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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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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翰苑存废生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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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重科名，又以点翰林为尤荣。长久以来，翰林院既是人文渊薮，又是储才重地，高官多出其中，地位极其显要。张之洞曾有名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可以说，翰林院本来正是政学表里相依的化身。然而，在清末改科举、兴学堂，中西学此消彼长的新政浪潮下，翰林院却恰恰面临“学”与“政”的双重危机。一方面，翰林被讥为空疏无学，另一方面，朝廷用人也逐渐不重翰林。因此，庚子前后，整饬翰林院成了清廷除旧布新的重要举措，老翰林被要求研习所谓的新学实学。随后，当局进一步深化科举改制，诏开进士馆，以癸卯、甲辰两科翰林为主要学员，聘日本及留学生教习讲授法政等新学，实现了从翰林院庶常馆到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制度变革。与此同时，随着詹事府被裁，本已十分拥挤的翰林院，升转更形艰难。1905年科举立停后，足以名利双收且几乎为翰林包揽的试差、学差大减，[45]翰苑日渐式微。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翰林院不仅地位下降，更时有消亡之虞，终至1911年责任内阁成立前后发生了存废生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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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甲二科一百数十名进士跻身翰林之日，正是翰林院面临巨大危机之时。不久科举立停，除了数量有限的洋翰林外，翰苑新血已断。因此，癸、甲翰林自1907年陆续散馆后，遂成为翰林院最后岁月里的最大群体。故癸、甲翰林群体的仕途和命运，就与翰林院的存废密切相连。面对生死危机，翰林院上下如何因应？癸、甲翰林群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特有之翰林院，其可能的转型方向和路径何在？是本节想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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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颠倒：官制改革后翰林院添缺升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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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翰林院共有143员。其中编修、检讨110员，除去出差等项，实有76员。[46]虽然是年官制改革中翰林院得以保存，但1907年短短一年里，进士馆及游学毕业的癸卯、甲辰二科庶吉士，授职编修、检讨的足有百人。翰林院骤添百人，拥挤可想。有意思的是，恰在此时，御史徐定超以翰林院“本较他曹为优”，但“年来官制屡更，各部自为升转，而翰林院转虑沉沦”为由，奏请变通翰林院官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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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定超早年以进士分发主事，[48]并非翰苑中人，此奏自是翰林群体推动的产物。其中癸卯科翰林邵章扮演了重要角色。据邵氏自述，该折稿实由其代拟。[49]邵、徐为浙江京官同乡，自有捉刀可能。且邵章刚参加了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举行的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试，与癸卯、甲辰同年最感升途狭窄，亦有迫切需要。徐定超此奏的“成果”是，翰林院添设了从六品的秘书郎四缺，又一次“索回”了当年裁撤詹事府的部分缺额。不过，其翰林升品的奏请，却均遭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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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翰林院升品事宜在翰林与留学生的互相较劲中，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09年初，由留学生主导的宪政编查馆统计局在统计表中，将编修、检讨列于民政部七品警官之后，结果翰林院“合署大哗”。甲辰科翰林章梫特草一说帖上呈掌院学士孙家鼐，“言中堂虽好让不争，恐宪政一定后，虽欲争而不得”；章梫同时“又备一分呈政务处……争体制不应列各部之后”。孙家鼐因此“痛诋洋学生”。不过，翰林前辈徐兆玮则认为“止争体制不厘订职掌，终贻人口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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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厘正翰林职掌、品秩的运作，也正在进行之中。但为避嫌，现任翰林却不宜直接上奏。所以，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二十九日，癸卯科翰林、时任内阁侍读学士的延昌奏请变通翰林官制，奉旨交政务处议奏。其折先讲翰林院，尤其是癸卯、甲辰二科翰林的现状：“近以庶政待举，部员各有攸司，而翰林一官转同清简。……查翰林院自学士以下，供职者凡百数十员。其科分较前者或研究政书、或浏览译籍。近科诸员则自癸卯、甲辰两科毕业于进士馆，及外洋法政等学校者百三十四员。论者谓新立各部，衙门新而多旧人，翰林院则衙门旧而多新人。诚非过论。顾郑重培之而闲散置之，揆之朝廷储才之本意，未免相暌。”进而提出应斟酌厘定者有三。（1）扩充职掌。国史馆掌国史，文渊阁掌秘书，武英殿掌刊刻秘书，此皆翰林院原有职掌，拟请量为扩充。（2）升品级。请将翰林院学士改从二品，侍读、侍讲学士分别改正、从三品，侍读、侍讲分别改正、从四品，撰文、秘书郎、修撰俱改正五品，编修、检讨均改从五品，以符名实。（3）停外班。拟请“嗣后满蒙应补之缺如满蒙编、检升补无人，即以汉军编、检升补，汉军编、检亦升补无人，即以汉编、检升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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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昌系京口驻防蒙古旗人，业已任职内阁，却能为翰林院旧署以及汉人编修、检讨说话，甚属难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官制改革中不分满汉的时趋所致，另一方面也少不了癸卯科翰林同年的怂恿。癸卯科翰林胡骏就感慨道：“此次能为本署出力者，子光（延昌——引者注）同年尚已，而瑶琴折尤为措词得体，援据确实。”[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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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琴”即戊戌科翰林、时任邮传部左参议李稷勋，系甲辰恩科会试同考官。就在延昌上折后不久，李稷勋奏请变通翰林旧制，归并职掌，厘正品秩，以维体制，亦交政务处议奏。在铺叙新政前后翰林升沉之后，李稷勋说：“年来留学毕业及将来分科大学毕业学生，均以考列最优等者授职编、检，而近三科庶吉士咨送出洋，分习各项科学，毕业后始散馆。若取之既极慎重，用之直等闲散，又非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李氏进而建议，（1）归并职掌。一方面推广修史职务，“若宪法、民政、实业、交通各要政，为前史所未有者，均应分立表志，增制精图，俾信今传后”；另一方面将国史馆职掌归并翰林院，自编修、检讨以上，悉令分科任事，“纂辑新政诸志，讲习法政，考究实业”，以历练人才。（2）厘正品秩。定制翰林品秩虽卑而礼节崇高，拟请将修撰改为正五品，编修、检讨改为从五品，以上依次递升，以符名实。[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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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见李稷勋折后，“甚以为然，拟独具说帖交政务处”。恽毓鼎估计若吏部尚书不阻扰，当可准行。胡骏等人也认为有孙家鼐“出头”，十有八九可成。[54]不过，事情的发展显然比预想要曲折得多。不仅因为1908年初，政务处刚刚否决了徐定超翰林升品的奏请，此时不好迅速转圜，而且据张书云讲，翰林院内部也有阻力。还有人折中建议升检讨为正七品，升编修为正六品。胡骏以为如此则真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了。[55]于是翰林升品事一度陷入了拖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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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癸卯、甲辰翰林仍在积极努力，其策略是先拜会时任吏部尚书的甲辰科座师陆润庠，沟通妥当后，再分别登门游说满汉军机大臣。其中王寿彭、水祖培、王大钧、朱汝珍、商衍鎏、高振霄、章梫、吴增甲、杨兆麟、黎湛枝、张书云、胡骏、林世焘等人奔走最为热心。八月十九日，王寿彭、黎湛枝、张书云、王大钧、章梫、朱汝珍、林世焘、胡骏等人拜谒陆润庠，言翰林院衙门事。四天之后，胡骏与王大钧、商衍鎏、朱汝珍、水祖培、王寿彭、高振霄等人为升品事，专程拜访大学士、满军机大臣世续，寻求支持。世续态度谦谨，“满口应承”。但鉴于当权者常常表面赞同，实际反对，胡骏也不能确定世续“果无异议否”。诸人随后即赴东兴楼应章梫之约，盖章梫热心此事，专待于此，欲聆消息。席间又约定二十七日在吴增甲家里再次聚议。二十八日，翰林们又登门游说大学士、军机大臣鹿传霖。[56]九月初一日，胡骏与黎湛枝、朱汝珍、张书云、谢崇基等人至王寿彭处，会议翰林升品折稿，随后由王寿彭、杨兆麟亲赴荣庆府上请示。[57]据说孙家鼐、荣庆于初二日画稿，“不日出奏”，尤其是各军机大臣亦表示赞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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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群体的努力果然收到成效。九月二十五日，会议政务处议复延昌、李稷勋的折子终于出奏，距二人上折之日已过半年之久。折子明言“固不敢以朝廷名器见好词臣，亦不敢以议驳在前稍涉回护”，故一方面否决了职掌扩充的建议，另一方面却议准了翰林升品的请求：侍讲学士升为正四品，侍读、侍讲升至从四品，撰文、秘书郎、修撰俱升为正五品，编修、检讨升至从五品。奏上，奉旨依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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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纷扰数年的翰林升品，在翰林院上下，尤其是癸卯、甲辰翰林群体的努力运作下，终于实现，显示了翰林群体仍蕴藏着可观的活动能量。然而，当翰林群体龂龂于升品，靠追求“名”以维持自身体制时，也就意味着实际地位的严重下降。因为在当年品秩虽卑而实际却尊的时候，根本不存在翰林升品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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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清季翰林院官制、额缺、品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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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清季翰林院官制、额缺、品级变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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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新定位：责任内阁成立前后翰林院的保全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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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胡骏等人换上五品的“水晶顶”，[60]没戴多久，翰林院就面临被裁撤的生死危机。宣统元年十月，宪政编查馆提调李家驹编制了一份《行政纲目》，就现行各部职掌，分别国家行政、地方行政，按部列表，作为“将来厘定官制，编制预算”的标准。后经修改，于宣统二年（1910）二月二十九日呈递，奉旨俞允。[61]翰林院由于无所谓国家或地方“行政”，所以在《行政纲目》中并无位置，意味着官制改革时将被裁并。《宪志日刊》评论《行政纲目》时就称：旧内阁、礼部、翰林院所掌“多非国家事务，虽间有关系，而职权不足以立为独立衙门”，故当在裁并之列。《申报》论说的话则更难听：“翰苑诸公不啻为旧时专制时代京秩中之一遗物”，将来中央官制改革，必遭裁汰。[62]宣统二年十月，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促动下，清廷下诏提前于宣统三年（1911）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开设国会。官制改革因此驶入了快车道。而在新的官制改革案中，翰林院将被裁撤，其职能分别划入内务府和新内阁之中。[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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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此时的官制改革将翰林院推向了消亡的边缘，而翰林群体就是否保存翰林院也有了分歧。十一月十一日，一部分翰林在便宜坊集会，“共议保存翰苑”。甲辰科探花商衍鎏专门草拟了“公具说帖稿”，供大家讨论，恽毓鼎认为“颇为简要”。[64]九天之后，翰林齐集讲习馆，讨论生死大计：“到者百余人，主持保存者以商（衍鎏）、水（祖培）、朱（汝珍）、章（梫）诸编修为最力，主持裁署改官者以李、范、陈、高诸编修为最力，两派大肆诘辨。”[65]据胡骏日记可知翰林“来者甚夥，大率主保存衙门者居多数”。[66]于是“公定保存本署说帖，推审查起草人六员”，并公举恽毓鼎等人游说军机大臣。二十五日，公具保存翰林院说帖拟定，次日凌晨由掌院学士陆润庠、荣庆据以代奏。[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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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帖系章梫、商衍鎏、水祖培等人起草，[68]由翰林院学士许泽新领衔，签名者达90人，癸卯、甲辰两科翰林占43名。其要点如下。（1）申明翰林院不可裁之理由：“职司国史，秉董狐之笔，关系数千年以后之信史，较之新内阁之仅关系一时者不同。”[69]（2）解释翰林院不可归并内务府之理由。首先，内务府全系旗员，翰林则遍选天下人才，性质不同。其次，内务府分设七司，统于总管大臣，“堂属攸分，缺额有定”；翰林院则无堂属之分，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额，且遇朝会大典，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班在内务府大臣之上，二者体制不同。最后，“改订官制，要宜以我国之沿革为本，而取外人之长，不宜以外人之制度为本，而置我国之历史源流于不顾”。且弼德院、行政审判院、审计院等皆官制独立，直隶皇上。翰林院“实与德之博士院，英、日之博士会、学士会院制度相仿，皆以储才备用为急，自应令其独立”。总之，“内阁各部为最高行政机关，弼德院为最高行政顾问，翰林院为预备最高行政人才，按之法理，并不相妨，揆之官制统系，尤为赅备”。（3）应行变通之处。一为职掌。应厘定者有二：（甲）讲官，由翰林充任；（乙）内翰林，“旧内阁所司典礼、撰拟、收存、颁发诸务”及“稽察钦奉上谕事件”之任，划归翰林院。应扩充者有五：（甲）筹设通儒院；（乙）组织高等文官试验委员会；（丙）组织法典调查委员会；（丁）开设图书馆；（戊）纂修会典。二为官制。掌院学士仍由大学士兼充，其余侍读学士、侍讲学士，遇有相当之缺，开单请简，侍读、侍讲、撰文、秘书郎、编修、检讨各官，均以新内阁、弼德院各衙门、各直省之缺，为升转外放之途。其详细节目俟奉旨俞允，再由掌院学士妥为核订。（4）附行政统系表。审计院：监督财政机关；行政审判院：行政审判机关；内阁各部：行政机关；弼德院：顾问机关；翰林院：储才机关；内务府：皇室机关。最后，引用中外官制，立足人才储备的极端重要性，强调翰林院万不可裁并：“夫翰林一官，朝廷甄择最严，擢用亦多破格。近年设立进士馆，遣派出洋留学，本署人员几占全数，而数年廷试留学生，亦拔其尤者以授编、检各职。仰见朝廷慎重名器、奖励人才之至意。若竟予裁并，转失储才本旨，窃为国家惜之。”[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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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汉掌院学士陆润庠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单衔奏请保全翰林院，措辞极为痛切，与翰林群体公具说帖实相表里。首先，援引国家创立翰林院制度、养成人才的丰功伟绩，以及翰林院近年在派遣留学、考察政治、人员结构等方面与时俱进的成效，认为既不可将翰林院“划出宪政之外，转失朝廷用人之初心”，亦不可“强隶入皇室之中”，大失“祖宗设官之本意”。其次，一方面从翰林院的立意和功能角度，反驳针对翰林院不负行政责任的诟病：“国家意在储才，原不责以簿书之鞅掌”，之所以“使之回翔清秘”，是为了“博观政治之原，整饬风裁，备为有事折冲之用”。进而强调官制当本其“沿革风尚，不能尽相仿袭”。另一方面阐述德国博士院，英国、日本的博士会、学士会院制度，“皆所以储才备用”，“实与我国翰林院之制相仿”，故其“最高官吏往往以学士、博士任之”，盖“学养重然后识见闳也”。所以，绝不可“徒袭各国之迹象，而遗其精神，隳吾国之良规，而失其美意”。再次，从制度、国史记载方面强调翰林院的不可或缺：“《会典》记制度沿革之要，国史正万世是非之公，何一非国家政务所关。故一国之行政汇于新内阁，一国之记载汇于翰林院，未可偏废也。”最后，奏请翰林院“与弼德院、行政审判院、审计院等同为特立衙门”，并“俟新内阁、弼德院官制既定”，以一定数量的内外缺额供翰林升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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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群体公具说帖和陆润庠单衔奏折上陈之后，既定的游说方案随即付诸施行。十一月二十七日，恽毓鼎与十五位翰林会齐，“遍走四大军机之门，要求保存翰林院，均不值，各留说帖而去”。恽氏不禁感慨道：“自通籍以来，从未若此之奔竞也。可笑，亦复可怜。”[72]随后，《申报》也以《且观翰苑运动之效果》为标题，绘声绘色地报道了翰林群体为“力争保存该院”，集会筹议、上奏折、草说帖，“运动”当政大佬的种种努力。[73]这与翰林日记即时且丰富的记录可以相互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