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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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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节已概括地解释了“良民”的行为方式及其对清王朝统治的影响。现在，我们要探讨“莠民”的态度和反应。他们的暴力行为，反驳了“中国人有无限的忍耐承受能力”这个未经批判的观点。[27]根据可用资料，我们可以把这种暴力行为分为四类：争斗、暴动、盗匪活动和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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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将证明下列结论，即：（1）农民大众在习惯上是温顺的，但是其中一些由于环境的压迫而会突然采取暴力行为，以此来说，他们在此时是“良民”，在彼时则是“莠民”；（2）无论在什么时候，乡村中都有少部分人压迫他们的乡邻或给清政府带来麻烦，他们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引诱或胁迫一些“良民”参加群体暴力；（3）在正常情况下，许多乡绅的利益和清王朝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其中一些乡绅会煽动普通百姓起来造反，或率领他们违反法律并向现存权威挑战；（4）虽然农民是反叛的主力，但是，只有在选择加入反叛的乡绅成员或“知识分子”的引导或支持下，农民起事才可以长久地发展起来；（5）清王朝基层统治体系毛病很多，腐败丛生，使得农民处境进一步恶化，导致乡村动荡，因此，清王朝要为“莠民”的出现以及乡村统治体系的进一步削弱负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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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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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用“争斗”（feud）一词，是用来描述不同村社之间或不同乡民集团之间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公开暴力冲突。[28]在更严重的冲突中，大规模地使用了武器。一些小规模的战争，会演变成长期的斗争，断断续续延续数月或数年之久。这在官方文件中称为“械斗”（手持武器的冲突），在一些南方省区特别普遍，福建、江西、广东和广西几省最为恶名昭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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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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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在一些情况下，导致血腥械斗的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举例来说，争夺女人，触发了19世纪50年代安徽歙县两个村寨的武装冲突。[30]不过，大多数争斗是由个人之间或集团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而引发的。例如，不同集团之间为争夺举办“迎神赛会”而发生的矛盾，就常常引发冲突；事例之一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江西。地方恶棍以庆祝新年为名义向每户人家（无论穷富）强取钱财，实际上是为了举行宗教游行和庆典。谁不交钱，谁就会遭到最粗暴的对待。由恶霸组织起来的各个集团彼此相互较量，看谁能呈现最古怪的装扮，能召集到最吵嚷的暴民。在一个集团被指责侵入另一个集团的“领土”时，[31]就容易引发剧烈的暴力冲突。清帝国其他地区，在较晚的时期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恶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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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或许也是最频繁的原因，是有关享用水利或防洪的争端。地方志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例，最后以恣意的杀戮和毁灭收尾。清政府明显认识到水利对于农民生计的重要性，以及因为使用水利而发生争端的可能性，因而设法保护水利，反对抢夺。无论是谁，如果未经批准就从私人修建的水库、水塘或水道引水灌溉自己的土地，就会遭到惩罚。[33]但是，一些贫穷的农民常常因为急需用水，而无力修建属于自己的“水利”工程，故未经同意盗用邻居的水利灌溉田地。此外，即使在灌溉设施并不属私人所有的地区，例如来自自然河流和湖泊的水，也可能因水少而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要；干旱季节尤其如此。在受到洪水威胁的地方，问题不是尽可能快地将不需要的水排走，就是修建堤岸以防止洪水淹没田地和农庄。居住在高地的居民，常常采用第一种方法，而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就采用第二种方法。如果他们各自的村寨坐落在高低不同的地带，村庄的利益就可能发生冲突。坐落在山坡上的村寨排放洪水，肯定就会淹没坐落在山脚附近村子的田地；而后者在特殊情况下修建堤岸，被视为对前者的利益造成了威胁。这些情况很容易引发剧烈的冲突和争斗。直隶清苑县一些村庄的情况，可以视为遭遇类似情况村庄的典型。根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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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有唐河不能堤，各村皆避水害，趋水利，往往为大械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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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事例，会让我们对这个情况有更完整的印象。据记载，广东博罗县一些乡村的农民在1850年代左右为争夺灌溉用水而发生械斗，双方死伤都很惨重。[35]该省另一地区番禺县，为“水利”而发生的斗争断断续续进行了20年。[36]江苏宝应和高邮两县居民据报在1862年发生严重干旱期间，为争夺水源而发生械斗。[37]在湖南道州，每年农历五月和六月庄稼急需用水之时，一旦没有降雨，农民就会因争夺水利而爆发小规模的战争，有时会导致一些参加者死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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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治洪水问题而争斗的事例，也很容易找到。山东阳谷和莘县的事例就很典型。据地方志记载，阳谷县坐落在一条河流〔译者按：即走陔河上游的一条支流〕的上游地区，希望挖开大坝，放走洪水；而莘县因坐落在下游，则希望保全堤防，防洪抗灾。两县居民之间的争斗，持续了几个世纪。到1880年一名拥有非凡能力的知县到莘县上任后，这个问题才得以圆满解决。[39]1870年代，在湖北沔阳州的几个地方，一些被洪水淹没的村子为了排水，挖开保护其他村子的防洪土坝，由此导致流血冲突。[40]类似的械斗，据报在浙江海宁和海盐两县[41]以及广东南海县也有发生。而南海县的情况在1885年左右变得非常严重，知府不得不采取强制的行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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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南方省份，敌对宗族之间的争斗非常普遍。就像一般村子间和村民间的争斗一样，宗族之间的争斗也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引发的。有的微不足道，有的很严重。宗族间争斗和村子间争斗的真正区别，主要在于参加者的社会关系。对于后者，械斗者聚集起来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前者还附带有亲属纽带关系（不管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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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之间冲突的事例已经举过一些了，再举两个就够了。根据一名监察御史1884年关于江西信丰县情况的记载，该县小园村王氏宗族以好斗而出名。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也会纠集上千人，手持武器，在街上毫不犹豫地大打出手。[43]西方一观察者则对1817年在福建乡间发生的一场械斗，作了如下生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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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宗族姓蔡，另一个姓王。各自聚集起来，大打出手，直至许多人被杀死，许多房屋毁于大火。虽然衙门捕役抓住最凶猛的暴徒，但是被打败的宗族又一次攻击另一个宗族。最后，官府不得不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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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争斗，是居民之间因来自不同地区或属于不同族群而发生的冲突。在清帝国许多地方，经常维持着“土著”（世代住在本地的居民）和“客户”（外地迁来的住户）或“客籍”（寄居本地的外地人户）之间的区别。在广东、广西和江西一些地方，“本地人”和“客家”（外来者家庭）或“客人”（外来者）之间的界限特别明显。这些晚近迁移而来的客家人，常常面临着本地人的歧视，很容易卷入无休止的争端之中。一位地方志修纂者（其态度明显偏向于“本地人”）对近代以来从湖北、湖南迁到江西南昌乡下的“客户”，作了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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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外来之客民良莠不齐，流离无教育，转徙无定居，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有妨治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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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是“良”是“莠”，这两个群体之间容易产生恶感和摩擦是可以理解的。在物质利益冲突和恶感混合在一起之时，公开爆发冲突就不可避免。偶尔，他们之间的矛盾局限于法律之内，如同四川绵竹县“客户”和“土著”之间的矛盾一样。[46]但更多的时候，双方之间的矛盾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如同江西、江苏和山东一些地方所发生的事例一样。其中最残酷、最激烈的争斗冲突，发生于1850年代及1860年代。来自山东的“客民”成立一种称为“湖团”的组织，与苏北一些地区的当地人之间，为争夺微山湖地区的土地而爆发了激烈的械斗。根据一份官方报告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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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团者，山东曹属之客民，垦种苏齐交界之湖地，聚族日众，立而为团也。……鱼台之团二……铜沛之间有八……均以首事者之姓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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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黄河决于兰仪……于是郓城、嘉祥、巨野等县之难民由山东迁徙来徐。……其时铜沛之巨浸，已为新涸之淤地，相率寄居于此，垦荒为田，结棚为屋，持械器以自卫，立团长以自雄。……铜沛之土民，当丰工初决时，流亡在外，迨后数载还乡，睹此一片淤地，变为山东客民之产，固已心怀不平……日寻斗争，遂有不能两立之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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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进一步提到，1859年一个“湖团”攻击铜山县一家本地人户。这一事件点燃了一连串两败俱伤的械斗，并在1864年的大屠杀中达到顶点。住在刘庄寨（一所有围墙保护的村堡）的许多当地人在这场屠杀中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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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省份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通常都很激烈。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广东恩平、鹤山和开平等地的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激烈程度前所未有，结果导致一些客家人成为“游匪”或加入“红匪”。[48]有时，双方之间的世仇同宗族争斗纠缠在一起；一份西方材料就记载了19世纪中叶广东一些乡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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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凹村西南大约三英里处，有一个何凹村人（亦即金氏宗族）修建的集市。那年（1843年），租用的客家人拒绝缴纳租税（租金），因而……金氏宗族不得不诉诸武力。在为维持同样属于何凹村的另一集市所有权而同势力甚至更大的宗族发生冲突之前，双方已经打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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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90多所村子联合起来准备灭绝（居住在何凹村的）金氏宗族。蒲芦围因有人背叛而陷落，村民们失去了最后的防线。虽然5000多人围攻只有300到500人防守的何凹村，但是客家人没有勇气攻进村去，没得到什么战利品就撤走了。由于战得筋疲力尽，双方同意恢复和平。其中一个集市还给金氏宗族，另一个集市可以租借，但要缴纳更多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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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械斗再次爆发。如果不是本文的作者劝说双方坐下来再次达成和解，那么恐怖的凶杀案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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