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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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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动的一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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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用的“暴动”一词，是指乡民反抗地方官员所采取的暴力行为。[81]从事实来看，暴动与争斗不同，前者是指某一特定地区的乡民由于仇恨一个或多个地方官员而发生的反抗行为；而后者是指乡民自己之间的敌对行为。正如前面指出的，在一些事例中，争斗会发展成暴动；因此，这两种类型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很明显。不过，根据暴力行为指向的主要目标，还是很容易把它们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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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与“造反”不同。“造反”是指公开发动的武装反抗现存政权的行为，目的在于推翻现存政权。[82]而暴动者并不像叛乱者那样反抗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相反，他们一般都会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皇帝和官员的权威，他们之所以采取暴力行为，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想发泄、解决心中某种怨恨，或者说侮辱、打击使他们产生怨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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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一些学者非常了解暴动的本质。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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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人民无数次地起来反抗他们的地方统治者，但是，这不过是针对政府权威的滥用而进行的反抗，从未反抗过制度本身。他们以最大众、最无礼的态度……来对待一位州县官，甚至到了扯着他的辫子打他耳光的地步；这并不是因为他执行了他的合法权威，而是因为他逾越了应有的界限。[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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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非常正确，其他作者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名目睹广州1846年1月暴动的英国军官指出，在广州府衙门暂时被暴乱群众占领时，知府及其助手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被烧毁，但很有意思的是，大堂和钱库等建筑丝毫未损；原因显然是，存放在钱库的钱财是属于皇帝的，大堂是清王朝审判的场所。[84]1896年左右，一美国作者对一场“典型暴动”的描述，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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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目睹一队队乡民向这座城市各衙门前进。……当一支规模达到两万人的强大队伍穿过街道时，店铺纷纷关闭，一片寂静。每支队伍的前面都举着飘扬的旗帜，旗帜上写着各该队集合地点庙宇的名字。我询问道：“为什么要抗议呢？”队伍简单回答说：“我们要求减税。”由于先前的请愿屡屡落空，现在被迫孤注一掷，他们把一切都押在最后的请愿上，如果没有得到批准，就采取报复行动。但是，官员们已经逃跑了，并未坐下来倾听申述。于是暴动者把压迫者的家具——丝垫、薄纱窗帘、雕刻精细的椅子和其他昂贵的奢侈品——堆成小山，放火全部烧毁，如同毁坏耶利哥城〔译者按：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那样彻底。我看到有个人企图带着某种值钱的东西逃走，但被抓了回来。虽然他手中的赃物被投入大火，但是我相信他逃脱了亚干（Achan）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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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每个衙门发生的情况都类似。奇怪的是，居民们的生活并未被骚扰，除了生意被中断一天以外。这场冲突仅仅是针对官员的，暴动者的纪律严明，他们仍然效忠于清廷。我走进知县衙门看看情形如何，发现一队暴动者在保护县衙某一房间，他们的伙伴忙着从其余房间往外搬物件。我问他们为何在此守卫时，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是银库，任何人不得拿皇上的钱财。”他们对征税并不怨恨，怨恨的是地方官员过度苛征。一个月后，巡抚派了一支1500人的军队前来镇压。但是，军队遭到伏击，50名士兵失去生命，近百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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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武力未能把暴动镇压下去，巡抚设法劝说。免去引起暴动的官员之职务，并答应，如果暴动领袖自首，就终止苛捐杂税。周和张……为了他们的目标放下武器，结束了战争的苦难。不过，他们还是被处死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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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动和那种反抗清政府的造反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对乡民来说，他们自然会怨恨腐败的地方官，而非专制的中央政府；因为，后者离一般村民的生活很远，它所推行的任何苛征暴政给乡民所造成的伤害，都不如腐败的地方官敲诈勒索带来的那样直接。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自汉朝以来，“崇拜皇帝”的观念就深深地印在百姓的脑海中，因而，虽然没有多少人积极效忠朝廷，但许多人都对“天子”仍然抱着某种含糊的尊敬；即使天子是满族人。此外，一大堆有关百姓日常生活的法律和措施，如果从字面来看而不管执行的话，按照历史标准，都不能说是暴政或压迫。地方官所犯下的暴行，百姓通常能够正确地解读为对皇帝命令的错误运用，而不是朝廷本身制定的措施。在清帝国许多地方都能听到一句老话“天高皇帝远”；这句话提示了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普通百姓对待他们的统治者和行政官员的态度。[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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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普通百姓没有什么理由要怨恨皇帝，他们就常常有足够的理由来怨恨许多地方官的行为。地方官及其走卒直接而频繁地与居民打交道，他们的所有行为，无论是慈爱的还是不友善的，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责任很容易归属，因为他们并没有令人敬畏的品德。如果他们的行为给百姓造成了过多的痛苦，就会容易成为公愤和怨恨的对象。根据西方一位学者的观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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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那（公开宣称的）仁慈从上到下，通过九级官员，最后到达与百姓直接接触的末品官时，可能已经变成了使人烦恼的暴政了。因此，百姓将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专横官员伤害，这一问题应该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由于没有法庭，普通民众就自己起来执行法律。……在小型地方冲突中，他们有时把对苛征的怒火发泄在被派去执行苛征的官员身上——抓住官轿，把他从里面揪出来，剥下他那象征高贵的官靴，并把他抛进最近的污沟中。[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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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针对州县官员及其施政的暴乱司空见惯，[88]毫不奇怪。而针对中央政府的反叛要在间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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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是坏官，百姓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必然是敌对的。对素质不同的州县官，乡民的反应自然也不同。他们对州县官员的表现作出评判，并且常常很直率地表达他们的评价。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几个事例，说明乡民在适宜的情况下是非常善于表达的；这种方式或许过于坦率，让一些州县官员消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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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尊崇他们所认为的“好官”的方式各不相同。其中一种方式是作诗歌颂“好官”的功德；这种诗词大概是由一些乡绅创作的。[89]另一种方式是，在“好官”任期届满后，或者在其要到其他地方担任其他官职之时，恳求他继续留任。[90]极其渴望自己喜爱的“好官”留任的乡民，会向上一级政府机构提出请求；但这种请求得到满足的相当少。[91]在“好官”要离开任地时，公开表达感激的居民会举行场面十分盛大的仪式，赠送靴子或丝伞。[92]在一些州县，可以看到居民为怀念前任父母官而修建的“生祠”；这些父母官以自己的良好行为“赢得民心”。[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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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据说能让州县官得到乡民喜爱的良好行为，主要是旨在提高乡民利益的行为，比如建立学堂、修建城防工程和灌溉工程、在饥荒期间关注穷人需要、拒绝收受贿赂，等等。[94]当这些真正忠于朝廷、一心为民的好官，在成千上万腐败或漠不关心的官员中，只占相当少一部分时，这样的行为才特别值得称赞。根据《花县志》记载，1686年到1911年担任广东花县知县的97名官员，据说只有18名知县在任上的行为赢得了百姓的赞赏。[95]1661年到1908年期间担任四川江津知县的131名官员中，只有50人被认为是“好官”。[96]清帝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一般说来也是令人相当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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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虑到，对被认为有德的官员的感激场面，经常是乡绅运作出来的，并不一定代表一般民众自发或真正的情感，那么整个画面就更为暗淡。一位地方志修纂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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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人物连篇累牍，大率已仕则临行攀辕，诸生则工文失解，如出一辙。按之，俱无实迹，其失在芜。[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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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代的作者可能比明季学者更为可靠，但是，我们也不能确信是否每一位都能免于这个缺点。至少应该记住，由于“好官”的功德事迹毫无例外是由绅士成员所写的，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同绅士的关系很友好、密切，因此很有可能，绅士的记载并不一定忠实地反映了普通镇民或乡民的情感及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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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偶尔暴露出来的丑闻显示，并不是所有“好官”都是实打实的好。虽然这些丑闻可能是心有不满的绅士揭露的，但所谓“好官”的善行，同样有可能是喜欢他的绅士的作品，根本和普通百姓的情感无关。17世纪晚期，山东某县就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例。1676年担任滕县知县的常绅，得到了双重荣耀，一是居民为他树立石碑，怀念他的“仁政”；二是居民为他修建了好几处“生祠”，用来表达对他的崇敬心情。然而，整个事件不过是一场骗局，不但错误地陈述了他的施政特质，而且捏造了百姓的感情；据地方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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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绅）初莅滕，标二牌于鼓楼门，曰：“惩凶恶，除豪霸，不徇私，不要钱。”其后苞苴公行，盗贼得所依。[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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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例。在清帝国其他地方，其他时期，也可以见到类似的欺诈行为；就像下面这份1800年的文件所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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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种州县探听上司欲行参劾，贿买耆老多人，于上司前具呈，反言闻欲题升，乞请借寇。虽公正廉明之督抚，亦为所愚。……又有一种州县自知民情不甚爱戴，于无事时密令衙役人等刊刻传单，遍行粘贴。单中开说本官清廉，办公竭蹶，欲自告病，我等务必赴上司请留。复令官亲幕友揭取此单，到处传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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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官员自我制造的“名望”，同普通百姓的情感毫无关系，同绅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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