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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体系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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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体系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要归功于一些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他们有的为皇家文件撰写通俗的注解，有的努力坚持半月一次的讲约会。例如，范鋐写了《六谕衍义》，以日常用语来解释清世祖颁布的《六谕》。[42]在康熙帝的《圣谕》颁布11年后，安徽繁昌县知县梁延年刊印了一本名叫《圣谕像解》的著作，其中包含了大约250幅关于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图画说明，作为《圣谕》中所昭示美德的正面或反面的例证。每条圣谕的下面，都有一长段“半文半白”的说明。[43]1679年，浙江巡抚编纂了一本《圣谕直解》；清廷下令刊印该书，并向所有乡村散发。[44]《圣谕广训》同样得到了官员们的注意。陕西盐运使王又朴编纂了《圣谕广训直解》，用华北方言对《圣谕广训》作了解释。[45]该书得到了许多官员的称赞。比如，韩崶就将其作为其辖下的广东省乡约宣讲的课本，他说“环而听者争先恐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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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官员认真推行乡约体系，帮助扩大了圣谕的影响。17世纪一位很有经验的知县黄六鸿就规定，在他治理下的县区，“一村一族，每月吉日讲读”。为了促进这件事，他修改了选择讲约员的方法，他并不另外指派乡约，而是以村子和宗族的头人来负责，并给予他们自由选择助手的权力。[47]1678年到1700年担任直隶巡抚的于成龙〔编者按：于成龙于1680至1681年间任直隶巡抚。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 年版，参见第三章注47正文中的编者按〕，强调乡约宣讲体系的教育地位，致力于让它有效运作起来。[48]18世纪中叶担任陕西同官县知县的一名官员，劝说乡绅参加半月一次的讲约会。[49]1785年，福康安担任陕甘总督时，要求两省的所有居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汉人，都必须参加半月举行一次的讲约。[50]大约10年后，湖南省宁远县知县相信自己复兴乡约的努力，在提高居民的伦理道德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51]19世纪中叶担任河南陈州教谕的一名官员，与乡绅一起参加讲约，以此提高乡约宣讲体系的推行效果。[52]一直到1896年，陕西靖边县知县上报说，由于他坚持举行半月一次的讲约会，因而“边陲穷黎，咸沐浴于列圣教泽之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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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以南各省官员也作了类似的努力。湖南华容县知县意识到原来的讲约员失去了威望，因而在1812年（嘉庆十七年）邀请县城和乡村中享有声誉的士子和平民来担任约正之职。[54]安徽蒙城县各任知县都按时主持每月的讲约会，每一次讲解《圣谕》十六条中的一两条以及一两条清朝法律法规；这种做法一直坚持到19世纪中叶。[55]丁日昌在担任江苏巡抚时，对推行乡约讲习体系非常努力。为了确信其管辖下的所有州县官员都认真履行教化庶民的职责，他在1868年发布一项指示，要求他们每月向他汇报半月一次的讲约情况；通过这项工作表现出来的勤勉程度，来决定他们的考绩。[56]此外，丁日昌还指示各州县的教育官员定期检查乡村中举行讲约会的情况。[57]他规定，讲约员为有给职，每5天讲约一次，而不是原来规定的半月一次。[58]几年后，同省的一名知县廖伦，在自己的任上开创性地修建了“圣谕亭”，作为宣传圣谕圣训的场所。[59]1872年（同治十一年）受命署理浙江桐乡县知县的李春和，挑选一些生员来讲解《圣谕》，让乡约重新恢复了活力。[60]广东巡抚阮元在1831年下令，除了由通常的讲约员宣传圣谕圣训之外，所有巡检都必须亲临调度半月一次的讲约。[61]广东高州府知府黄安涛在1825年制定出一系列措施，以指导下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措施有：（1）每位州县城的主要官员，在两名讲约员的帮助下，用当地话讲解《圣谕广训》的内容，以保证听者能完全听懂；（2）每位巡检，在4名讲约员的帮助下，每月要在集市作3次类似的讲解。[62]曾经担任四川綦江署理知县，后来先后担任新津和江津知县的宋灏，偶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挑选“声音清亮者”，站在大路边宣讲《圣谕》十六条。[63]18世纪30年代后期担任广西博白县知县的南宫秀，任命了一名以“端方”著称的生员担任约正，主持半月一次的讲约，“以训乡里”。[64]1838年到1841年在任的黔阳知县（贵州），由于非常有效地主持了乡约讲习体系，“愚氓咸知感劝”，举止言行都符合规范。[65]黎平府的官员指导讲约会的方法有几分独创性。他们以里长来负责讲约，相信他们因此会“收保甲全效也”。[66]这些里长用简单的语言，向集中在各个乡村集市上的乡人，讲解《圣谕》，并选择性地讲解清朝的法律法规。随着锣鼓声起，赶集的乡人聚集在临时用几张桌子搭起来的讲台周围，“不许喧哗吵杂”，恭敬地听讲；完毕后再开始做生意。[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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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例子中，绅士们也加入进来。广东13个乡村地区的绅士，1777年捐资修建了一间大众集会的场所——“公所”。公所里面“供奉”一册《圣谕》，老少乡人都聚集在这里听讲。[68]南海县许多富绅1871年捐资修建了“善堂”；这个慈善组织除了准许穷家子弟免费入学读书和从事慈善活动之外，还定期举办《圣谕》宣讲。[69]忠义乡是佛山一个富庶的地区〔编者按：忠义乡即为佛山，参见原志凡例〕，有好几个善堂；其中一个叫“万善堂”，是当地乡绅共同捐资修建的，用来从事宣讲《圣谕》和实践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活动。[70]在花县，一名退职官员建立了同安乡约，并建造了一间房屋作为半月一次讲约的场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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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讲习体系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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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乡约作为教化庶民的工具，无疑取得了一些期望得到的效果。如果讲约员讲演时措辞巧妙，或能够给听者留下真诚或热情的深刻印象，那么《圣谕》《圣训》华丽的陈腔烂调，也会变得有具体的意义，打动一般农民的心弦。地方志就记载了一个事例，可以表明乡约宣讲能够达到怎样的效果。江伯立是广东阳江县田畔村的农民，有5个儿子。他没有什么财产，家庭条件艰苦，迫使年轻一代要跟父母分开过生活。其第五子叫江中业，继承了家业，家中仍然赤贫如洗。转变发生在嘉庆五年（1800年）八月十五日，江中业参加了本村的一次讲约会。讲约者讲述了《圣谕广训》里江州陈氏宗族的故事。陈氏宗族一些成员靠诚实劳作而致富，并使700名族人能够生活在一起。这个年轻的农民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自言自语说：“吾独不克为陈氏乎？”从这天起，他更加努力劳动，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可以聚集并供养所有族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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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例表明，讲约员依靠自己个人的能力和热情，也可以对自己邻居产生确有成效的道德影响。陈桂（1698年的贡生，其父是秀才）在其本村担任约正达10多年之久，“奖进善类，教导闾里，率皆向化，无有争讼”；方殿锦，1710年的贡生，非常正直诚实，“主乡约三十余年，四邻辑睦。有无赖数辈横行乡曲，殿锦反复劝勉，卒致改行”[73]；李兆年，在科举考试中失败而捐得官位的士子，主持乡约宣讲有条不紊，非常有效，因而“里巷少争端”[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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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历史环境下，乡约宣讲体系是一项引人注意的思想控制工具；或许，它是唯一把官方儒学的影响深深刻印在广大乡人的脑海中的方法。[75]但是，同其他清朝乡村统治制度一样，乡约宣讲体系也并未取得统治者所期望的效果。相对于每个声称它运作得很好的事例（如上文所引述），都有许多个反例存在。尽管两边的官员都有可能言过其实，但有关乡约宣讲体系运作方面的不利陈述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其运作效果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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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及一些皇帝总是抱怨说，讲约会有流于形式的趋势。19世纪的西方观察家很明显没有理由夸大乡约的优点或缺点，他们也未发现讲约体系是一项有效工具。古柏察就在1850年的著作中，承认“这个做法，如果得到认真推行，那么它就是一项值得称赞的、有用的体系”，但他同时又认为，“就其现在的情况来看，它不过是一具空架子”。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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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各县地区都指定一地作为官员教化人民的场所；这种场所称为“上谕亭”。……但在规定举行讲约的日期里，官员不过是走进来，抽袋烟，喝杯茶，然后就走出去了。[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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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旅行家威廉·盖洛（W.E.Geil）在20世纪初期认为，“官员讲读圣谕圣训的制度，已经堕落成‘无关痛痒的无用之物’”。[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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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官员的观点也是令人悲观的。早在1694年，亦即乡约讲习制度开始推行后不久，一名长时期担任知县的退职官员就记载道，他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把朝廷规定的讲约当作“故事”，只是偶尔举行一下。他说，在一些情况下，大多数官员并不想费力去修建一个固定场所作为举行讲约的地方，而常常利用佛庙或道观。[78]可以认为，作为退职知县，他不但熟悉乡约讲习体系的实际推行情况，而且多少具备了公正评价的资格。另一位地方官员，在18世纪早期的记述中，用如下的语言描述了那个时期的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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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望之后……（官员）前诣城隍庙中，公服端坐，不出一语，视同木偶，而礼生绅士请诵圣谕一遍，讲不晰其义，听不得其详，官民杂沓，哄然各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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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城里的情形，乡下的讲约会如果真的有举行的话，可能更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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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一些皇帝总是抱怨乡约讲习体系所有情况都不理想。乾隆帝在1740年所发布的一道相当冗长的上谕中就抱怨说：“朔望宣讲，止属具文，口耳传述，未能领会。”[80]3年后，他在另一道上谕中说，虽然向庶民宣传了《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但是按照要求去做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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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朔望宣讲，不过在城一隅，附近居民，聚集观听者，仅数百十人，而各乡镇间有讲约之所，亦多日久废弛。[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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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在1809年发布的上谕中抱怨说：“近年以来，各地方官员历久懈生，率视为奉行故事，竟至日形废弛。”[82]道光、同治和光绪诸帝，在1833年、1865年和1876年发布的一系列上谕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悲哀。[83]同治帝相信，动荡的19世纪中叶之所以出现“人心风俗败坏滋深”，其原因就在于地方官府不知讲约为何事，以致该体系荒废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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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乡约宣讲体系的内在优点是什么，大多数中国官员和相当一些皇帝都对它的运作情况极为失望。如果要在这种观点和少数的乐观派观点中作选择，那么选择前者要更为稳妥；尽管我们并不像一些学者那样，认为乡约宣讲体系在清朝崩溃之前就实质上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84]此外，即使我们相信主张有效一方的说法是真的，也很难就此认为乡约的运作是成功的。判断任何控制大众思想工具的有效性，要根据它们在全国各地推行所产生的整体效果，而不只是根据比较少的几个事例。根据19世纪中国乡村的普遍情况，以及乡人的一般言行举止情况来看，清朝统治者不可能认为乡约宣讲体系的推行是成功的。研究一下乡约讲习体系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就可以部分说明它为什么在整体上未能有效运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困难，就是直接负责推行乡约讲习体系的普通官员能力不足，或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操办这件事。的确，帝制中国官员具有好口才的很少。通过他们的口头讲述来传布官方儒学的影响，其结果经常被证明是枉费心机的。对于那些承担着许许多多繁重职责的州县官员来说，推行乡约对他们来说是徒劳无益、令人生厌的事情。这些州县官员会严肃认真地对待诸如征税、镇压土匪、调查谋杀案件和诉讼之类的事情，但很容易忽略半月一次的讲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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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合适的人才，在遍布清帝国广大领土上的无数个城镇和乡村中推行乡约宣讲体系，这个难度怎么说都不嫌夸大。根据规定，约正及其助手必须是受过教育、受人尊敬的人，品格相当好，能够赢得听者的信任。很明显，这种人，即使有，也只能从绅士中去找。这正是为什么“约正”和“值月”最初从举人、贡生和生员中挑选的原因，尽管法律并没有禁止平民担任约正。[85]经验表明，要想得到这种士子的服务是很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乡约人员能得到的好处，抵不过这个工作带来的麻烦。清廷许诺，对于那些服务成绩值得肯定的人，要嘉奖功绩[86]、发给奖匾和给予物质酬劳[87]。在广东某县，讲约员可以得到顶戴（可能是最低级别的）奖赏；每讲演一次，还可以得到一二两银子的报酬。[88]在另一县，讲约员每月可以得到一两银子的报酬。[89]可是，绅士和士子，尤其是已经取得举人和贡生地位的，一般都有较好的途径去获取威望和财富，因而自然不会被小小荣耀和微薄报酬所吸引。[90]因此，经常从事于讲约的人，一定是地位较低的人，他们对乡人或市民产生的社会影响和道德影响很有限，甚至微不足道。18世纪的一位作者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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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所推为约长者，非鄙俗之富民，即年迈之乡老，彼其心岂知有公事哉？……此人所以视乡约为具文而莫之举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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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绅士和士子服务其中，也不能提供任何成功的保障。针对指派生员到全国各乡村宣讲《圣谕广训》的建议，19世纪一位官员上奏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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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国初有约正值月之设，以司宣讲，其始令举贡生员充当，旋经礼部奏准，此项宣讲之人，不拘士民，不论人数。……盖一学中品学兼优者大率不过数人，或书院肄业，或设馆授徒，借其膏火束脩赡家糊口。若乡派数人月讲数次……恐非所以示体恤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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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官员明显是为品学兼优的士子发声的。同时，他又提醒清廷要注意一些品格值得怀疑、学识也不优的士子，他们的人数比“优”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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