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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九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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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的一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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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章中我们把中国乡村描绘成由一群规模大小不等、组织程度不同的村庄凑在一起的图景。但是其中不包括完全没有组织存在，以及居民极端贫困而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公共活动的乡下地区；[1]也没有顾及帝国境内那些连村庄（乡村农户聚居在一起的紧密团体，形成一个以确定的名称而被认识的单位）都几乎不存在的地方。[2]第九章和第十章就来补足这幅不完整的图像，描述乡民生活的一般环境，探讨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不论其是否处于有组织的村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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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很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但是，不同的人，观点也就不同。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农民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危害，他们热爱和平，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满足于简朴但不富足的生活。这一切就是中国农民的全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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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观点的事例很容易找到。西方一位传教士兼教育家在19世纪末的下列陈述就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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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几千年前，尧帝在视察途中听到一位老人击壤唱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今天的皇帝如果也作同样视察，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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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民并不因为对政治冷漠就对自己的乡邻冷淡。举例来说，位于华南地区的一个乡村，村民在“过去的好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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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邻有酒、肉、菜、饼之属，率分遗邻人。有池塘，则自取其大者，余小鱼虾听邻人取之。有宾至，或邀比邻，邻则备肴核数具，谓之“帮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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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灾害或苦难时，中国农民仍然充满忍耐精神。他们保持温顺的性格，默默地承受着苦痛。一位现代西方学者就对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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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虽然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却忍受着。在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之间存在着看上去十分稳定的平衡。每个农民虽然希望拥有一块土地，却并不为佃耕而烦恼。虽然他们希望税收少些，却并不为必须要付高额的租金而鸣不平。他们消极保守，默默地承受一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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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中国农民的人生态度极端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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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来自西方、熟悉“给我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呼声的外国人来说，难以理解的是，一群群无家可归、饥饿难忍、处于绝望境地的逃难者，在遭受洪灾或饥荒沉重打击的土地上到处流浪，为什么不在自己遭受毁灭的地区团结起来，向有关州县官员索取一些救济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处于饿死边缘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这样做，所得的回答毫无例外，都是“不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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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此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中国人中，农民们多少是比较好战的。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自从农民出身的陈涉揭竿而起，推翻始皇帝建立的秦王朝以来，中国农民就不断猛烈抗争，推翻骑在他们头上的压迫者。因此，14世纪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就指出说：“故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7]现代的一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农民敢作敢为，还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专门研究他所认为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8]另一位学者的思路与此类似，他认为太平天国之役是一场“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事实上标志着1774年到1849年间一系列规模虽然较小但性质相同的农民起义运动达到了顶峰。[9]在这样的学者看来，“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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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都存在着过于简化的毛病，也不足以说明实际情况。因为，两种观点各自关注于乡村社会的一个面向，而未考虑到中国农民的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方环境下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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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避免过于简化的毛病，就要记得考虑两种一般情况。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显而易见但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清帝国统治下乡村地区的经济结构，并不是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都是相同的，而是由互不相同的地方条件和变动不居的地方环境构成的一种巨大拼盘；在这个拼盘里，不同地方居民的行为模式明显不同。乡民并不属于一个同质的群体，而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绅士和平民。根据各人对现存统治秩序的不同态度，每一阶层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子类。在绅士阶层中，其立场或行为一般符合清王朝需要和利益的人，归在“正绅”（正直绅士）类；其举止行为与此不同者，属于“劣绅”（品德行为败坏的绅士）。在平民中，一般服从统治的、容易驯服的，称为“良民”；而反抗朝廷控制或者扰乱帝国安宁的，称为“莠民”，或贴上其他类似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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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作一点说明。既然对不同的人使用“正”“良”和“劣”“莠”等标签，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是加强或危害帝国安全，或者他们的态度是服从或反抗帝国控制来决定，那么帝国时期的作者使用这些标签，就反映了朝廷的观点。因此，它们并不是对臣民符合逻辑的分类，也不一定能够反映这些人的本质，除了他们对帝国控制的态度之外。这里使用这些标签，仅仅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出发点，并让我们避免使用一些累赘性词语，如“有助于清王朝统治的绅士”“容易对清王朝统治造成威胁的士子”或“反抗朝廷统治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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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包括农民、工匠、小商贩和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动或智慧谋生的人。这种“良民”虽然大部分对清王朝法律一无所知，但无论碰巧遇到什么样的权威，他们一般都畏惧、服从。他们每日所关心的，不过是如何使家人和自己继续生活下去。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不去考虑是要维护还是破坏现存政权。正是因为有这种“良民”，才有前述乡谚的结尾句子“帝力何有于我哉”。也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存在，才使一些作者认为“中国人的特点是忍耐、俭朴、勤劳、爱好和平、遵守法律、尊敬权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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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莠民”，大多数是无业游民，虽然其中一些人也从事那些会让人变得强悍、养成盗匪般态度的职业（诸如盘踞在荒山野岭，或在那里开矿）。通常情况下，在大多数乡村地区，他们是地方人口中的少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贬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因为，虽然在社会平静时期，他们不过是采用敲诈、恐吓或威吓的手段勒索“良民”（甚至有时纠缠“正绅”），但是在社会动荡时期，他们就直接转变为实质上的“匪”，成为拦路抢劫的“山大王”，或者成为十足的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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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并不只有乡村“莠民”要为大规模的叛乱负责。乡村社会发生动荡，常常是这种“莠民”和一些“劣绅”（他们基于各种理由，认为可以向既有政权挑战）联合行动的结果。在接踵而来的社会混乱中，一些“良民”可能因失去了财产和谋生手段而绝望，采取（至少暂时）不同于他们惯常的行为；另一些“良民”在入侵者胁迫下不得不加入反叛队伍。这样，反叛队伍的等级得到提升，局面让政府更难以处理。还有一些人，长时期受到地主、地方官及其走卒的压迫和剥削，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徘徊，因而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投入暴力反抗行动。当然，并非所有最初被视为“良民”的人都加入到反叛队伍中去，他们也并非未经挣扎就屈从于后者。其中一些重视身家性命的人，自己会武装起来抵抗来犯者，有乡绅领导时尤其如此。在动荡时期结束、社会秩序重新恢复之时，离乡背井或被裹挟的乡民，抓住最早的机会最先回到原来的家园，从事先前的职业。“莠民”和“劣绅”则克制他们的行动，保持在和平时期的界限之内。随着“治”“乱”的交替出现，“人民的一般气质”有时好像显得“忧郁而懒散”，而在另一个时候变成“火山般的暴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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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民”是指整个乡村人口或全部农民的话，那么上述观察就不精确。因为，要整个乡村地区在所有环境之下都保持温顺，那是从来都办不到的；但是要所有农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形成单一的团体来对抗朝廷，或者反抗社会其他群体，也从未发生过。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农民战争”最佳事例的太平天国之役，当然并没有把农民全部包括进去。同太平军作战、帮助拯救清王朝统治的湖南“乡勇”，大多数不就是农民吗？这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但否定了中国农民无可救药的温顺性格这个近乎神话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他们是革命的动力的另一个神乎其神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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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乡村地区呈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画面。它是一个广阔的、多样化的、变幻无常的舞台，上面点缀着许多大小不一、组织程度不同的村庄，居住着许多社会、经济、心理背景各不相同的人。虽然他们所处的基本历史和环境背景在整个帝国大致相同，而且在相对长的时期内实质上都未改变，但是，乡村中各个群体对他们各自所处直接环境兴衰的反应是很不相同的。清帝国乡村控制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就是如何有效地控制乡村人口的各个部分，以便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把反叛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换句话说，这一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那些对清王朝统治有益的元素，如何镇压那些倾向于反对它的元素，如何保护构成乡村经济的骨干、一般倾向于尊敬权威的元素。各种各样精心设计出来的乡村控制的措施和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与认同上述两种关于中国农民的近乎神话的观点相比，清王朝统治者在这里展现出对乡村情况更敏锐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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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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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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