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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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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显示帝国控制从来没有那么彻底和完备，以致让地方组织不可能出现，让地方自主变得不需要，或让乡村居民完全服从。规模和繁荣都达到一定程度的乡村，展示出村社生活的状况；在不同环境下，各种村社活动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地方利益。只要这些活动是为村民总体利益服务的，它们就会对乡村生活的稳定发挥作用，因而也就间接地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一情况部分地解释了这一事实：为什么一直到相当晚近时期，清政府在维持对广阔乡村的控制上不曾遇到什么严重困难，即使它的各种基层控制机制的运行情况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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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政府通常不干涉乡村组织和活动，但是中国乡村并没有享受过真正的自治，或表现出真正的民主社会特征。虽然许多乡村都有组织存在，但并不是所有乡村都成立了组织；即使在有组织存在的乡村，公共活动的范围不仅有限，而且所有村民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大众活动，几乎没有。要想找到一个全村性的组织为所有村民利益而齐心协力的事例，真是难上加难。大多数组织仅仅是为特殊目的而成立起来的，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一时的需要。它们的成员通常只包括一部分村民。虽然普通村民可以参加村中事务，甚至可以充当领导，但常常受到乡绅的控制。绅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乡村生活的组织形式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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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际环境的限制，清王朝对乡村实施的控制体系并不完整，也不可能完整。在一定程度上，清政府有目的地准许乡村和村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从而可以利用村民某些态度和组织为其统治服务。然而由于这种统治体系并不完整，不可能保证清王朝的统治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它留给危害安全的态度和活动出现的空间，跟那些有利于安全的一样多。这一体系允许社会分层和利益分歧的存在；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这可能是可以善加利用的，但它同时阻碍了乡村发展成为坚固的共同体，使之没有能力在险恶的物质环境下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乡村是否安定，并不取决于村民维持安定的主观意愿，而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破坏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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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的人口并不是同质的，但我们不需过于强调这一点。从社会上来说，一个乡村的居民通常分为两大群体，即“绅”和“民”；从经济上来说，可以划分为富有的地主和贫穷的佃农，这条线虽然变动，但很清楚。绅士的法律地位虽然并不是建立在财富（土地或其他方面）基础之上，但由于绅士比普通百姓更易获取财富，[240]因而社会地位和财富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村庄的组织很少是全面的，而村民之间的合作经常很有限的原因之一。虽然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乡村群体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比较牵强，但看起来很明显，他们之间也不存在着类似“共同社会关系”之类的东西。[241]无论在哪个层面，其利益与目的都是不同的，由此而来的“关系冲突”[242]阻碍乡村发展成为一个自治单位，一个切实地准备好应对不利环境的单位。无论什么样的严重危机，都能置乡村大众于完全绝望的境地。[243]在紧急事态面前，村民并不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合力解决，而是各自行动；许多村民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自己习惯上的立场和行为举止。本来就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平衡，很容易就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至多称得上不完整的乡村控制体系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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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值得一提。在清帝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华南，宗族组织常常把村庄凝聚成一个比其他地区要更紧密的单位。宗族的存在，使得乡村组织的形式稍有不同，给清王朝统治者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下一章将要探讨宗族作为乡村组织的角色，以及帝国控制对宗族的作用与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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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 萧一山《清代通史》，1923年版，第一册，第563页。萧一山在随后出版的篇幅要小些的《清代史》（1945年；上海1947年第三版）中设法解决了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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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1899），p.226；同样参见 p.228.Harold E.Gorst，China （1899），pp.82 and 85，认为：“的确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行政职权像中国这样分散。……村民习惯于管理自己的事务，拥有某种程度上的地方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种自治权使村民享有很大的权力……地方事务完全由村社或地方‘议会’来处理，官府最信赖的人是村民投票选出来的市长。”他还在同书第141页中说：“市长……是由一般村民选出的。”E.T.Williams，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1923），pp.118-136中引述Maine，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按照古老之惯例，法律并不是上级对下级所下达的命令，而是村中长者的意志，即长者所说就是法律。”他还认为，村民“选举”出来的牌、甲和保等组织的头人“代表”了村民们的利益，因此，村社的性质是“共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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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adhakamal Mukerjee，Democracies of the East （1923），pp.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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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ong （梁宇皋） 和Tao （陶履恭），Village and Town Life （1915），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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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00页：“政府对于城乡自治的事业，虽有干涉之权，却少干涉之实。”Paul M.A.Linebarger，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 （1938），pp.138-139：“政府上层建筑在形式上把中国人的世界禁锢在一起，但并未给它带来活力。虽然宗族、乡村和‘会’是皇家注意的目标，但是皇帝并不能通过取消对它们的承认来消灭它们。宗族、乡村和‘会’不具有那种仅靠一道圣旨就能取消的不稳固的法律人格。”Charles Denby，China and Her People （1905），II，pp.6-7：“虽然中国同俄国一样都属于封建专制，但是其政府制度中注入了许多民主之原则。皇帝虽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但也是一个家长式之君主。每个乡村虽然由头领统治，但其统治是父母般的。这种统治仁慈温和，法庭那种花钱又费力的俗套就可以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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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sea B.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59.还请参见同书第32—34页：“中国政府是一种架构在民主之上的专制政体”，“美国政府是一种稳固地建立在市民会议上之政体。……这……适用于今天之乡村社会，也适用于经历数世纪沿袭下来的，在细节上已作必要修正的当今中国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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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 S.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 （1928），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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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rtin C.Yang，A Chinese Village （1945），p.241.〔 编者按：译文参考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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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ien Tuan-sheng（钱端升），Government and Politics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50年英文版，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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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eorge Smith，China （1847），p.23。亦见 Huc，Chinese Empire （1855），I，p.88，Huc作了相当混乱的阐述：“村庄……有市长作为自己的头领，名叫‘乡约’。他是由普通村民自己选出来的。……选举时间各地不同。他们负有警察之责，并在超出他们能力之外的事务上作为官员和村民的中介。”C.Martin Wilbur，Village Government in China，p.40，未能对两种类型之村庄领导人作出明确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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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Yang（杨懋春），A Chinese Village，pp.173，181-182，185.Fei Hsiao-t’ung（费孝通），China’s Gentry（1953），pp.83-84指出，在云南省一些地区，1947年到1948年间发现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村庄领导人：其一当地称为“公家”，亦即邻里中“受过良好教育和富裕人家的家长”；其二是“乡约”（云南话发音为shang-yao），亦即轮流负责在官府和村民之间进行联系之人。这两种人可以约略对应到Martin C.Yang提到的“非官方”和“官方”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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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rtin Yang，A Chinese Village，p.173。张之洞在1883年的一篇上奏中指出，在山西乡村里也发现社长存在。参见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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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黄六鸿《福惠全书》，21/5a6-b和22/1a。虽然黄六鸿也指出即使在人口不到100人的小村，庄头也是选出来的，但是并不清楚这个规定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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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黄六鸿《福惠全书》，21/18b-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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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黄六鸿《福惠全书》，2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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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定州志》（1850），7/54b-57a。有关1846年8月颁布的措施，参见同书7/52a-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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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rthur Smith，Village Life （1899），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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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artin Yang，A Chinese Village，pp.179-180.L.Donnat，Paysans en communauté （1861），pp.137-138，描述了浙江宁波某乡村庄长情况。他说：“宁波府一乡村之头子叫庄长（镇长），他是村民选出来的。庄长也是村中的族长。村中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就担任族长，而且是终身的。庄长因上了年纪而不能继续担任后，就要指定或委派继任者，村民们就选择在春季里，聚集在村中宝塔前开会商讨。此前，要张贴通知，说明什么时候开会。虽然不用投票，但至少要对着祖宗牌位表示愿意选谁当庄长。庄长之职能有时很繁重，而且无报酬。……庄长虽然同知县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同保长相比，在村民眼中仍然不是官府的代理人。他保管族谱、户籍记录册。他也是村中最富有的人，捐献许多财产作为村中公共资金。村中最初的公共资金是由村民捐献的；后续的补充，来自于去世而又无子女之富户留下的财产。祭祀祖宗费和节日花费，就来自于公共资金。春季和秋季举行重大节日庆典时，全村男女老少在庄长之指导下，依次排列。”很明显，该乡村占支配地位的是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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