与学堂，其冲突有如此”。[95]对应试士子而言，考试的内容必然决定了读书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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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从议改至立停期间，新式学堂规模与数量均不断扩展，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发行日新月异，对于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保皇会所办印刷图书事业的变化轨迹，显示出科举革废的影响力度。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康梁组织保皇会，利用舆论工具，抨击清廷，传播新知，报刊之外，出版印刷至关重要，广智书局是要角之一。不过，因风气未开，购买西学书籍人鲜少，广智书局在一段时间里也难以单靠传播新知赚钱自立，而不得不跟着科举改革的进程，同时编辑印制士子备考所需的科场书以牟利。1910年5月，梁启超在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各位同志的公开信中承认：“当本局初办时，科举未废，故所印之书，多为科场应用。及科举废后，此等书全不能销行，以致壬寅、癸卯两年所印出之书，积压不售者，值数万元”。[96]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新书并非销路不畅，而是翻版太多。由于党禁甚严，官场专与保皇党作对，不能标明确实版权，以致销路好的书无不为他局所翻印。其自称所著书每出一部，必销数万，而广智书局自销不到数千。不过，科场书同样存在翻版问题，只是销量太大，仍然有利可图。而梁启超本人就是力图以科场书获大利的推手。早在1901年，他就为急需金钱的保皇会计划：“顷八股已废，此局更当起色。现拟编一入场用之书（如《经策通纂》之类，可售数万部，每部售价二十元左右），大约需本钱二万左右，而一年之内，可获利十余万以上，此可操券而决者。”[97]“科举废后，则学堂教科书最为盛行，然教科书必须由学部审定乃得行销。近年由学部自编自印，颁行各省学堂，则此宗利益更非书坊所能有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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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印刷之外，近代图书馆的筹设倡兴，也与新式学堂的发展密切相连。学部兼管文化事业，将图书馆的筹建与管理，作为新式学务的重要内容予以规范要求，并由各地新式学务机构承担管理职责。各省学务公所均设有图书科，学务经费中也明确分出一定额度用于购置图书，且创设伊始便确定所设图书机构应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并以创建京师图书馆为带动，督饬各地筹备兴建图书馆。“在学部的倡导、要求下，继直隶、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奉天之后，山东、山西、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等省陆续按学部规定的期限，于1909—1910年设立了省会图书馆，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近代图书馆系统。”[99]而在一些州县，小学堂无力设置图书馆，便代以其他简易机构。如河南虞城县县令为开通民智，在高等小学旁增设一蒙学堂，“专授中国文字，加以算学、历史”，“并于蒙学之对面西屋设一阅报所，陈列各种报章，任人纵阅，并置各种教科书，以供学人研究，亦开通风气之一助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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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民智兴女学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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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府州县教官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宣讲“圣谕广训”，以端正学风和教化社会。自科举考试废八股以后，各省督抚则多以倡行读报一节奏请新政，宣讲内容由清廷上谕扩大至时事新闻，一些书院备买报刊供生童观阅，“使之广见闻而开知识”，转移社会风气。[101]立停科举后，这一功能依然保留，并被学部纳入各地劝学所的章程。但宣讲员不再局限于教授、教谕或劝学员，宣讲的内容也不断充实更新，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联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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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自治会、宣讲所、研究处、阅报社触目皆是”。[102]京师督学局将宣讲报刊新闻时事列入计划，得到社会好评，“开通下等社会，除白话报外，最妙的是演说。从前各茶馆，但知演说水浒传、七侠五义等等，到后茶馆改良，都知道演说报纸。无奈经费短少，规模狭小，不能长久。现今由督学局分区设立宣讲所，由劝学员每日演说，大为进化的助动力”。[103]不少师范学堂学生不但主动申请成为义务宣讲员，且分担阅报所的月捐。[104]宣讲以读报及政府法令为主要内容，有利于启发下层社会的觉悟，提高他们对政府法令及移风易俗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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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向下层社会宣讲时事外，开通民智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让占全国人口近半数的女性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因为“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105]就官方层面而言，女学的倡兴与科举革废关系密切。科举时代，女子均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停罢科举后，女学堂的倡导，虽仍有不少阻力，毕竟已风气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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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正式独立列入学制，尤其与立停科举关系匪浅。癸卯学制订定于科举未停之时，在癸卯《奏定学堂章程》的体制内，各种学堂没有招收女生的规定，女学只能附于家庭教育。这与科举制度完全排斥女性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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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3月8日，《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获准颁行，从学部奏折亦可见女学倡兴的一波三折：由于反对者众，很长时间未敢进行尝试，为避免因诋毁而压制女学，学部煞费苦心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九条，《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凡东西各国成法，有合乎中国礼俗，裨于教育实际者则仿之，其于礼俗实不相宜者则罢之，不能遽行者则姑缓之”。尽管女子师范学堂仅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106]但规定每州县必设一所，并随时酌量地方情形逐渐添设，对于普及推广女学仍具有积极意义。立停科举后，学部将女子小学和女子师范学堂正式列入学制，给妇女接受教育以法定权利，相较科举制完全排斥女性无疑是划时代进步，对民族国家兴盛的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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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尊女卑数千年的国家，由官方倡导女学，确属不易。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虽然强调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设立，不得混合，但毕竟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承认七岁以上的女子可以进入学堂，具有与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此外，“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也被载入女子小学堂章程中，作为新的社会风尚，对革除恶俗陋习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考虑到在经历长期封闭的社会，备受歧视的妇女接受教育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学部在章程中还特别规定，女子小学堂“开办之后，倘有劣绅地棍造谣诬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责。如该学堂办理有未合者，地方官应随时纠正”。[107]希望在官方的倡导、控制与保护下，使女子学堂的开办，成为按照清政府的意愿移风易俗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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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所料，女子学堂章程公布不久，各地关于女学有伤风化的批评和责难接踵而至。1907年4月，学部因此通饬京内各女学堂劝谕学生遵守本国礼俗，用心之良苦，字里行间历历可见：“本部奏定女学章程内称，凡东西各国成法……其于礼俗实不相宜者则罢之等语，业经奉旨允准在案。近闻玻璃窑地方开办女学慈善会，各女学堂学生皆入其中发卖所作手工物品，以助拯款，并在彼处唱歌舞蹈。昨阅北京女报所载该会广告，且有招集马戏之事……今本部特为申明，劝诫各学生陈设手工物品以助赈需，仅可遣人送往，不必亲身到会。至于赴会唱歌舞蹈，于礼俗尤属非宜。招集马戏混迹其中，更非敬重学生之道。京师为首善之区，各女学生自必服习诗书，饫闻礼义。本部以全国学堂为己任，惟有责成各学堂创办人员，传知各女学生，共喻本部敬重女学生之深意，保全女学堂之苦心。以上所言各节，务望各学堂共相遵守，勿显悖奏章，是为至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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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女学的学部既有防微杜渐之心，更有设法维护之意，通饬仅隔十日，都察院代奏候选道许珏条陈厘订学务折，就提出女学堂宜恪守中国礼教，不可参用西俗。[109]而法部主事江绍铨曾禀陈邮传部，拟请拨款于东城女学添设电话专科以资习业，囿于兴女学阻力过大，女子就业更易成为众矢之的，电话本身也是新事物，邮传部顾虑重重，最终以“诸多窒碍，所请拨款之处实难照准”驳回。[110]在各方压力与责难下，学部对于女学的约束日渐增多，推广更加谨慎，不过毕竟开启了官方提倡与规范保护女学的时代，为民国时期女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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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学的发展相似，边疆地区教育的启蒙与推广也相继提上日程，并在西北、西南、东北等地逐渐开展，这是立停科举后新教育扩展、维护国家、稳固边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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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2月，四川总督锡良奏报：川藏、滇川边界多用藏文，“历年台藏文武员弁所用通事，明于事理者绝少，或则传达舛错，致误事机，甚且有意倒颠，借端播弄，番情每致不洽，弊窦防不胜防”。为了经略与开发边疆，锡良筹拨款项设立四川藏文学堂，招考文理通顺、身体健壮之学生120名入堂肄业，学科以藏文、藏语为主，即饬所招精通汉语的藏族教习尽心讲授，各科汉教员则教以国文、修身、伦理，并兼授英文及历史、地理、算学、体操诸科。[111]1907年6月，学部在京师设置满蒙文高等学堂，满蒙汉族子弟均可“一体甄录入学”。[112]新疆先后开办了80多处汉语学堂，[113]为西北的开发与边防巩固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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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女子与娼、优、隶、卒的子女皆不能参加考试，亦不能就读官学，停罢科举后，新式学堂以国民皆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非将人以贵贱划等。1909年7月，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在云南边地设置土民学塾，并令土目子弟送省附学，在既往的“化外之地”设立新式学堂，贯彻平等观念，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垄断，以期消除历史形成的等级贵贱。[114]1910年2月，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报，该省幼女学校已设十六区，在滨府所设布泽小学，并令释放家奴一体就学，[115]使得既往因身份低贱不能读书者进入学堂。这些针对边地及少数民族区域采取的兴学措施，对于开通民智、转移风气乃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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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终结，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造成了清末政治与社会变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改科举和最终停罢科举为枢纽，戊戌与新政改革前后贯通，兴学堂、办报馆、印图书、开演讲、启民智，使法律和公共治安观念、平等与国民意识均通过报刊与教科书等形式进一步传播，继而内外官改制全面展开，法官、巡警与新的考试及职业资格任用制度逐步建立，农、工、商、法、医皆有学，新的社会规范及人才标准逐渐变化形成。在此基础上，仿行宪政、割除弊端，以求富国强兵、百业兴旺、社会进步。尽管各地基础条件不同，由立停科举引发或加速的各项制度改革进展实情有所参差，但总体而言，在转移风气、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作用。上述诸多举措，促进了近代知识与制度的转型，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社会变动都是多因的，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影响。清季社会的上述变化，立停科举只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而绝非全部，对于清末民初社会的乱象纷呈，由哪些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地全方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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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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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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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启超书牍（六）》，《戊戌变法》第2册，第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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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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