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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170311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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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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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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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史学界对匈奴人的发型是披发、椎结没有太大的争议。中国古代文献对匈奴人的发式有明确记载。《淮南子·齐俗训》：“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施发，箕倨反言”[1]；《周书·突厥传》：“突厥，其俗披发左衽……犹古之匈奴也”[2]。《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李）陵、（卫）律……两人皆胡服椎结”[3]。出土文物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德列斯图依墓地M33头骨下有两边分开的头发，显然是披发[4]。披发应是蓄留全发，较长，向后或分开向两侧梳。在中外出土的匈奴及其相关文物中，有一些是表现匈奴人形象的。如陕西茂陵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中的匈奴人形象，西安客省庄M140出土的2件铜饰牌上的摔跤人物[5]，西岔沟出土的匈奴武士捉俘图和驾车图青铜饰牌上的人物[6]，蒙古出土的被认为是匈奴的胡人银像[7]，以及2001年西安郊区战国晚期秦人墓出土五件鄂尔多斯式饰牌模具陶范中的一件母子相拥图的匈奴人物形象[8]。后二者图像较为清晰，可以看到他们面部轮廓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宽面型，高颧骨，细眼睛，鼻子不高，眼眶不深，头发后披，与文献记载的匈奴人披发相吻合。其中绝大多数文物中匈奴人的发型均可以“披发”称之，而披发的形式复杂多变，绝不只是今人所谓的长发披肩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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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实物看，匈奴人披发的形式至少有这么几种：一是以德列斯图依墓地M33头发为代表的披长发过肩的发型；二是披短发后梳，如西岔沟出土的车夫驱车铜饰牌，车夫及车内二人均披短发[9]，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一件狩猎纹饰牌和一件树下休憩图饰牌中均见披短发者[10]，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骆驼形匈奴银饰牌，两个驼峰之间露出一披短发人物[11]，内蒙古凤凰山及乌兰陶勒盖[12]、张龙圪旦[13]汉墓所出陶俑与此发型同；三是前额、脑后皆披短发，犹如小儿的锅盖头，蒙古发现的胡人银像及包头召湾所出着帽男俑即此发型。这说明匈奴各部落之间发型不尽相同。史载北匈奴的一部西迁占领乌孙故地后建立的悦般国“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14]；南匈奴的宇文莫槐部“人皆剪发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15]。内蒙古境内出土的这些披短发俑所反映的或许就是南匈奴人的发型特征，抑或已经出现某些鲜卑化的特征了。至于“椎结”，传统观点以长安县客省庄M140匈奴墓所出2件武士角斗纹铜饰牌中的发型形象地加以解释，即披长发过肩，稍有变化的是发尾末端有绳索扎系。通常将其视为披长发的一种特殊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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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中的匈奴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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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的大量发辫实物证明匈奴人的发型除了有披发，还十分流行梳发辫。蒙古国诺音乌拉匈奴墓中常常出土保存完好的发辫及分缕发束实物。如M1出土有21条装在绸布口袋中的头发；M6出土85条[16]；“康德拉梯也夫墓葬”中发现装在锦囊中的八缕头发[17]，一说为14条[18]；另一墓中出有粗细不一的17条黑色发辫，缚以红绳，一般以为是妇女的发辫[19]。其中一些发辫是常见的三股辫，还有两股辫以及未经编结的发束。有的装在丝绸锦囊或发套中，更有一些发套上端还缝有小袋，里面装有指甲[20]。俄罗斯考古学家鲁金科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21]中记录了这些特殊的殉葬物品；科兹洛夫在其相关发掘记录中也说墓中“女有辫者髻者”[22]。此外，高勒毛都M15出土一束发辫[23]，德列斯图依墓地M10死者右肩上有一条发辫，该墓主人为一女性[24]，M33头骨下有两边分开的头发。这种编发的形象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征集的一件青铜透雕饰牌上同样可以清晰地见到，驾车者脑后梳一条又粗又长的三股辫。完全相同造型的饰牌《内蒙古长城地带》也收录有1件。而在西方人的绘画雕塑作品中，匈人领袖阿提拉的形象也常常是编着两条大辫子，这应非偶然。俄罗斯考古学家鲁金科认为至少女性中有大量的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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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曾遗赠冒顿单于“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比余”颜师古注：“辫发之饰也，以金为之”。果如此，则间接地说明匈奴人是有辫发的。《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记载汉武帝“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终军奏曰：‘……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后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时皆以军言为中。”[25]据上下文看来，这里所说的“编发”、“左衽”就是指代匈奴和越人的。而西方文献中对匈人的发式也同样有辫发的记载。东罗马史家Priscus《出使匈奴王阿提拉汗庭记行》[26]记述阿提拉时代的匈奴贵族的葬俗“男子们剪下自己的辫子”，正与诺音乌拉匈奴墓发现的大量发辫、发束相吻合。5世纪末希腊史学家措西莫斯《新历史》中说匈人头发蓬乱或扎成辫子，并将一部分头发剃掉[27]。后世的西人尽管对匈奴人的长相存在争议，但无论是雕塑绘画和影视作品在匈奴的发式上都无例外地达成一致，匈人的领袖阿提拉的形象是编着两条长辫的。高勒毛都、德列斯图依等匈奴墓葬中陆续公布的出土材料也证实了匈奴的辫发习俗。由此看来，匈奴人中确实存在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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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发辫和发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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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翁牛特旗征集青铜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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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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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匈奴的编发之中应有部分是为了盘发结髻的。诺音乌拉等墓地出土的大量长发辫发束其中可能就有用来盘发为髻的，这亦从科兹洛夫所说墓主人“女有辫者髻者”得到证实。近年来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汉墓M1壁画中的两鬓垂发的人物及包头一带发现的两鬓垂发、头顶结髻的胡人俑很可能与此相关。这种两鬓垂发、头顶结髻的独特发型在附近包头地区同期汉墓出土的女俑身上多次出现，如包头召湾汉墓M63：22、M63：23、M84：5；召潭汉墓M3：5；观音庙M2：4、M2：6、M3：2、M3：4；下窝尔吐壕M3：1以及西壕口[28]、孟家梁[29]汉墓中均有这种发型的男女俑。其中召湾M63出土3件陶俑，M63∶22、M63∶23女俑跪姿作淘米状、烧火状，盘头，头顶右上方挽一椎髻。脑后披发，两鬓垂发。M63∶24男俑，捧物状。戴帽，头顶发后梳，与两鬓后梳发相结，前额、脑后披发。M84出土黄釉女陶俑，站立状，头顶物，头发施黑釉，盘发，右上方露出椎髻，鬓角垂发。下窝尔吐壕M1出土陶俑2件，1残，一为盘发，脑后、两鬓披发，跪立抱盆，作淘米状，为庖厨俑。以上时代均为西汉晚期。1992年在包头南郊麻池乡观音庙村西北M2、1994年在西壕口村西M3，各出一组俑，各3个。M2为泥质灰陶，M3为黄釉陶。均头顶盘发，向右前方搭出一小椎髻，脑后披发，两鬓垂发。时代为西汉末东汉初。这些陶俑的发型，不论男女两鬓各有一缕黑发下垂（釉陶则发施黑釉），头顶盘发，上方形成一髻居中或偏向右前方，脑后垂发。这些披发盘髻的人物形象，其装束和发式皆不同于汉人。凤凰山汉墓壁画中有着帽插羽翎人物形象，虽因着帽而无法究明其发型全貌，但仍可清晰地看到脸颊两侧各有一缕垂发。由以上陶俑的发式或可推测凤凰山M1女性发式的全貌，并进一步推测这些戴羽毛帽子、两鬓披发的壁画人物也应是匈奴人形象。[30]同墓共出的还有一件披短发的男俑，与这种发型几乎完全相同的男俑在杭锦旗乌兰陶勒盖、包头张龙圪旦也有出土。画中细节有小儿骑羊的形象，可说是对《史记》中描述的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31]的生动具体的图解。放牧图中二牛牛尾相对的表现手法则是典型的匈奴传统艺术手法的体现。西壁车马图中三人乘车出行图中，左侧一人穿黑衣者其披发的形式与出土的匈奴饰牌完全相同。上述遗存均出自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历史上与匈奴活动密切相关，出土这种独特的披发、结髻的形象当非偶然。而且这些出有胡人俑的墓地往往发现一些与匈奴相关的墓葬习俗，如以马、牛、羊的头蹄和骆驼等骨架为殉牲；还有一些零星的与一般汉墓风格迥异的出土物——鹿羊虎等动物金箔、桦树皮器、骨筷子、骨鸣嘀、带有华丽的枝状角的鹿形器物等，一些墓主颈部还发现铁项圈等，这是匈奴流行的随葬品和饰物，张龙圪旦出土画像砖上绘二马相对奔驰状，风格粗犷，颇具匈奴动物纹青铜饰牌的风格，这些都流露出匈奴遗风的点滴痕迹。因此，这些陶俑或反映的就是汉代生活在这里的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形象。由此推测，匈奴人的发型还有两鬓披发、头顶盘髻的形式。前述2001年西安郊区战国晚期秦人墓出土的五件鄂尔多斯式饰牌模具陶范中的一件母子相拥图中母亲的发式更像是这种两边垂发、头顶盘髻的式样。许多学者认为文献中所谓匈奴人的“椎结”应是头顶挽椎状髻而非客省庄M140所出的椎状马尾巴，而作为辫发之饰的“比余”很可能是用于头顶盘髻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头顶挽髻的发型就是文献中的“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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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旗凤凰山M1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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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壕口出土女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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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关于匈奴、拓跋鲜卑发式为“索头”的记载见于《南齐书·魏虏传》，说拓跋氏“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又说“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32]。关于索头，说法也不尽一致。元胡三省注：“索头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当今学者多认为“索头”意即头顶长发梳为发辫或带有小髻，由于髻辫犹如绳索一样，故谓“索头”[33]。更有学者认为：“索发、束发、被发、盘发、绳发应是大同小异，都是一个意思：辫发。”[34]但也有学者不同意此二说，认为：“‘索头’既非髻、辫犹如绳索，或辫发，也不是髡头后绳索余发，而是蓄留全发后披，长到一定程度则以绳索在发端扎系。”[35]如此则长安县客省庄M140匈奴墓所出二件武士角斗纹铜饰牌中的披长发于后颈、发尾扎绳结系成一把刷子式的发型才是“索头”。而这种盘髻使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匈奴人的“椎结”，匈奴人的“椎结”出于《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后（李）陵、（卫）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36]这二人到底是如上述胡人俑头顶结椎状髻，脑后和两鬓头发披垂，还是像长安县客省庄M140匈奴墓所出饰牌中的武士头发后披，发尾末端结椎状髻？“椎结”两说、“索头”三解，其中都涉及对客省庄出土饰牌这一发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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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披发”和“椎结”的出现并非连在一起，未必有什么联系。客省庄M140匈奴墓所出的披长发于后颈、发尾扎绳结系成一把刷子式的发型到底是过去所认为的披发的一种，还是叫做椎结，抑或是索头，或者同一种发型有不同的称呼，还难有定论。颜师古注：“结读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对“髻”一般的理解都是“将头发挽束头顶做髻如椎状”[37]。如是，前述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陶俑两鬓垂发、头顶结髻的发型就是“椎结”形象最生动的体现。相比之下，以绳索扎系马尾巴似乎与“索头”有更多的联系，但也有可能如胡三省注“以北人辫发”称为“索头”，因两股辫或三股辫的编结的确形似绳索。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拓跋鲜卑被称为“索头”，亦即拓跋鲜卑也有类似匈奴的“索头”发型，学术界一般都认为鲜卑与乌桓均以髡发为主，即剃去四周部分保留中间头发。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少数民族髡发人物形象即印证了乌桓的髡发。《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有鲜卑“唯婚姻先髡头”[38]的记载。故有可能并非鲜卑人都是髡发，或者婚前婚后发型亦有所不同，髡头似乎是作为成人仪式或者是否已婚的标志。内蒙古扎赉诺尔M29鲜卑墓葬中出土的一例发辫实物似可与匈奴比较。其发掘简报称“头骨右侧尚残存一节发辫”[39]，该墓为东汉早中期鲜卑墓，墓主人经鉴定为女性。李逸友、乌恩等认为“索头”意即头顶长发梳为发辫[40]，如此则可与文献记载匈奴、鲜卑共同的发型“索头”相印证。然辫发并非某一个民族独有的发型，古今都有很多民族喜爱辫发，见于史书记载的编发民族还有汉代西南边陲的巂、昆明[41]，三国时的氐人[42]，晋时东北的肃慎[43]，唐时的靺鞨[44]等。可见，编发在古代少数民族中不惟匈奴、鲜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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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出土实物中的发型尚不能完全解决它们与文献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匈奴人的发型既有各种长短披发，也有梳发辫、头顶盘发髻，以及长发披肩、末尾扎松松的马尾巴等多种样式。可以印证文献所载所有关于匈奴“披发”、“椎结”、“编发”、“索头”等发型的记载不虚。从《汉书》对李陵、卫律的发型描述，以及西人所记“男子们剪下自己的辫子”来看，匈奴男子也一样有辫者髻者。内蒙古境内出土的男俑女俑都有这种两鬓披发、头顶盘髻的发型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鲁金科、科兹洛夫简单地由发辫推测墓主人为女性就不一定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