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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学员对入馆肄业的复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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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十一月初二日诏开进士馆的特旨一经颁布，就对科举制和无数士子造成多面冲击。新进士中的庶吉士、主事、中书须入大学堂肄业，毕业后方可散馆、留部，无异于给进士仕途平添了不可控因素，客观上增大了科举入仕的难度。因为若不能毕业，便无法散馆、留部。况且学堂所学乃进士相对陌生的法政、理财等新学。这就让许多士子望而生畏，从而降低了进士的吸引力。同时，举人既中进士，本可高高在上，而今却须重做学生，“屈伏充生徒”，[28]也拉低了科举的声价。因此，士子如何回应此举，无疑是值得考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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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科进士冯汝琪于1902年中式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举人。这是科举改章后的首次乡试。冯汝琪在八股时代，已“五试秋闱”，此番得中，欣喜可知。其父冯金鉴时任四川建昌道，得信狂喜，赞其“卒能慰老人二十年之期望，从此可继书香，可入正途”。其弟冯汝玖斯时随侍任所，本欲捐官出仕，受其中举鼓舞，“颇肯发奋用功，必欲下一二场，方可出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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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冯金鉴见到进士入学的上谕后，即生疑虑：“明年庶吉士、部属、中书均须先入学堂，有卒业文凭，方可散馆、奏留。琪纵联捷，亦不能即作实官。”冯汝琪此时也在筹划捐官，冯金鉴因此关切地询问：“捐郎中究竟合算否？印结每月若干？榜下分部，未卒业以前，准分印结否？倘不能卒业，虽中进士亦无用，不如俟此屯差期满保知州分省矣。”冯金鉴在致贻谷函中亦不无担心地说：“此时圣学不彰，科举将废，（汝琪）纵或联捷，仍以学堂卒业为凭，恐不谙时务，难与新造人才争胜。”[30]在此情况下，冯汝玖信心顿失，不像之前发奋用功准备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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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身在京城的冯汝琪则稍显乐观，认为不必过虑，因为进士入大学堂“卒业本系空谈，较学堂一切从宽，何难之有。至于举办学堂，再有三年，亦无成效，科举仍不能废，亦可无虑”。所以他请其父劝告冯汝玖“万勿灰心，一面用策论功夫，一面兼习洋语。下科尚有四年之久，大事变迁，难以逆料，总以今科应试为要，得失有命，不在文也。科举、学堂我皆优为，自能出人头地，况功夫用成，中会〔试〕后更容易乎，又何虑卒业不卒业乎？又何虑不能得文凭乎？进士学堂亦另采地，章程亦宽于大学堂”。他称自己如果癸卯科考中进士，“不怕入大学堂”，因为“曾学东文，任此一门，即可了事”。冯汝琪在京的弟弟冯汝玠亦请其父劝冯汝玖“万勿以入学堂自馁”。[31]冯汝琪因为正在鼓励其弟，所以难免把进士入学说得稍微轻松。不过，对于徘徊在科举、学堂、捐纳之前的冯汝玖来说，开进士馆之举却令其对科举之途灰心自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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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汝琪自称不怕入大学堂，不过其癸卯科会试未能联捷，也就不用入学。可是，癸卯科进士中的翰林、主事、中书，却须面对再做学生的挑战。内中尤以长久以来人人仰望的翰林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按照惯例，“庶吉士散馆向由翰林院办理，每逢会试之年，于四月十八日考试”。[32]甲辰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故举行恩科会试，如果没有进士入学的新政，则癸卯科庶吉士在一年后即可散馆，考试差。但由于要在进士馆肄业三年，方可散馆，所以连带导致新科进士对翰林的期待略有降低。癸卯科浙江进士陈黻宸本来一心想点翰林。他在致其弟的家信中，一则谓“若殿试二甲、朝考一等，则翰林尚可望”，再则谓“论资格似可得翰林。但二甲前三十名浙江人得其十人，邵章、陈敬第均以书法见取。观此，则兄之翰林必不易得”。可惜，榜发以主事用，陈黻宸不禁大叹“书法不佳为考试累”。不过他接着却说：“然今年翰林亦不中用，入学堂三年，明岁不能散馆。”[33]虽然不无酸葡萄之嫌，却也道出了翰林因进士入学新章而贬值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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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进士馆自然招致许多新科进士、翰林反对。此期任职京师大学堂的罗惇曧就证实：“进士皆大怫，诸翰林以不得即散馆考试差为大戚，怨张尚书百熙甚深，是时张方为管学大臣也。”[34]所以，癸卯科进士朝考前后，颇有传说张百熙不赞成开进士馆，“现已与军机等商定暂缓，大约本科进士仍可照曩年录用，无须俟三年卒业也”。[35]可是，此举乃系瞿鸿禨、荣庆等人促成，并奉有特旨，所以很难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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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春，正值袁世凯、张之洞联衔奏请三科减停科举之时。张之洞更是奉召入京，科举存废的重大问题正在朝中激烈争论。[36]据说癸卯科进士“因闻新进士学堂仍须办理，俱为不悦”。他们的反对意见和上下左右串联，已成为当时“停废科举、普设学堂之一大阻力”。[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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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开进士馆已与朝内存废科举的争论和运作互相缠绕，纠结难分。张之洞力主三科减停科举，王文韶大为反对，张之洞无可奈何，“于是向之主废科举者渐改宗旨，主不废科举者益复得意”。甚至传言有人奏请“新进士入学堂，宜与庶常散馆、部属报满并行不悖，不宜俟毕业后方准散馆、报满”，王文韶“极韪之”。[38]考虑到上年瞿鸿禨等发起进士入学之议时，王文韶就极力主张翰林院掌院学士入主大学堂，而进士馆教习必以翰林、进士出身者充之，维持科举，反制学堂，那么，此时新科进士可否不等学堂卒业，便能散馆考差、报满奏留，就可视为上年争议的延续，其背后即暗含着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深层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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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癸卯科庶吉士争取不等毕业即散馆的“斗争”一直没有消歇，并与废科举的争论和运作相始终。光绪三十年四月，甲辰恩科会试出榜后，据说某大臣循例奏请散馆，但上届癸卯科“庶吉士均入进士馆肄业，无庸散馆”，结果遭到慈禧太后的当面诘责：“他们尚未卒业，卒业后给予出身，你不知道么？”[39]光绪三十一年三月，进士馆开馆将近一年，多名庶吉士学员又禀请学务大臣，改三年毕业后散馆为两年即可散馆。[40]这是因为“进士馆各学员须在丙午年假时卒业，而丙午为乡试之年，若按癸卯庶常，早已散馆，例得考差，若迟至年假时，则不得考差矣”。[41]本来癸卯科庶吉士一年后即可照例散馆，因进士馆之制被迫延后。同时，考差在五月开始放乡试考官之前，若至丙午年年底毕业后再散馆，则赶不上丙午年考差。况且，“新科得差者易”。[42]所以，进士馆中的庶吉士学员禀请提前散馆，也是人情之常。岂料是年八月，袁世凯等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自丙午科始，乡、会试一律停止。于是癸卯、甲辰两科翰林就没有考差与简放试差、学差的念想和机会了。所以，癸卯科翰林郭则沄有诗句云“抡才虚望三清出”，因为“留馆后科举已停，学、试差俱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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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趋新舆论种种报道的指向，仿佛翰林、进士或者朝中保全科举者，仅仅是为了尽快入仕、考差的现实利益。其实，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但其中未始不含有不同群体对科举、学堂、新学、旧学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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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面考察新科进士群体对入进士馆接受“新学”教育的态度，可以看出，固然有许多进士不愿入馆肄业，但也不乏主动学习，希望借此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改善地位者。整体言之，这是改科举、兴学堂的转型时代，士人选择更加多元、取向渐渐分化的体现。如果具体到进士个人，则个体的选择，又与其年龄、出身、地域、教育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通过讨论新进士对于入学的态度取向，既可观察他们是怎样看待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现实变化的，也可窥见最后的进士群体是如何借助知识更新和身份转型，以改善地位并施展抱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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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入馆肄业的进士自然不少。其实，前述报刊舆论一开始就质疑进士未必肯虚心向学。大学堂办学人员亦有类似担忧，林纾致严复函戏谓：“新进士都入大学堂肄业，张筱圃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不知于思者将亦屈之北面否？一笑！”[44]“于思”指“多须貌”、“白头貌”，[45]新进士年在三四十以上者甚夥，多须自不必说，白头恐亦不少，故此处“于思者”殆指新进士。张筱圃即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看来林纾也对新进士会否北面称弟子，虚心以向学有所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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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进士馆开馆之前，又“传闻有某进士纠同年数人，递禀学务大臣，不愿入进士馆肄业”。[46]癸卯科庶吉士温肃则明言“不乐就进士馆学”，“厌听”进士馆教员所讲授的法政学。后经其房师于齐庆咨调，兼任翰林院编书处协修，“遂改外班，不常到馆”。[47]最极端的例子是癸卯科进士、工部学习主事、江苏阳湖人钱振锽。钱氏曾自述道：“新例新进士入进士馆学习三年，不则无出路。振锽入馆，见西洋教习登坛宣讲，群进士执笔谨记其语，以为无耻，归而大书其壁曰：生若入进士馆，死不上先人茔。”[48]甲辰科进士金梁亦称：钱振锽“以进士用主事，既入部，例至进士馆，谓不能事夷师，弃职径归，专著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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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钱振锽、温肃均为比较极端的例子。因为从后来毕业考验结果看，癸卯科庶吉士改归外班的仅温肃一人。相反，癸卯科进士甘鹏云，甲辰科进士汤化龙、黄远庸的例子，则可说明有一些“与时俱进”的士子，主动希望入进士馆学习“新学”，以改善地位，出人头地。光绪三十年四月，甲辰会试榜发，汤化龙榜上有名，然而在殿试、朝考前，他却甚为惶惶，一则希冀做京官入进士馆，一则担心用即用知县。十九日，汤化龙在致其弟汤芗铭的家信中真实地流露了此时的心境和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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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此次侥幸，实出望外。所虑者，湖北中者皆善楷书，而兄独否，虽得进士，终无用耳。兄现所希冀者，惟用京官入进士馆，方有出脱之日。倘不幸而得即用，则终身入傀儡场，永无复快意之望矣。然今科十三人，惟兄字最劣，又安禁其不即用也。焦灼焦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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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随后以主事用，做京官、入进士馆的梦想有惊无险地实现。不过，以汤化龙学问才华之出类拔萃，未能点翰林，在许多人看来，未免可惜。然而，湖北长大的汤化龙已颇趋新，而其家亦甚开通，与他壬寅年同榜中举的弟弟汤芗铭此时已经赴法留学。汤化龙于当年九月致汤芗铭的家信中，贬斥科举、翰林，赞美留学。虽然不能排除与陈黻宸同样的酸葡萄意味，且有鼓励其弟坚持游学的意涵在，但也未始非其真情之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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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名万不可恃，得一翰林，不足聊生，视外国下等工人月可得洋三四十元，犹且弗及。兄前于朝殿试时，敢于违格，实怀此意。以今体察，尤觉不虚。吾辈以印结之资助，月可得六七十金。薪桂米珠，当可（以上叶1）供给。使兄得翰林，则且仰屋束手，为饔飧虑矣。然而世情习惯骤难更移，金马玉堂，视同天上，三五涂拭少年方且以此自鸣得意，花间柳市，车水马龙，对人扬扬道是玉堂香案吏，惟遇虬须深目客，则退避三舍，冷眼旁视，大是可怜。每以是与人言，彼昏皆掩口胡卢，以为牢骚不平语，其实下怀鄙此久矣，不自今日始也。勖（？）哉，吾弟于科名外能自树立，即是上品人物，况将来成就实出科名万万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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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章后来亦说“当日犹幸用中书，入进士馆，苟外用知县，则一行作吏，困于风尘，且不获赴美留学矣”。[52]黄为基（即黄远庸）就没有汤化龙、陈焕章那么幸运，用即用知县，“不得京职”，无法入进士馆。不过黄氏“深有志于游学，谋于当事，屡请乃许”，遂赴日本中央大学习法律。[53]甘鹏云虽然比汤化龙年长十余岁，但曾在两湖书院就学，故亦颇有中西新旧兼学的抱负。早在戊戌年日记中，甘氏已表达过与诏开进士馆类似的想法：新进士“须学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应在“京师创设仕学院，俾部属、词林皆得入院，稽诹政治，练习时务”。[54]所以，尽管癸卯年中进士时已经年过四旬，但他对入进士馆肄业法政、理财等新学，却颇思努力。光绪三十一年，他在致其师梁鼎芬的信中，这样报告在进士馆的学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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