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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西方列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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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在19世纪发动的对中国的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战争除了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枷锁之外，还在两大重要方面对人民（首先是沿海地区的人民，接着是内陆地区的人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连续不断遭到失败，以及接连而来的丢尽颜面不可避免地损伤其迄今为止一直享有的威望；另一方面，为了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南一些地区的地方自卫组织，为“奸民”公开向清王朝权威挑战增加了胆量。对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总影响最简明扼要的概括，见于一位著名英国官员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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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在（即19世纪中叶）折磨中国的内在问题给它带来的最后结果如何，这些问题显然都是这个国家骄傲自大的政府，在与大不列颠的战争中蒙受到耻辱与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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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在清帝国许多地方都感觉到了。人民开始拒绝缴纳政府先前的苛捐杂税，各地的反抗风起云涌，成群结队的盗匪——经常是混乱制造的根源——现在开始公开蔑视清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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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英国发生战争之前，清帝国利用长时期建立的统治，不准普通百姓拥有火器。……但是在战争期间，武器控制松懈了，落到各种各样人物手中。其中许多人物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占有武器，并很快就准备利用这些武器来与清王朝为难。[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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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英国官员认为华南地区所盛行的掠夺、土匪、秘密社会和暴动的原因，在于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他接着进一步把太平天国爆发的部分原因追溯到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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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清国各地现在爆发的反抗，正是同我们的战争所带来的结果。一名官员在其报告中直接强调指出：“两广（即广东和广西）的强盗和犯罪团体人数非常多。他们毫无困难地啸聚山林，制造混乱；这些强盗、罪犯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在与英夷的战争中发现官军的无能。以前，他们畏惧官军如虎；现在，视官军如羊。在同英夷的问题解决之后，无数非正规的军队被遣散。他们中大多数都变成了盗匪，很少有人回到以前的工作。”[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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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归结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这过于简单化了。除了鸦片战争及其结果所带来的环境之外，太平天国之乱还有更多的根源。不过，我们不可否认军事失败直接而有力地造成了清政府统治的衰弱，同时降低了官僚阶层的士气，鼓舞了不服从的臣民起来向当局挑战。下列一段西方传教士提供的对话，虽然并不是逐字逐句记录的，但是可以反映清王朝统治衰落期间中国社会流行的心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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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名清朝军官向我们叙述著名的“关帝”（战神）那无比威勇的故事时，我们不禁想询问“关帝”是否在清帝国同英国的最后一次战争中现身。……这名军官说道：“我们不要再提那次战争，关帝当然没有现身；这是一个凶兆。”他降低声音补充说：“他们说上天要抛弃这个朝廷了，它不久就会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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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的中国普遍流传着清王朝就要被推翻，另一个王朝不久就要代之而起的说法；我们在旅行途中，好几次都听到了。毫不奇怪，这种流传多年的模糊预兆，有力地推动了1851年太平天国的爆发，并从那时起完成了如此巨大的进展。[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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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在官吏阶层的传布或许并不广。但是在1859年到1860年间，清王朝同时面临着内外危机——一方面要镇压内部的叛变，另一方面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在这种极端艰难的背景下，要维护清政权的统治，即使是当时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也难以制定出适宜的解决方案。曾国藩就在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带着明显的困惑讨论他所面临的选择，究竟是继续留下来同太平军作战呢，还是率军北上保护京师，对抗英法侵略者？[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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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当时一名宗教信仰同上述所引西方官员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西方学者也发现，鸦片战争给中国所造成的后果和太平天国叛乱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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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那连绵不断的叛乱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叛乱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在不列颠的枪炮下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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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从上述的探讨中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使19世纪的中国社会更加动荡，并最终导致清王朝崩溃。虽然在导致清王朝崩溃这一问题上，外来压力和内部腐败各占多少比重，实在难以弄清楚，但可以说，前者强化了后者，并加速了整个毁灭过程。[309]通过对中国输入宗教、教育和政府等新观念，传播制造和军事方面的新技术，以及用外交或优势的武力说服中国，使其传统体制已不足以应付局势，西方列强无意中帮助中国终结了原本好像永无止境的王朝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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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 Tscheng Ki-t’ong （陈季同），“China：a Sketch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tate Economy，”Asiatic Quarterly Review，X （1890），259，就代表这种乐观的父系专制主义观点。他认为：“整个帝国可以被视为一个大家庭，由统治者照顾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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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 Auber，China （1834），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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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as T.Meadows，Rebellions （1856），pp.28-29，引用John S.Mills〔编者按：应为John S.Mill〕，Political Economy，指出：“只有当不安全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致使人类无法以自己的一般能力适当自卫时，不安全才会起瘫痪作用。主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对于国家的繁荣来说，政府的压迫要比自由制度下几乎任何程度的没有法律的混乱状态有害得多，因为政府的权力一般说来是任何个人所无力反抗的。一些国家尽管处于四分五裂的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却仍能积累一定数量的财富并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如果人民无限地遭受政府官吏的专横压榨，这样的国家则不可能继续保有工业和财富。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要不了几代人的功夫，工业和财富就会消失殆尽。”〔编者按：译文参考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胡企林、朱泱译，第五编，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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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rs.E.T.Williams，“Popular Religious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X （1899-1900），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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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R.Huc，Chinese Empire （1855），I，p.364：“所有州县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由于在一个职位上只能待几年，因而像外行一样度过他们的任期，根本不关心他们治理下的百姓死活，同百姓也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任职，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榨取更多的财富；不断重复此做法，一直到退职回乡；之后，就靠任职期间榨取来的财富度过余生。”William A.P.Martin，Cycle of Cathay （1896），p.334：“担任州县官员的，都是来自外乡的陌生人。清王朝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在离自己出生地200英里以内担任官职，也不得在任职行政区域内有任何婚姻关系。在这种当官完全靠君主决定的制度下，情况不可能会更好。他们没有地方性的归属感，没有家，只有出生地和坟墓。在巡回任职制度下，他们不能在一个职位上待太长时间，以免取得会给清王朝统治带来危险的影响力。……然而，由外乡人做百姓的父母官，是很不利于百姓的，由于任期短，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把握时机（进行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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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omas Meadows，Desultory Notes （1847），pp.155-157，叙述了19世纪中叶广东一位知县的任职情况。有名商人遭到强盗抢劫，向衙门求救，但是知县拒绝采取什么行动。作者这样解释州县官员的行为：“因为不论官员的职责是要防止犯罪，或是在犯案后逮捕罪犯，在这两种情况下，职责意味着：如果未能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有关官员进行惩罚。因此，官员为了防止自己的不负责问题大白于天下而受惩罚，任职伊始就不断玩弄手段，说没有什么犯罪。这样，犯罪案例虽然较少听到，但是仍然存在。由此而来的结果是，罪犯逍遥法外，未受任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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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是一个行之既久的做法；事实上，有时官员根本得不到正常的薪俸。参见赵翼的《陔余丛考》，6/29a-b。Meadows，Desultory Notes，p.100，列有清朝官员的薪俸表。地方志中也经常记载了一些有关地方官员和衙门走卒的报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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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国驻中国大使Charles Denby，China and Her People （1906），II，p.6：“中国给予其雇佣官员——从最高级别到最低级别——的薪水少得可怜。所有官员的全部补助，都要想办法向百姓榨取，只要不是直接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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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Ch’ü T’ung-tsu （瞿同祖）即将出版的著作Local Administration，Servants and Secretaries（长随与幕友）一章，载Harvard University 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编者按：瞿书正式书名为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参见其中两章，分别是V.Personal Servants，以及VI.，Private Secre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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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日昌《抚吴公牍》，24/4b。根据西方一观察者的看法，一些“山西票号”也属高利贷者。参见China Review， VIII （1880），p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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