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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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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投身清末兴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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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改科举与兴学堂双轨并行。不过，短短四年之后，在学堂与科举新旧势不两立的聒噪下，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便遭停废，举国孤注一掷搞学堂。据一般看法，科举与学堂势不两立，兴学堂势必要用新人。但是，科举精英不会因为科举突然被叫停而立即消失。而且，在失去科举的道路选择之后，社会对学堂的需求急剧增大，因而学堂的数量亦须迅速扩张，以便容纳更多的年轻士子。然而，清季办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经费和师资两方面的巨大限制。就师资一方面言之，虽然自京师至各省，皆在延聘日本教习，但以中国之大，此区区之数绝不够分配，更重要的是，日本教习绝大多数都不能用汉语讲课，故每聘一日本教习，便须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所以日本教习模式既难推广，也成本巨大，不可长久。[1]另外，教习虽可延聘，办学的主导权却须自己掌握。因此，便出现了颇有意思的“旧人”办“新学”的现象，即一方面舆论宣称科举与学堂势不两立，但另一方面，办学堂者，却又多是科举精英。当然，那些具有“新学”背景的科举精英更为吃香。科举改制造就的癸、甲进士，就在清季兴学方面扮演了颇为突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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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靠材料观察，癸、甲进士群体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清季兴学堂的历史过程：从地域分布来看，几乎无省无之；从职位来讲，大多担任学堂监督、教务长、教习之任，既主持学务，又教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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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是彼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能在其中登台授课或管理教学，多系宿学名流。从表7-1来看，癸、甲进士在大学堂亦占据一席之地。可注意者有二，第一，进士们教授的科目为其熟悉的史学、国文、经学等“中学”，正是这些科甲精英在维系着日渐边缘的传统经史之学。第二，从1908年至1911年，京师大学堂的教务提调先后为金兆丰、商衍瀛，1910年后的教务帮提调则为狄楼海，三人皆是癸卯科进士。因此，在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的时候，重要的教务管理职位，是由癸卯科进士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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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癸、甲进士任教京师大学堂题名（1903～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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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师大学堂之外，癸卯科翰林张书云、张之照均在顺天高等学堂办学。[2]癸卯科进士郭家声任教八旗高等学堂堂长。[3]在各省于京师所设之旅学堂中，癸卯科翰林胡骏任蜀学堂监督（同时兼京师法政学堂教习），王季烈任苏学堂教务长，马振宪任皖学堂副监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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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京师直接办学者之外，学部也聚集了一批癸、甲进士。陈曾寿、王季烈、恩华、杨熊祥、李景濂等人，均曾任实缺司官。王季烈任专门司司长，主管审查教科书，与兴学尤其关系重大。在实缺司官之外，学部的编译图书局等部门实际上汇聚了近20位癸、甲翰林。袁嘉谷、杨兆麟相继任编译图书局局长，后来外放，自不待言。此外，据参与其事的胡骏所记，当日调学部行走的癸、甲翰林还有王寿彭、陈云诰、史国琛、水祖培、林志烜、徐潞、张恕琳、王慎贤、林世焘、胡大勋、高毓浵等人。[5]只是这些癸、甲进士在辛亥鼎革后学部到教育部的转变过程中，全部退出了学务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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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隶首府保定，留日回国的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于1908年出任直隶高等学堂教务长，次年任监督，直至1913年该校合并至北洋大学为止。[6]在保定的直隶法政学堂，癸卯科进士杨肇培、黄纯垓担任教习。黄纯垓既讲授“人伦道德”一课，又教授属于“旧法”之列的《大清会典》，在其1919年出版的文集中，还保留了当日的讲义。[7]杨肇培任教的时间更长，贡献更大。1911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奖其四品衔。[8]在天津，甲辰科翰林邢端于1908年襄办北洋工业学堂，1909年接任监督，直至1913年。据说，邢端虽在日本学过化学，“但因系简易速成一类，他很讳言，只以翰林牌子任监督以至校长”。尽管有不少阻力，但在邢端掌校时期，北洋工业学堂“无论教务、事务，皆可循序推进”，教育事业“已日上轨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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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之区京师、直隶之外，经济富庶、文风最盛的江浙地区，学堂办得既早又多。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颇著声誉，民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即其后身。1904年，甲辰科翰林江西人雷恒请假出京，被两江师范学堂留充舆地正教员。迨1905年秋，接任教务长，“总持教务、严定规则、扩充班次”。所以，1910年江宁提学使以雷恒“在堂七载”，“成材正不乏人”，奏请援照江南高等学堂教务长缪荃孙的成案，奖其四品卿衔。[10]而当缪荃孙辞去南京高等学堂教务长一职后，亦由甲辰科翰林林世焘于1908年初接任。[1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同在南京的两江法政学堂于1908年开办，其监督即是癸卯科翰林吴璆。事实上，吴璆此前已经两江总督端方奏调来宁，“代办两江学务处”，并在两江总督署“办理学务文案”。1909年张人骏接任两江总督后，“照旧委用”。1911年夏，吴璆又署理江宁提学使。[12]可以说，吴璆与清朝最后几年两江学务的关系甚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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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巡抚的驻地苏州，最是文风胜地。有清一代共113科状元，仅苏州一府，就独占23名，竟有1/5强。[13]若考察清末苏州办学的历史，则绕不开两位苏州籍癸卯科进士：其一是著名学者章钰，另一位是地方议会领袖孔昭晋。章钰从1904年开始回籍办学，“历充苏省学务处参议、初等小学堂、师范传习所总理，师范学堂监督，高等小学堂堂长，学务公所课长各项重要差务”，直至1909年为止（其间1907～1908年丁忧）。[14]孔昭晋于1908年初“以普通课副长代办总理事务，宣统二年正月专任总理”。至1911年初，“学堂、学塾共推广至二十所，成就学生共计二百八十余名”。[15]此外，两位来自苏州之外的甲辰科翰林也在主持着苏州省城更高级别的学堂事务。江苏常州府宜兴县的潘浩，于1906年接充苏州府中学堂监督。来自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日后以编著《光绪朝东华录》著名的朱寿朋，则在1909年接任江苏省城高等学堂监督。[16]癸、甲进士在苏州兴学堂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难从中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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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甲进士并非仅在省会办学。在状元张謇的家乡江苏通州，癸卯科进士孙宝书长期办学，对学堂贡献良多。孙宝书于1903年考中进士后，即回籍办理该州两等小学事务，被公举为第一高等小学堂长。1904年冬天在日本考察了三个月后，次年并筹办通州城乡各级初等小学堂。1906年，通州、海门厅两地合办中学堂，孙宝书又被公推为监督。至1911年，两江总督张人骏以其“在籍办学已逾五年，成就毕业学生至百人之多”，请予优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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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办学起步亦早，名儒邵懿辰之孙、癸卯科翰林邵章角色突出，著闻于时。早在1897年，邵章就创办浙江蚕学馆，后改为蚕桑学堂，开全国蚕桑改良之先声。1899年，邵氏在杭州开办养正书塾，中、小学合办；迨1901年朝廷命广设学堂，该校遂改为杭州府中学堂，邵章任监督。1903年，邵章考中进士后，请假回籍，创办浙江藏书楼。1907年，邵章又创办浙江优级师范学堂。[18]此外，癸卯科翰林袁嘉谷、郭则沄分别于1909年出任浙江提学使和温处道。当袁嘉谷1910年请假回籍时，提学使即由郭则沄署理。在籍的癸卯科翰林陈敬第、孙智敏，甲辰科进士沈钧儒，均对浙江学务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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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地区，山东茌平籍甲辰科翰林马荫荣，自1904年起历任山东师范学堂国文教习、山东游日学生监督、山东学务公所议长兼高等农业学堂监督，[19]与山东学务关系极密。在山西，癸卯科进士杨熊祥、解荣辂先后出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尤以解荣辂任职在三年以上，并兼山西学务公所议长，影响巨大。[20]当1911年解荣辂卸任学务公所议长时，继任者则是癸卯科进士、在本籍办理武乡县小学堂历有年所的李华炳。[21]此外，从著名的山西常氏家族走出来的癸卯科进士常麟书，清末长期在本籍榆次县办学，民国后，历任中学、专科学校、山西大学国文教授，为山西教育界著名人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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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甲辰科翰林毕太昌于1909年接充河南高等学堂监督，而癸卯科进士、分发河南即用知县王益霖在此前后任高等学堂斋务长兼教员。[23]与此同时，河南优级师范学堂自1908年后，相继由癸卯科翰林张成修、甲辰科进士彭运斌及毕太昌出任监督。[2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贵州巡抚林绍年主政河南不久，即于1908年初奏调贵州籍的癸卯科翰林陈国祥和甲辰科进士袁永廉、唐桂馨来豫办理法政学堂事务。同属贵州籍的甲辰科进士熊范舆也于1908年入汴，出任河南法政学堂教务长兼法政教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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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办学早著成效。迨1908年筹办湖北法政学堂之际，湖广总督赵尔巽调癸卯科翰林邵章入鄂，出任监督，直至1909年底邵氏回籍为止。此后，赵尔巽于1911年总督东三省，复调邵章任奉天法政学堂监督，并署理奉天提学使。[26]不如邵章出名的癸卯科进士、江苏丹徒人杨鸿发，则于1908年任两湖师范学堂仁字斋文学教习，并兼湖北法政学堂国文教习。[27]湖南学堂比湖北办理稍晚，几位进士颇著劳绩。1904年，癸卯科进士彭绍宗出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癸卯科翰林曾熙、郭立山分别担任湖南南路师范学堂、中路师范学堂监督。[28]1905年郭立山北上京师大学堂任教，中路师范学堂监督一职由甲辰科翰林、大名鼎鼎的谭延闿接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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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在江西、安徽的办学也不遑多让。癸卯科翰林曹典初曾于1904年出任江西高等学堂监督，惟为时较短。辛亥鼎革前后，甲辰科翰林宋育德亦曾担任该学堂监督。[30]甲辰科翰林叶先圻则于1909年出任江西模范中学堂监督。此外，刘凤起（癸卯科）、宋名璋（甲辰科）两位本籍进士，也在宣统时期出任江西学务公所议绅。[31]在安徽，甲辰科翰林、著名诗人许承尧于1905年在本籍出任徽州新安中学堂监督，并兼紫阳师范学堂监督，1908年因成效卓著，获得奖励。甲辰科进士、湖北人彭守正则于1908年担任安徽法政学堂监督兼教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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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学堂数量有限，程度最高的陕西大学堂（后来改为陕西高等学堂）的发展，离不开两位癸卯科进士的贡献。来自邻省山西的狄楼海，于1904年开始担任教习，[33]成效卓著，后来进入京师大学堂，担任教务帮提调。陕西本籍进士周镛，于1906年出任陕西高等学堂监督，至辛亥革命前，已达五年之久。[34]此外，甘肃癸卯科进士张铣选择在新疆发展，1907年曾短暂任过新疆高等学堂提调，而1910年至1911年，护理新疆提学使将近一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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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办学有其特色。四川与康藏接壤，设有川滇边务大臣，在清末川边办学的历史中，癸卯科进士蜀人吴嘉谟的功绩首屈一指。吴嘉谟先任四川高等学堂教习，1904年复任四川学务调查所监督，“考选各项教职人员入所讲习，以备派往各属调查学务”。1907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设关外学务处，由吴嘉谟总办其事。吴嘉谟“选委员，延教习，购书器”，先“令塘兵及商民与蛮头人等子弟入堂”，排解疑阻，以为劝导。1908年，“共设学堂三十余校，男女学生千有余名，咸知官话，初识汉字”。[36]直至辛亥鼎革之际，方引退归里。同时，甲辰科翰林田明德，经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川，“历充客籍、藏文各校监督”，为关外学务储备人才，与吴嘉谟川边办学相得益彰。[37]此外，甲辰科进士曾光爔1904年在本籍任邛州高等小学堂校长，1907年兼任中学堂监督，长期办学，著有成效。[38]在云南，癸卯科翰林李坤于1903年担任云南高等学堂副办兼地理、历史教习，1906年后出任教务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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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学务公所议长一职，先后由癸卯科翰林陈树勋、甲辰科翰林唐尚光担任。[40]广西法政学堂则借才川黔，先后奏调甲辰科翰林陈国华（四川人）、陈正猷（贵州人）出任教习。[41]广东风气早开，亦借才办学。1906年，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京师大学堂教习、癸卯科进士陈黻宸南下，任广东方言学堂监督、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至1909年陈黻宸回籍出任浙江谘议局议长为止。[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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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近代人才辈出。在清末办学中，除陈宝琛等翰林前辈外，翰林后辈亦与有力焉。癸卯科翰林杨廷纶于1909年出任福州府中学堂监督，随后并任福建法政学堂副监督。另一位癸卯科翰林于君彦，则于1908年初出任福建中等商业学堂监督，直至1910年回京供职为止。[43]在兴化府，癸卯科翰林张琴、甲辰科进士关陈謩从1905年开始，分别担任兴化府中学堂监督和正教习，历有年所，著有成效。[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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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的考察，似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首先，癸、甲进士广泛参与了清末全国各地的兴学堂事务，分布相当之广，可谓无省无之。其原因盖有数点。第一，各地均需办学。1901年新政开始，尤其是1905年立停科举后，在省城、府城、县城分别设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的国策已定，兴办学堂成为各地的重要事务。第二，癸、甲进士中式后，正赶上此波兴学大潮。他们拥有最高功名，总体上道德学问好，在各地享有崇高威望，由其主持办学，实为水到渠成之举，而且也是在籍翰林、进士出任书院山长的流风余韵，更易获得朝野认可接受。第三，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名额分配虽然多寡有别，但能保证每科各省都有进士，即使“荒陬僻壤，文化较低者，亦不至脱榜”，[45]亦即各地均不乏读书人。所以进士办学才会分布如此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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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也有少数癸、甲进士在本籍办理小学堂，但更多的进士担任的是各地有名的高等学堂、中等学堂监督、教务长、教习等职务。这与他们的功名、学识、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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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主持兴学的不少癸、甲进士具有进士馆、日本游学、游历的背景，但他们所担任的科目却大多数为史学、国文、经学、舆地等“中学”内容。即使在趋新的法政学堂，虽有进士担任法政科教学任务，但也有进士教授国文以及属于“旧法”的《大清会典》等。可以说，癸、甲进士群体，是维系学堂内“中学”教授和传承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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