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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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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和组织较好的宗族费心地维持自己宗族的秩序和道德。他们有时候会依据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制定行为规范，通常称为“宗规”。这些宗规或者在合适场合口头宣讲，[106]或者写下来张贴在祠堂里的合适地方。[107]做儿子的必须孝敬父母，做妻子的必须忠于丈夫，做兄弟的必须相互和睦。所有族人都不准懒惰，不准奢侈浪费，不准赌博，不准争吵，不准使用暴力，不准从事其他犯罪行为。[108]通奸、不孝顺父母，被视为严重犯罪，经常受到驱逐，甚至被处死。[109]在一些宗族中，严格禁止杀婴和吸食鸦片。[110]湖南非常著名的曾氏宗族制定了一系列族规，其中许多反映了《圣谕广训》中的训示；族谱上翻印大约40条大清律令，以此向族人表明，在个人言行、家庭关系和经济问题中，哪些是可以做而且合法的。[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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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规借由奖惩而得到加强。一些宗族把族规解释得十分清楚，执行起来十分严厉。举例来说，族人的优良行为要记载在特别的“族善簿”中；[112]或者由宗族请求官府赐匾或赐建牌楼。[113]违反族规者由族长处理。如果罪行十分严重，就会在宗祠里当着所有族人的面审问；其目的并不是听取大家的意见，而是使犯罪者受到公开嘲笑，以阻止其他人犯罪。犯罪者所受到的惩罚，有公开训斥、鞭打、罚款、暂停参加祭祀的权利、驱逐，甚至处死。[114]这些肉体惩罚和金钱惩罚当然未经清政府批准，因而是非法的，但是很少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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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制定了族规，族人之间还是会不断产生争论和口角。因此，如何处理争端也就成为宗规的一项重要任务。很自然，这种任务落到了宗族头领或族长的身上。一些宗族制定一套书面措施，作为族长履行自己职责的指南。江苏镇江王氏宗族1847年修订的族谱，就包含了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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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言语小忿及田产钱债等事，俱赴祠呈禀，处明和解。事有难处，方许控官究理。若不先呈族长，径自越告者，罚银五两，入祠公用。[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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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南海县冯氏宗族，所有族人都必须参加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大型祭祀活动。在此种性质的祭祀活动举行后的第一天，要召开全族大会，解决所有争端，决定族内事务。[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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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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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暴徒、土匪和其他敌人的自卫任务，有时由宗族承担。据记载，广东恩平县19世纪中叶就有这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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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客人作乱……于是联合十里内各姓，组织一团体……名为五福堡。即醵赀，在沙湖墟筑室数楹……遇事召集面商。[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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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一段记载，虽然所指发生时期要晚得多，但是可以提示宗族在地方防御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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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族”扩大到包括有关区域内所有同姓之人，集中同姓力量共同反抗侵略，保护自己。1944年夏，日军攻占台山和三水，威胁开平（译者按：原文误为L’ai-p’ing）。虽然中国军队已经撤退，但司徒氏和关氏两族自己组织起来保卫家乡。司徒氏宗族的富商和地主认识到日军侵略给人人都带来了巨大威胁，因而把全部家产捐献出来购买武器。由于资金还不够，祭田和其他公共财产也被拍卖。[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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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还以武力对抗官府代理人。下一段记载发生于19世纪晚期福建一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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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东林（Huang Dunglin）祖父还在世时，一名税吏来黄村收税，冤屈了该村的某个家庭。黄东林的祖父性格耿直，他敲响锣鼓，召集族人，准备抵抗税吏及其随从。如果税吏当时不立即道歉，肯定会有流血冲突。自那时起，黄村就得到了一个称号——“蛮子村”。[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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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宗族活动的探讨，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宗族活动在较大程度上与前面一章中所描述的乡村活动完全相同。这并不稀奇，因为宗族和乡村在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实质上都受到同一因素（即绅士）的控制，都由相同的居民（大多数是农民）组成。没有理由在活动上有什么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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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尤其是单族乡村）中存在着宗族，自然要给乡村生活带来一些不同。宗族会增强其所在乡村的团结，使村社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加紧密、组织更加完善。但是，宗族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乡村生活的基本模式。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乡村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宗族也没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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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坑——19世纪的一个单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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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得到的“宗族—乡村”是一种合成的图景，是从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收集来的并列事实所形成的，这些事实很少有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下一段资料就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宗族乡村，是大学者梁启超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亲身观察。不过，我们没有必要接受他对事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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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余、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乡治各决于本保，其有关系三保共同利害者，则由三保联治机关法决之，联治机关曰“三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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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自治机关则吾梁氏宗祠“叠绳堂”。自治机关之最高权，由叠绳堂子孙年五十一岁以上之耆老会议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监生以上）亦得与焉。会议名曰“上祠堂”（联治会议则名曰“上庙”），本保大小事，皆以“上祠堂”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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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绳堂置值理四人至六人，以壮年子弟任之，执行耆老会议所决定之事项。内二人专管会计，其人每年由耆老会议指定，但有连任至十余年者。凡值理虽未及年亦得列席于耆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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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长一人，专以应官，身份甚卑，未及年者则不得列席于耆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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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及值理皆名誉职，其特别权利只在祭礼时领双胙及祠堂有宴饮时得入座。保长有俸给，每年每户给米三升，名曰“保长米”，由保长亲自沿门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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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秋祭会主要事项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理交代。故秋祭会时或延长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开会。大率每年开会总在二十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耆老总数常六七十人，但出席者每不及半数，有时仅数人亦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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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五十岁者只得立而旁听，有大事或挤至数百人，堂前阶下皆满。亦常有发言者，但发言不当，辄被耆老诃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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