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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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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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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虽然并不是紧密组织起来的社会，但也不是毫无章法的。环绕城[8]（即巡抚、知府和知县的治所）周围的是广大的乡村地区——乡，包含了乡村生活的许多组织和中心。其中一些我们称为行政组织的，或多或少是帝国政府为达到控制乡村的目的而任意设置起来的，与政府的行动完全无关，另一些则是自然出现的。清政府会给予这些自然出现的组织以官方或半官方的认可，并以此把它们纳入官方的控制架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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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地区的乡村家庭居住在分散的独立农舍里（比如四川一些地区），或者某些省份谋生格外不易的山区外，中国乡村的居民大都集中生活在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的聚居村落（村或庄）、乡间集市（市、集、场等）和城镇（镇）里。这些地方的大小和繁荣程度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条件，尽管社会地位和政治因素可能也有影响。举例来说，在靠近可耕地的地方，如果有条河川或溪流，为灌溉和其他方面提供足够的用水，就为一座村庄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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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特定地区里，村庄多少，以及每个村庄的大小、组织程度和社区活动数量，视当地人口密度、地方大小，特别是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9]更大、更繁荣的村庄，常常表现出“社区”（community）的特点。[10]实际上，村庄是组成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如同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构成单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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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村庄在经济上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乡人的物质需要或许相当简单、相当少，但是有可能不是他们自己村庄的有限资源所能满足的。一些较大的村庄有由一长串小店组成的“商业街”，这解决了乡人的部分需要，但是这些村庄连同没有这种“商业街”的小村庄，都必须依靠附近的集市或城镇来交换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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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的大小和结构各不相同。它们经常是从繁荣村庄里的“商业街”发展演变而来，它们主要因定期举行贸易活动而同普通村庄区别开来。一个乡村集市实际上就是一座取得了特别经济功能的村庄，这会给村庄带来一定的变化。变成了集市的村庄有时会取得一个新的名字，一些非农业的居民也会住进来。然而，乡村集市保留了乡村的基本特征，其大多数居民也还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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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通常是从乡村集市发展而来的。随着一个乡村的经济活动日益扩张，为相邻乡村提供商业服务的集市就变成了更大的贸易活动中心。这个社区达到失去它大部分纯农业属性的临界点时，就以城镇的面貌出现了。贸易能力的增强，吸引了更大地区的乡人来从事商业活动，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证明城镇的出现是当地工业发展的结果。制造优质瓷器的江西景德镇，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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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镇有两种类型：贸易型与制造型。城镇不再是纯粹的、简单的村社，实际上，较为繁荣的城镇或许拥有城墙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特征。此外，一座城镇由于其经济地位重要，或许被清政府选来作为辅助性的行政中心，并派驻一名佐贰官，帮助知县处理有关事宜；也可能成为正规军的驻扎地点，以防范该地区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事件。除了官方名称不同且没有知县衙门外，很难把这样的城镇与城市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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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集市和某种程度的城镇，构成了中国乡村的主要形态。在随后的章节里对它们作更详细的描述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先停下来，概略地解释一下“乡”这个属性不同的乡村区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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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19世纪，甚至贯穿于整个清代的乡组织，是县城外面乡下地区的组成结构。它包括一系列村庄、集市，或许还包括一两座城镇。每个州县有多少乡不尽相同，但是在多数州县，都有4个乡，分别位于州县城的四座城门之外。直隶省的蔚州城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它的4个乡的名字如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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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组织看起来并不像村庄那样是自然发展产生的。乡在古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很有可能起源于政府设置的、在乡村控制中被用到的行政单位。[12]在清代，它不再是官方行政单位，但仍被允许存在，并时常在乡村控制中被用到。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乡变成了村际合作或组织的单位；它受到半官方的认可，在乡村生活形态中占有一定的位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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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iang”（乡下）和“Hsiang”（乡）两词，汉语都拼写为“乡”。这两个词还要和同音异义词“Hsiang”（厢）区别开来。“Hsiang”（厢）的含义是指靠近城的地区；政府这样划分城区和城厢，目的在于加强税收（见第二章和第四章有关里甲体系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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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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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物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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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地方，乡村的物质结构相当不同。[14]村庄是自然发展而成的事实，的确就是它们缺乏一致性的原因所在。[15]一位西方作者清楚地叙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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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可以说中国城市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正在努力“展现”它的一致性，但是不能说乡村也是这样。只要某个地方的环境许可，农民就定居下来，乡村由此就发展起来……亦即是说，第一个定居者认为某地条件好，就定居在那里；另外的定居者也是这样。有了定居处，还必须开辟出一条路来，于是很快就有了一条路……接着另一条路，或第一条的延伸，带着明显的角度伸向远方。其他房屋、其他路径、其他街道等接踵而来，但却毫无章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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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条理化毕竟不如其他要求——大小、物质条件等——那么重要。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非常明显，即使是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注意到此点。古柏察（Huc）的描述虽然并非细节准确，但他大致正确地指出了某些华中省份和西部省份的乡村在分布和外观方面存在着的差别。他在19世纪中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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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所过，很容易得出中国各地人口聚居情况完全不一样的结论。例如，如果你在华中省份一路旅行，很容易认为中国乡村人口比实际上的要少。村庄不多而且相距遥远，土地抛荒的很多，很容易使人认为身处鞑靼沙漠之中。但是，如果你在同一省份沿着水道或河流旅行，就会得出情况完全相反的印象，你会经常经过许多人口不少于二三百万的大城市，大城市之间接连不断地分布着许多小城镇和大村庄，一个紧挨一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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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古柏察对湖北省和四川省乡村的对比，也很有说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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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面，湖北省都远不如四川省。湖北省的土地不但很贫瘠，而且布满了为数众多的池塘和沼泽。对于勤劳、坚韧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土地没办法充分利用。该省乡村总体上非常贫穷，显得很凄凉；居民们很不健康，相当原始，皮肤病缠身。……据说，湖北省一年收成很少够一个月的食用。该省人口繁多的城镇，要仰赖邻省供应，特别是一年的收成十年都吃不完的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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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好像是四川省的富饶和美丽给其居民带来了相当有利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要比中国其他省份高雅得多。大城镇至少相对说来要干净，整洁。乡村甚至农田面貌，证明了其居民的生活环境相当舒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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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察或许夸大了四川的繁盛，[19]或者说低估了湖北土壤的富饶，[20]但他观察到了这些省份农村之间存在着的差别，并将这些差别归因于地理条件，还是接近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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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省份和华南省份不同的农村之间的差别，即使没有更明显，至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同的地理环境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一位当代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大的地区是“两个中国”。[21]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似乎把这两个地区的乡村社区塑造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按照一位当代中国作者的看法，黄河流域的农村大体上是由一组紧密相连的耕地和农舍组成的；而坐落在扬子江两岸的农村，各农舍经常分布得比较松散。华北的典型村庄是“聚居型”的，而华南则是“散居型”的。[22]从社会结构来看，宗族组织的影响在许多南方村庄更显而易见，而在北方则相对不那么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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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在乡村分布和大小的差异方面，是最为清楚的证据。一些英国军官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中国东北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乡村之间是相距很远还是鸡犬相闻，与土壤的肥沃程度密切相关。其中一名军官报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