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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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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组织、一个公司永远是一批老干部在做同样的事情,一定会老化。老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老干部专权,甚至引用私人,造成公司的派系分裂。同时老干部往往习惯于原有的想法,不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所以一个公司更新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引用专才,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引用不同的专才。公司本身的资金和资源能够经常开拓不同方向、开拓新的途径,这样公司的基础就会扩大,也许是市场扩大了,也许是产品扩大了,也许是管理的方法精简更能够适应新的需求新陈代谢是必要的,身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有眼光,引用最好的专才,为公司做种种不同的工作,不局限于家人亲戚,更不要以为自己的聪明就可以抵过专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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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常常会忽略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许多的因缘巧合:正好碰到新开拓的空间、正好碰到新产品的上市、正好碰到上升的经济,或者有一群志同道合可以通力合作的伙伴;这都不是他一个人的努力可以达成的,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但是创业者成功之后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忘了打天下的过程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能成功的,而以为自己眼光特别好、能力特别强,不再有宽大的胸襟去接受新的意见、去罗致新的干部,也不愿意去做新陈代谢的工作,更不用说去开辟新的市场、扩大自己的资源、改进自己产品的种种努力了。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的皇帝,等到他老了以后,当年的丰功伟业反而成为他无法开展的障碍,当年一起打拼的伙伴反而成为他的绊脚石。这种例子多得很,在政治上如此,我想在企业上也一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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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人的因素,而非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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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几节,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古时代的情况。由周公到南北朝时代的终了,大约有两千年的发展,我们只挑一些重要的段落讲解,举出几个例证、几种模式,包括发展的模式、整编的模式、老化的模式口我们强调大多是人的因素,当然我也谈到有一些制度上与策略上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因素是我从来没有谈到的,就是谋略。为什么谋略不重要呢?因为谋略只有短暂的效果。许多人看《三国演义》只是看谋略,看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也只是看谋略,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从历史吸取经验的方法。谋略或许在个人之间的斗争时有一时影响胜负的效应,但是谋略不会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也不会创造一个长久可用的制度,更不会在历史或组织的发展上有长期的效应。我个人对历史的态度是以长过程看,而不是以个人一时的胜败得失来看。所以这一点希望读者原谅,我不愿从谋略的眼光出发,因为那是非常狭隘也是非常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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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读者由这些故事里能了解到:许多时候好像已经山穷水尽,如果找出对的方向,往往能够开拓新的局面;看上去是崩溃的一刹那,其实往往是一个新的局面的开始。中国古代的历史,并不是纯粹由原始进化到高级文明的阶段。人类许许多多进展是一点点做的,下一个朝代不一定比上一个朝代更好。每个时代有它的需求、有它的条件、有它的环境。我也不希望大家将中国的中古时期视为一个黑暗期,事实上它是一个转型期。许多古代走到穷途末路的局面,在这时走出新的方向、开拓新的格局。中古实际上是一个重新整顿、转型的时期。当然,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经过了长久的转变,终于开拓了中国的另外一个春天,也就是隋唐的中国鼎盛期。这个春天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完,要走到又面临困境,需要解决积淀的问题,才到结束的时候,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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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私覆也, 地无私载也, 日月无私烛也, 四时无私行也, 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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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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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人有了私心,就不会做好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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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有气度、想要建设的人,会掌握不同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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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以弱持强或者是以强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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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以开阔的胸襟去吸收最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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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想办法做进一步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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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九章 领导与纳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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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春,历史上的第二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规模和结构事实上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就逐渐形成的。到了唐代,皇帝和辅臣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往中国是有宰相的,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宰相是政府的首领;不管是三公还是丞相,外面的政府全部归他管,政府和宫廷是分开的。但是到了唐代,政府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管设计的中书省,一个是管执行的尚书省,另一个是管封驳的门下省,封驳也就是考核政策。一个政府分成了这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之上并没有一个总领的主管。这个主管由皇帝自己来做,等于董事长之下不再有总经理了。如果将皇帝视为一个董事长,三省就是秘书处,秘书处分成几个单位,每个单位都直接听董事长的管辖。我们姑且称之为董事长制吧,这种制度之下当然皇帝的力量大得多了。没有了可以平衡外廷和内廷的机制,这种安排和汉代是很不一样的。但是门下省和谏官、言官能发挥相当的制衡作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规劝皇帝的私人行为,所以皇帝也不是没人管的。谏官、言官依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对政府所作所为加以批判。至少这三个单位已经没有总的领袖了,没有宰相做总的执行首脑,这是没有CEO的单位。制度的缺陷,很快就出现了。这三个部门互相牵制、互相制衡,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一定方便。三个部门中的两个部门,中书和门下,制定政策和审核政策的部门,不久即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事先设计和事后的审议,预先得到协调。知中书门下事,成为实质的宰相。通常这个职位不只一个人,皇帝会派若干人,共同议事。于是,唐代不是只有一个宰相,而是有一群宰相管事。这些人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为皇帝制定决策,也为皇帝审核政策是否符合法律与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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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宰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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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体的宰相制度,从唐朝至清朝,一直持续着。在明朝有短暂的宰相,但是很快地就不掌实权了,又由几位大学士担任辅佐,仍是集体秘书处的方式。甚至到了民国,虽然理论上行政院长是阁揆,但是阁揆底下的政务委员,与各部部长兼政务委员,都是所谓委员制。从唐朝到今天,我们政府的最高执行长官,都是集体的、很多人共同组成的一个秘书单位,为最高的长官——董事长担任筹划与重整的工作。在本书中讲到董事长与总经理职权的平衡,自此以后没有一个总经理可以真正掌握全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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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这个制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集思广益,一群人商量事情,很多不应当的事情,或是该做的事情都可以立刻发现、立刻解决。贞观之治有所谓房谋杜断,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一起为太宗的辅佐,成为合作的好榜样。贞观之治,房玄龄构思策略,杜如晦做最后的决定。一个是有谋略的人,一个是有决断能力的人,这两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队伍。可是中书门下的队伍,对皇帝不像汉朝时丞相有那么大的制衡作用。唐代的知中书门下事只是承受皇命做事。可是因为他是政府里的中枢部分,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权威。唐朝规定,不经过中书门下发出来的诏书是不算数的。理论上不经过政府发出的诏书,是没有作用的,人民可以不遵守皇帝的敕命,除非是皇帝私人的诏书,一定要经过政事堂(也就是宰相集体开会的地方),才能真正算是政府的命令。于是这个秘书处对皇帝有副署权,没有宰相同意,皇帝连要任免一个官员都不可以。如果皇帝要免除宰相中的一员,一定要其他若干位宰相替皇帝下诏书。皇帝不可以自己把所有的宰相全部罢免,全部换新的,这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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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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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副署制度一直延续到宋朝。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要换一批宰相,但是全部的宰相都已不在,没有人可以副署。当时首都开封府府尹是皇弟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因为开封府尹照例列席中书门下的会议,等于算是一个宰相,于是宋太祖只有让开封府尹暂时代理宰相的职务,副署派任了一批新的宰相,参加了这个集体的秘书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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