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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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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剧烈的政治变迁期间或之后，中国农民大众并未能从王朝覆灭的灰烬中崛起。无论在社会安定时期还是在动荡时期，他们都是受苦最多最深重的穷苦百姓。虽然他们是叛乱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从叛乱中所得甚少。他们虽然参加了运动，但从未取得领导权。从自由接纳或拒绝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领袖。无论他们的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许多造反大军的士兵成了无名死尸；即使他们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现存政权，那些从战斗和苦痛中幸存下来的农民，仍然成为新王朝统治下的“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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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事实是：与地方暴动和其他形式的行动一致的暴力反抗一样，中国历史上推翻王朝的运动，是人心向背和历史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运动从来就不是由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团体独力完成的工作。无论社会各阶层的乡民特别是农民在造反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肯定普通村民并不是这些重大造反中唯一的成员。前文已经指出，民变——尤其是达到一定规模而值得报告和记载的——通常并不是由普通农民领导的，如果他们全然是平民的话。同样可以大胆地说，在许多公开宣称是为了农民的直接利益而叛乱的著名事例中，这些利益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这些运动的唯一或中心目标。相反的，多少有些重要性的民变通常超越了农民的诉求，不过农民的利益仍然成为目标的一部分，或者是由于领袖真诚地认为不能忽视农民的利益，或者是由于认为支持农民的主张就可以取得农民大众的支持，即使他们真正所关心的是比农民的直接需要更广泛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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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人数众多又强壮有力，仅仅靠他们就可以为任何造反的最初成功提供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因此，造反或革命的领袖拥有充分理由吸引农民阶层积极参加。要列举恰当确切的事例以说明此点，我们不用追溯久远的中国历史。在明末的李自成——一名受到环境的鼓舞而想当皇帝的普通土匪领袖，就许诺豁免一切赋税，追随他的人因此越来越多。[8]在1850年代早期，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它的含义非常广泛，很难被视为单纯的农民运动）其他领袖设计出一种制度，规定耕者每人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以维持他自己和家庭的生活。[9]更近一点，毛泽东把土地再分配纳入共产主义革命计划的第一阶段。[10]重要的是，虽然这些叛乱和革命借助于解决农民的需要来发动他们参加，但并不因此而变成农民运动（农民是积极的或唯一要对之负责的）。如果没有那些虽然祖籍在农村但双手或许从未摸过锄头或犁的人，以及那些在他们的城市经验中得到最初“革命”动机的人（比如洪秀全在广州，毛泽东在北京）的领导或指挥，这些叛乱和革命能否具体化，都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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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指出的一点是：长时期为帝国体系塑造的中国农民，其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根深蒂固，在中国帝制历史整个变迁过程中没有什么改变。参加各次政治叛变的农民，和置身事外的农民，他们的外观和行为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简单的欲望——活下去的意志——左右他们的行动与反动；耕种土地维持生存以及自己和家庭的艰难生活占据了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王朝的兴起没有在他们的脑海中注入一点政治热情，王朝毁灭也没有把他们变成决心改变社会和政治的革命者。但是，这并不是要否定农民大众作为一个群体在帝制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反，我们的研究表明，农民人数众多，力量强大，再加上他们习惯上容易接受经济及社会地位与他们自己并不相同的阶层的领导，使中国农民大众成为历史上每一次反抗地方官员或反抗现存政权的叛乱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没有必要为了说明帝制时期的农民在一系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进一步给予更高评价。一些地区习用的“农民革命”一词，虽然对于宣传来说很有用或必不可少，但是难以经受客观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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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这已经成为客观的学者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一位当代学者指出：“所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学者看来都同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由农民和工厂工人，而是由学生、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所组织和领导的。”[11]另一名学者认为：“丝毫不用怀疑，现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领袖的革命策略是致力于解决千百万中国农民的迫切需要。不过，如果从这一事实就骤下结论，认为他们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期望，并会自发地继续表达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期望，那就是在构建一个神话，预先肯定了他们未来的所有行动。”[12]事实的确支持这样的结论，除了它外来的意识形态之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就像刚刚指出的，革命并不是由农民领导，而是由“政治立场统一的领袖们依据列宁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而其上层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个精英团体”。[13]领袖之中有些教育水平特别高，他们有的曾在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苏俄留过学。[14]他们在现代中国的一般地位，在某些方面的确可以同帝制时期的“绅士”相提并论。他们明确宣布要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或许也表达了普通人民说不清楚的希望。最重要的是，他们自身完全有能力把普通人民松散的力气组织成强大的力量。在他们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正统儒学；“无产阶级革命”取代了“造反的权利”，成为摧毁现政权的理由。但是，同过去参加造反的绅士和文人一样，他们并不是农民或工人，而是来自知识阶层。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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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由知识阶层创建的，中国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没有知识阶层，农民暴动和起义——虽然由于现代中国悲惨的境地而无论如何都要爆发——也只会像历史上许多绝望的农民“铤而走险”一样，弱化为盗匪。知识阶层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了，把它作为开创共产主义中国的生力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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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根据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信条，都不看好它能取得的”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16]中国农民长期形成的特点——对政治漠不关心，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意，容易追随承诺让情况变好的人，拥有突然爆发出来的暴力能力——使他们特别适合成为共产主义革命或任何与他们的迫切要求明显有关的其他类型叛乱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曾经评论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这些话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腔滥调”。[17]不过，陈独秀对中国农民的精神状况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接下来的结论，他认为即使在适宜的环境下农民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生力军。然而在他说了这些话后不到30年，农民已经成为革命绝对的主力。他之所以犯此错误，其原因或许在于他并不了解农民大众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地位，也不了解历史上叛乱的实质。更准确地说，他未能认识到走出帝国体系的中国农民，并没有因1911年辛亥革命而改变自己的基本特点，事实上仍然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宝贵资产。正是由于一部分这样的农民投入他们的麾下，共产主义领袖们在1949年才相当轻松地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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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在那场胜利即将到来之前，都有意识地、作为一个阶级倒向共产主义革命。直到人民政府成立前夕，许多农民仍然徘徊在革命的大门外。事实上，在像四川西部这些环境特殊的地区，在1949年冬刚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里，农民对新政权还显示了相当的抗拒；因为在长达几个月的时期里，镇压土匪仍然是新政权的主要任务。[18]此外，不要忘记，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普通士兵同红军士兵一样，大多数也来自乡村。双方进行多次血腥的战斗，相互厮杀，特别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这种情形同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社会情形一样；当时，大多数中国农民分成两个阵营，一方为保卫清王朝的统治而战，另一方则要推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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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种情况的结果完全不同。其中一次，防御一方是胜利者；另一次，他们被击败。不过重要的是，两种情况都不是整体农民和非农民阶级之间的武装冲突；争斗事实上发生在两个组成成分庞杂的群体之间，双方都尽力把更多的农民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参加战斗。洪秀全及其同伴领导的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领导力远远不能同曾国藩及其同伴相匹敌。毛泽东及其战友领导农民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征服了中国，部分原因在于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缺陷太多，不知不觉地铸成许多大错，以致无法抵挡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进攻。另一个也应指出的事实是，清政府的实力在同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受到相当大的削弱，但南京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毁灭性后果更为严重。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比起中国在19世纪打的任何一场国际战争，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它削弱了国民政府抵抗共产党进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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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告诫我们不要用简单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指出农民大众的参与，或者强调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期间农民的素质发生了某些变化，就以为可以对这些事件的不同结果作出解释。要想得到一个充分或正确的解释，我们必须仔细检视各种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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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应该补充的是，正是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场由农民积极指挥以求达成自己的目标的运动，其领袖也不一定会为了农民切身的利益而奋斗。普通的中国农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拥有足够的财产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为此，他们渴望拥有一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东西。中共的土地分配计划之所以吸引了农民大众，是因为该计划许诺一个更好的生活——一个实现那个愿望的更好机会。根据一位亲历者的报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甚至连最初反抗新政权的四川西部农民，也对“逐渐消灭大地主势力”[19]感到满意。不过，中共领导人的远大抱负，远远不止于解决个别农民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说的话，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案提交审查时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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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区别于那些认为土地改革仅仅是救济穷人的观点的。……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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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于1945年4月14日〔译者按：应为24日〕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表明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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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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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事实上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集体所有制计划的思想理论基础。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农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梦想，该计划后来很快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坚决地加以推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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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非常强调农民大众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准备为改善农民的生活而奋斗，而是在于他们坚信，农民在他们的革命目标进程中的某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并不存在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工农联盟”仅仅是指导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手段。列宁在1919年发展出“两个阶级联盟”的概念（更准确地讲，是想象）；许多年后，毛泽东灵巧地把它运用在中国。[23]就像毛所看到的，农民显然是共产党能够借以完成许多重要工作的有效工具。他在1945年初说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更主要的，“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成功，农民短暂的重要地位就会被改变，因为到时如果中国需要使自己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4]因此，中国的农民，一如我们所了解的以及他期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共产主义中国面临着一个暗淡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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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发展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遭遇如何。违背农民愿望的合作化和集体农场在1953年到1955年陆续设立起来。[25]农民有时以卖掉或宰杀耕畜的方式消极地抵制。农业收成远未达到共产党规定的指标。1955年下半年，集体化步伐加快，进一步导致农民的不满，偶尔会出现一些抵制活动。不过，这样的抵制因为缺乏组织和有效的领导，结果并不比帝国统治下流产的叛乱好多少。一位当代学者观察指出：“在强大的国家政权统治下，无论农民的不满甚至消极抵抗达到什么程度，都是无用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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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帝国统治之下，反抗现存政权的叛乱在下列情况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运动得到了绅士和文人的有力领导，他们为运动带来组织和技术；（2）有足够数量的平民相信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统治才可以保有他们最重要的利益；（3）现存政权的统治机器败坏到无力处理严重局势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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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上面三种情况的出现。首先，他们对知识分子（相当于帝制时期的士大夫）的控制，比清王朝时期要彻底、严密得多。通过采取这样的控制措施，中共最终成功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弄得像“小孩子游戏”（a child’s game）一样——许诺学生、教师和政府官员国事“公开”，并解答一切“隐藏在他们内心里的秘密”[27]——消除了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革命领导来源。其次，他们彻底限制财产所有权，降低家庭的影响，以压制或剥夺私人利益。[28]宗族领袖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那些经常促使绅士成员及平民起来抵抗或挑战政府权威的因素，就这样被清除了。中共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的社会。再次，中共党人充满活力与效率的行政——这些通常是描述帝制中国历史上新政权的特质——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政权似乎消除了历史上各政权拥有的行政弊端。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地方机构，[29]中共对乡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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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作为统治者，他们显然懂得专制统治的技术。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比清王朝统治者所用的明显有了改进，但是基本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则实质上是相同的：通过对思想、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进行全面控制，使自己的统治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在为自己政治权力合法性辩护这方面，帝国和共产党政权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前者公开声称“利民”，后者则宣称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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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否在维持自己统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就目前情况来看，还不能这样说。的确可以想象到，共产党政权在迥异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失败经验。直到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仍然不屈服于思想控制，特别见于他们对毛泽东发动第四次“整风运动”的反对。[30]据报，一些地方爆发了知识分子和农民都参与的动乱，多少与帝制时期的形态相同。[31]很明显，中共所遇到的思想控制困难，是清王朝统治者所没有遇到过的。清王朝统治者虽然是异族征服者，但是因利用已有的儒学传统推行思想控制而得到了绅士和文人这一精英阶层最大多数的支持；毕竟绅士和文人正是在儒学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传统。共产党人虽然是本土征服者，但他们用外来的、完全新式的、在许多方面同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观念，来取代传统儒学。[32]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清王朝统治者享有的优势。与此同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缝并没有愈合。同其他共产党政权一样，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是“一种政府和人民之间潜在的内战”。[33]这当然毫不新鲜，韩非子早就指出，在一个专制政体中，“上下一日百战”。[34]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这种“战”。消除私有财产所有制，并没有化解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摧毁所有经济阶层的尝试，不但没有消除社会各阶层的悬殊地位，反而创造了新的政治阶层。[35]北京的《人民日报》提醒注意“干群之间新矛盾”的存在；并解释说，这种新矛盾是党员一些错误行为导致“干群关系对立”的结果。[36]如果真如一位前共产主义者强调所指出的，“显著的人类特征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权力创造和权力诱惑的温床；独一无二的等级精神和伦理原则与价值观完全缺乏，成为维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37]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无论目前坚强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永久地免于行政败坏（所有专制政权都拥有的痼疾）——这句话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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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村居民早在1930年就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38]当时的一位学者相信：“中国历史和社会组织的动力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终将比共产主义者能够利用的所有宣传、所有教条和所有活力所产生的都要大。”[39]这一评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就预料共产党的统治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为时尚早，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隐藏在“竹幕”之后和之外的环境，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未来运作轨迹。[40]现在想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本书的任务也不是要去做任何预测，但是，我们希望对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为解释中国社会最近的发展状况提供一个出发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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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非（前280—前233）是第一个清楚地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利益是天生对立的作者。不过，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统治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上。比如，《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中有这么一段话：“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同书《扬权第八》中有这么一句话：“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英译本见W.K.Liao（廖文魁） I，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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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sea B.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39-440。然而，马士不正确地把咸丰帝继承下来的“腐败、统治混乱、人民普遍不满和社会动荡不安”等等一系列遗产完全归结于他父亲的过错，并错误地认为乾隆政权是“强有力的政府”。除了本书在其他场合下所提到的有关统治腐败情况的事例之外，下列在首都任职的著名官员李慈铭1859年所作的观察，在这里也可以引用。《越缦堂日记补》，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78a-b（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记载说：“自去年冬愤弃诸生业，输粟为吏，继甚悔之。至京复见天子忧劳，顾宽大不责大臣以速治，大臣皆雍容善言太平，内外百执事惟逢迎献纳之不暇，朝官若卿贰以下，纷然以酒食歌舞相招致，不事事。吾观天下大势，已积重不可返，盗贼且日棘，故日夜思返，以蔬布养母终其身。”同书90a-91a（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记载说：“国家设关置务，征什一之利，上供县官，凡外僚自监司以上，入都者皆有定额。人习其制。至今年郑王为监督，乃刻意诛求，有勒至万金者。……五月间，予与叔子、啸篁等至京，敝车襆被，萧然无一物，而关吏横索羁质予等必五十金方得过……倾箧得二十金赠之，许其赢至寓舍相付，哀吁始诺。抵寓，乃遍借得如数，举付之，而吏故持银色低，叫呶诟詈，仆辈皆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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