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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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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诗词结社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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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赋诗填词是文人士大夫的必修课程，结社雅集颇为流行。虽然1905年科举停废，但士人结习难除，此后数十年间，诗词结社遍布南北。作为最后的进士群体，以关赓麟、郭则沄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进士，先后成立寒山、稊园、蛰园、冰社、须社、清溪、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主持坛坫，守先待后，既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造成了广泛影响，实为最后的进士不可忽视的流风余韵。不过，在新文化主导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没有这些人及其结社活动的位置。实则癸、甲进士组织、参与的诗词结社活动，既是20世纪前半叶旧体诗词盛衰史和旧文人生活史的见证，也是理解进士群体在后科举时代精神世界与最终命运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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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南三社的盛衰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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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北京，政党林立，社团繁多，其中诗社就颇为盛行，寒山、稊园、蛰园先后成立，各具特色，号称“宣南三社”，[88]成鼎足之势。三社元老宗威（子威）有谓：“民国初元，名流麇集旧都，于时创设寒山社，恒为诗钟之戏。稊园继踵，每届社集，间以击钵吟。而蛰园钵社亦同时竞起焉。”[89]甲辰科进士、坛坫盟主关赓麟（颖人）说得更为显明：“都中故有朔社、潇鸣社，皆诗钟雅集，未久歇绝，不足骖靳。是时鼎峙之社三，类别各殊：寒山社之诗钟，郭氏蛰园社之击钵吟，皆限即席而成，稊园社乃兼钟、钵二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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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关赓麟、郭则沄（啸麓）两位癸、甲进士在宣南三社中扮演了主事者的角色。社友杨寿枏（味云）曾说：“辛亥以来，日下名流多诗酒之会。寒山诗钟社则樊樊山、王书衡、宗子威诸君主之。蛰园诗社则郭春榆、啸麓乔梓主之。稊园诗社则关吉符、颖人昆仲主之。”[91]杨氏的说法大致不差，惟寒山诗社其实亦由关赓麟主持。熟悉内情的宗威就说：“民国初年，余任北京教务，常以课暇入寒山诗钟社。社为南海关颖人、顺德罗瘿公、汉寿易实甫诸君所创。”[92]夏孙桐之子夏纬明亦谓：“自辛亥以后，京师文坛首有寒山诗社之组成。樊樊山、易实甫皆为巨擘。主其事者，乃关颖人赓麟也。”[93]此外，闽籍社友刘孟纯也说关霁（吉符）“又介予入寒山、稊园两社，皆颖人先于蛰园所创者”。[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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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甲辰科进士，寒山诗社、稊园诗社主人关赓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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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癸卯科进士、蛰园诗社主人郭则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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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宣南三社中最早成立者，寒山诗社不仅在京城颇有影响，也是“全国闻名的诗钟大社”。[95]不过，迄今有关该社的基本史实尚不清楚，深入的研究就更为缺乏。[96]据可靠材料看，寒山诗社的渊源实可追溯到辛亥鼎革之前，其前身为京汉铁路同人会诗钟雅集，立社在壬子（1912）冬季，取名寒山则在1913年4月之后，且与易顺鼎北来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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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赓麟在1913年至1914年编辑寒山社集时说：“辛、壬之交，未始有社，名流偶集，遂成例会。”[97]随着“偶集”逐渐变为“例会”，诗社已具雏形。1912年6月，关赓麟充京汉铁路总办。[98]不久京汉铁路同人会成立，关氏任会长，会址设于东单牌楼二条胡同。[99]诗钟雅集于是有了固定场所，诗社随后成立。故1913年二月三十日之局已是“诗钟第十六集”。[100]彼时“每星期社集一次”，[101]则诗社初集当在壬子冬季。所以，易顺鼎在1914年初明言：“寒山社者，起于京师，成于诸子，而余之入社，为稍后焉。社之始也，岁在壬子。”[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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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于癸丑（1913）正月廿二日北上入京。[103]此时诗社已立，惟尚无寒山之名。故二月二十日（3月27日）易氏参与雅集，仍称“铁路同人会诗钟之局”。[104]同时，社友许宝蘅在1913年3、4月间亦称“到京汉同人会作诗钟”，迨当年11月2日，已明确称寒山诗社。[105]关赓麟后来也说：“辛亥之冬，始集宾客为诗钟之戏，借地京汉同人会，二年未始制名。易实甫来，乃设社，呼以寒山。”[106]看来诗社定名寒山，当在1913年4月之后，与易顺鼎颇有关系。之所以将诗钟社取名寒山，或许与“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名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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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寒山诗社的缘起，王鹤龄曾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解散，翰林院、六部、九卿衙门卸任官员，无所事事，惶惑不安，于是从当年（辛亥）到次年（壬子）自发地聚在一起作起了诗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寒山社。”[107]这种说法似是而非。首先，京师文人士夫作诗钟，并不始于辛亥鼎革之后，光宣之际，诗钟在京官中就已盛行。寒山诗社渊源于关赓麟等人的诗钟雅集，其活动在鼎革之前亦已开始。其次，寒山诗社的成员相当复杂，既有“无所事事，惶惑不安”的卸任官员，也有许多民国在任官员，其主事者关赓麟就是交通系要人。因此，将寒山诗社的形成归因于辛亥鼎革，不免简单和表面。在我看来，寒山诗社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兴盛，既是清季京师士大夫风尚的延续和体现，也与彼时社团兴起的时趋相关，更与主事者关赓麟的特殊地位和组织能力密不可分。关氏甲辰科进士出身，惊才绝艳，此时又主掌京汉铁路局，声势烜赫，资源丰富。这也是诗社兴盛的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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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寒山诗社成立之日，正值民国时局渐定之时，名流纷纷入京，恰为诗社迅速壮大补充了人才。截至癸丑腊月，“曾纳社费、赞成社章”的正式社友已达86人，所以易顺鼎在癸丑除夕日说：“社之盛也，岁在癸丑。”[108]在此背景下，“名下士以不入寒山社为耻”，[109]故社友人数持续猛增，迨1914年一百三十会时，入社者已多达168人。不过，一份截至1915年1月10日的《寒山诗钟社姓名住址录》显示，此时社友已降至158人，且其中33人或出京，或已故。而在1915年2月至1917年11月，曾经到社之正式社友共计108人。[110]此后时局扰攘，社友减少，可以想见。因此，从社友人数看，1914年为诗社最盛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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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下半年，寒山诗社还先后迎来了两件标志性大事。其一，10月5日，即中秋后一日，寒山诗社举行百期大会。主事者先期拟定“小启”，邀约社友和特约来宾。当日雅集从早上9点至晚上10点，题目兼备诗钟诸体，会费较平常倍之，由关赓麟、郑沅、罗惇曧、王式通、李景濂、袁嘉谷、袁克文、黄节等26位社友捐赠589种书画玩物，作为名列前茅者之奖品，“一日之集，最称盛举”。[111]据社友许宝蘅所记，当日“到者将五十人”，[112]较平日社集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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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百期大会后不久，诗坛耆宿樊增祥（樊山）北来入社，“同人欢宴，迭为宾主，谈艺尤进”，[113]群推樊山为主盟，成为寒山诗社发展中又一盛事。1915年1月23日，曾广钧（重伯）、章华（曼仙）等人在寒山诗社公宴樊增祥，就是一例。[114]1915年春，关赓麟编《寒山社诗钟选乙集》10卷，特将百次大会一日之诗钟独列卷6，同时将樊增祥入社后，与社友欢宴谈艺之作编为卷9，足见此二事在寒山诗社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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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诗社之兴衰，既与时局和风气密不可分，也与主事者关赓麟的浮沉直接相关。社集之出版就是明证。寒山社诗钟选甲、乙二集，均由关赓麟编辑而成，分别于1914年和1915年出版发行，而《丙集》却迟至1919年方才问世。其重要原因，即为1915年6月关赓麟被弹劾而卸任京汉铁路局长。[115]随后寒山诗社不得不从京汉铁路同人会（东单牌楼二条胡同）迁出，先至南城江西会馆，再移西城铁路协会。[116]所谓“社址迁移，人事纠纷”，以致《丙集》“递迟数年，良非得已”。[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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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社址移置宣南后，稊园诗社于1915年秋同时并起。先是1914年9月，关赓麟“买宅东安门外官豆腐园……取稊米太仓之义”，名之“稊园”，11月迎养乃父关蔚煌于园中。[118]此地位于京城中心，“群贤觞咏，许为得所”，逐渐成为诗钟雅集的又一场所。1915年1月24日，许宝蘅曾记道：“三时到稊园，关颍人之新居，作诗钟。”此后数月，许氏屡赴诗钟雅集，时在东单二条胡同的寒山社，时至东安门外稊园。[119]迨1915年秋，寒山诗社迁往宣南江西会馆，因社集往往至深夜方罢，住在城内的社友颇觉“弗便宵征”，稊园诗社因之特起。[120]后来寒山诗社再迁西城铁路协会，位于东城的稊园诗社，便与之东西“对峙”。[121]由于稊园与寒山皆由关赓麟主事，社友亦多重合，故樊增祥谓“稊园与寒山同源而异流者也……譬诸一家而分爨者，人皆两利而俱存之”，丁传靖称稊园之滥觞，“即寒山之支派”。[122]两社的渊源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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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14年秋冬稊园落成，为稊园诗社的成立创造了条件，那么1915年6月关赓麟被劾卸任京汉铁路局长，则是寒山诗社被迫迁址，稊园诗社最终告成的现实动因。陈声聪曾说：“癸丑上巳，梁任公招集都人士百余人，修禊于西郊三贝子花园，喧动一时，于是关颖人即据以创立稊园诗社。”[123]似有未谛。王鹤龄说：寒山诗社“开始活动地点在宣武门南，后在东单二条胡同。民国三年关赓麟家稊园落成，遂活动于南池子大街南湾子胡同之稊园”。[124]亦可再商。昝圣骞说：“寒山、稊园两诗社，一先一后，皆由关赓麟所创立，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影响较大的诗社。”甚是。惟谓“寒山诗社最迟于1912年初即已成立，稊园诗社继起，1913年由关赓麟创于稊园”，[125]尚需核实。寒山、稊园两诗社并立之后，虽然时局愈来愈乱，社友渐少，但酬唱吟咏不断，颇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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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后的1920年秋，郭则沄在东四二条胡同建成一座园子，因其表字蛰云，故取名蛰园。郭曾炘、则沄父子遂在该园的栖霞阁成立蛰园诗社。[126]蛰园诗社不作诗钟，以击钵吟闻名，每月一集，频率虽不及寒山、稊园，但主人郭氏家世显赫，父子均系进士，文名籍甚，早为寒山、稊园两社巨擘，且此时郭则沄位居国务院秘书长之要津，因此蛰园诗社一经成立，就有后来居上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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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寒山、稊园、蛰园鼎足而立，号为宣南三社，每月数集，京师诗社遂盛况空前。几次整数大会，均编有特集，尤值得注意。1923年重九日，适值稊园200次大会，循例展于九月十二日举行。九月初一日，樊增祥撰“招客启”，同时丁传靖拟“小启”，特邀两社同人届时赴稊园雅集。[127]甲子腊月（1925年初），蛰园迎来50次大会。随后郭则沄编成《蛰园钵社第五十次大会诗选》，樊增祥、王式通均作序阐扬。[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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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期来看，稊园诗社为两周一集。据樊山所拟招客启，1923年寒山诗社已届500次大会，看来寒山诗社每周社集的习惯至此仍在保持。不过，随着时局变迁，社友凋零，1923年之后，寒山诗社难以维持每周一集的高频率，亦改为两周一集。[129]所以直至1927年三月初七日，寒山诗社方迎来600次大会。从亲历者郭曾炘的日记可知，虽然关赓麟斯时仍在竭力主持，但诗社的衰落似已不免。郭氏在为“寒山社六百会”捐助了奖品后，“初拟不赴”会，但架不住关赓麟“一再电话相邀”，还是勉强一临。只是社友到者仅“二十余人”，“且晚饭后多先散，存者不过十余人而已”。[130]与前此大会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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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底定北京。首都易地，北京改名北平，成为故都，不少政府旧人纷纷南下。关赓麟、靳志（仲云）就是其中代表。郭曾炘于当年五月十二日接靳志南京来信，得知其已任外交部秘书。不久，关霁、关赓麟兄弟亦南下就职。迨七月十二日，诗社巨擘宗威因赴东北大学任教，亦将出都，郭曾炘不禁担心蛰园诗社“恐不成局面”。[131]其实，有郭氏父子在，蛰园诗社尚可勉强维持。而寒山、稊园二诗社，则随着主人关赓麟兄弟的联翩南下，已然岌岌可危。迨宗威出关后，寒山诗社就此关门。从1912年冬至1928年秋，历时16载，“共集会六百数十次”。[132]稊园诗社在1928年九月仍有活动，[133]甲戌（1934）和丙子（1936）新年，稊园诗社和关赓麟在南京成立的清溪诗社仍有联合外课之举，[134]但早已不复旧观。直至抗战爆发后，关赓麟北返，稊园诗社才又接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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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稊园如此，蛰园亦然。随着政局变迁，吟侣星散，维持诗社，颇觉困难。有鉴于此，1928年十月二十六日第96次社集后，郭曾炘对郭则沄表露心曲，希望“赓续至百集”，就鸣锣收兵。[135]岂料十一月郭曾炘溘然长逝，郭则沄哀痛致疾，蛰园诗社遂亦戛然而止。至此，盛极一时的宣南三社就在1928年散局，恰与北洋政府的覆亡相伴，颇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