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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170311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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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从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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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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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是佛教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佛教造像于犍陀罗兴起之后，崇拜对象才逐渐转向佛像。在这之前，佛塔常居于佛寺的中心，是信徒主要的崇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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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塔的研究非常多，在文献学（佛教律藏、碑铭）、古建筑、美术史学等角度均取得很大成果[1]。考古学方面的研究，以日本学者高田修近年出版的《佛像的起源》一书为代表。作者利用考古材料，有力反驳了平川彰提出的佛塔信仰随大乘佛教的兴起而得以推广的假说，认为早期佛塔与大乘佛教并不存在任何关联。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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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李玉珉从佛塔在佛寺中的位置、内在形制与外在形制三方面，考察了从汉至唐中国佛塔的演变过程，认为中国佛塔源自印度，但从初传中国之始，中国工匠即致力于开创独立的民族风貌，形成中国佛塔独有的特点。她根据外在建筑形制，将中国早期佛塔分为窣堵波式塔、亭阁式塔、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以及金刚宝座塔五大类型[3]。这是目前学界一般的分类方法，萧默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也采用了这种方法[4]。窣堵波式塔肇源于印度佛塔样式，由塔基、覆钵塔身、相轮三大部分组成；而亭阁式、楼阁式、密檐式则为中国化的佛塔；金刚宝座塔出现较晚，是由中央主塔以及四角各一小塔组成的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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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应逸、祁小山在《印度到新疆的佛教艺术》一书中，对印度、犍陀罗、新疆三地的佛教艺术进行了介绍，尤其对新疆佛塔材料收集得比较全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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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佛塔研究的最新进展，是林立的《米兰佛寺考》。米兰佛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寺之一，年代约在公元2～3世纪，采用外方内圆的回廊形式，佛塔则是圆形底座带覆钵的犍陀罗式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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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艺术史家玛丽琳·丽艾对中亚和中国早期佛教艺术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丽艾首次讨论了楼兰佛塔LA.X特殊的八面体结构，并从犍陀罗艺术中找到了几件类型相似的实例，再结合新疆地区的佛塔，推测LA.X的年代大约在公元2～3世纪[7]。她还根据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佛塔实例，对LA.X进行了复原。丽艾是第一位对八面体佛塔予以特别关注的学者，由于她的研究并不以此为重点，因此仍比较简单。对于楼兰八面体佛塔的最新复原，为日本学者伊藤敏雄所作[8]。但是，丽艾和伊藤敏雄的复原图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根据贾应逸的描述，佛塔南侧附有供攀登的阶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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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八面体佛塔”出现较早，在早期印度样式——“窣堵波式”塔中即已出现，佛塔中国化以后，成为中国佛塔的一种普遍形式，诸如亭阁式、楼阁式、密檐式佛塔中，不乏其例。因此，有必要将八面体佛塔单独作为一个序列进行研究，考察这类佛塔的渊源与发展脉络。另外，部派佛教时期，由于各派律藏不同，各教派采用的佛塔也存在不同形式，八面体佛塔也可为部派佛教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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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八面体佛塔从犍陀罗传入中国的过程，这个时期的八面体佛塔大多属于“窣堵波式”佛塔。所谓“窣堵波”是梵文Stupa的音译，意为“坟冢”。早在印度河古文明时代，就已经兴起在君主或圣贤遗骨上建立窣堵波的习俗。佛教创立后，塔作为安置佛陀舍利的建筑物，成为信徒礼拜的重要对象之一。因此，古代印度佛塔从坟冢脱胎而来，塔身类似覆钵，平面呈圆形。公元前后，佛塔的形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注重纵向的发展，塔基出现方形。例如，犍陀罗佛塔即逐渐向高塔发展，由方形基座、圆柱形塔身、覆钵、相轮、伞盖几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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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最早的八面体佛塔就起源于犍陀罗，只是在犍陀罗佛塔的基座与塔身之间增加一个八面体部分。后来，八面体佛塔又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向四方传播，并影响到石窟寺建筑。中国境内最早的八面体佛塔分布在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年代约在3～4世纪。之后，著名的“北凉石塔”也纷纷采用八面体的形式。甘肃庆阳北魏石窟中有个中心柱窟，中心柱采用八角形。由于北凉石塔都是残塔，因此这个实例就显得相当重要，有助于我们复原北凉石塔。另外，关于中国的“中心柱窟”与印度的塔庙窟含义是否相同，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一实例还有助于说明，中心柱正是佛塔的象征。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逐一考察这些八面体佛塔的形态，确定它们的年代，建立起八面体佛塔的发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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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佛塔的起源、发展、象征意义进行总体介绍。第二部分讨论八面体佛塔的起源和在中亚的发展，即犍陀罗八面体佛塔的情况。第三部分着重讨论北凉石塔，这批石塔是中国现存较早的纪年明确的佛塔之一，历来受到学界重视，是八面体佛塔的一个重要标尺。其中，为了说明塔基形制，引入甘肃庆阳石窟寺两座八面体中心柱窟，它们是八面体佛塔向东发展的产物。第四部分讨论犍陀罗到北凉石塔的过渡环节——楼兰八面体佛塔。由于楼兰佛塔残损严重，对它的复原一方面要考察犍陀罗八面体佛塔，另一方面要借助北凉石塔。首先确定佛塔的年代，再将其纳入八面体佛塔的演变序列。最后，我们可以复原出一条八面体佛塔从犍陀罗到中国的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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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八面体佛塔的研究主要运用考古学方法。考古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整体视角。一般说来，考古出土物往往是残缺不全的，但考古学家能够利用器物之间的共存关系，恢复某一时空环境下的一般情况。这种复原并不重视某个遗址、某件器物的特殊性，而是把每个具体的遗址、每件具体的器物放在它的时空背景下去考察，关注器物、遗址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的特性及变化。楼兰八面体佛塔乍看是孤例，但在楼兰还发现了一系列佛教用具，如佛灯、铜釜等，这些器具在犍陀罗佛寺中均有发现，可进行比较研究。它们作为一组“共存物”，其意义在于它们的整体性。通过佛塔与这些佛教器具的组合，我们可以管窥楼兰佛寺形态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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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塔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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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灭后，遗体被焚烧成骨灰，那些没有烧尽的遗骨被佛家称为“舍利子”，由八个古印度王国的信徒分别带到各国建塔供奉，史称“八王分舍利”。塔本来是古印度一种墓葬形式，由于供奉佛舍利而神化，受到佛教信徒的虔诚礼拜。大塔一般建在露天，或称“露塔”，如印度中部波帕尔省阿育王时代的桑奇大塔；小塔则在屋内供奉，亦称“堂塔”或“塔庙”，如环绕桑奇大塔周围的堂塔[10]。佛教僧团由出家僧侣与在家信徒组成，具有教化和赞助人的亲密关系，所以佛塔与僧院也逐渐结合在同一个伽蓝中，呈现出以佛塔为中心，周围环绕僧房的寺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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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兴起之初，小乘佛教禁止偶像崇拜，他们崇拜佛塔、佛舍利、佛足迹等，并用一些象征符号表示佛陀经历的重要事件。例如：用莲花表示释迦“诞生”，用菩提树表示释迦“觉悟成道”，用法轮表示佛的“初次说法”，塔的图像则用来表示佛的“涅槃”。根据英国考古学家福格森（James Fergusson）的统计，阿育王时代的桑奇大塔雕刻中礼敬菩提树的画面反复出现了76次，而礼敬佛塔的画面总共重复了38次[11]。可见在佛像艺术兴起之前，菩提树和佛塔是佛教徒心中多么重要的精神崇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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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早期的佛塔，平面为圆形，一般在底部设坛，坛基四周以石筑低栏循，有门；接着有供礼佛右旋的台阶和行道；上部筑平顶、伞盖。石质栏循和石门组成的外露部分都布满了雕刻。以印度桑奇大窣堵波为代表，基座平面呈圆形，“覆钵”占整个窣堵波体积的最大部分，整体类似一个大坟冢，注重平阔扩展，占地广大（图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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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犍陀罗佛塔仍继承着印度传统，如塔克西拉达摩拉吉卡寺院的主塔（Dharmarajika Stupa），和印度一样，顶呈覆钵式，并仍修建了石质栏循、石门，上有大量的浮雕，为早期犍陀罗佛塔的代表（图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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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早期佛塔发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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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后，佛塔逐渐向纵向发展，高耸而壮观，出现了方形塔基，由单层或数层方台组成，塔基上依次为圆柱形塔身和覆钵顶（同时平面圆形的窣堵波也一直存在着）[13]。有些塔基还伸出供信徒攀登瞻仰的阶道。阶道又有两种形式：一种如犍陀罗古尔达拉（Guldara）佛塔，只在一面留有阶道（图一：3）[14]；另一种如塔克西拉的巴摩拉（Bhamala）大塔，四面皆伸出阶道（图一：4）[15]。塔基和塔身上常布满浮雕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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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反对直接表现佛陀的形象，多装饰本生、佛传故事的场景。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信徒打破传统约束，开始创造佛像[16]。至公元2～3世纪，佛塔上装饰佛像已经蔚然成风。塔基和塔身经常装饰几排横向列龛，以古典艺术科林斯柱或爱奥尼亚柱隔开，龛内装饰佛和菩萨像浮雕[17]。例如：罗里延唐盖的一座公元2～3世纪供养石塔，采用方形基座、圆柱形塔身，基座表面装饰有《须大拏太子逾城出家》等佛传故事浮雕，圆柱面上下有3层雕刻，上层为菱格纹，下层为横排的坐佛龛像，属于犍陀罗式佛塔的典型代表（图一：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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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面体佛塔的起源和在中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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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体佛塔起源于犍陀罗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塔克西拉，目前所见犍陀罗八面体佛塔均为“堂塔”。公元1世纪晚期，犍陀罗人模仿印度佛寺模式开始在塔克西拉兴建支提殿，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在塔克西拉遗址的喀拉万（Kalawan）佛寺发现一个公元1世纪晚期的支提殿（图二：1）。这个佛寺的平面布局与印度贡迪维蒂第9号支提窟相近。不同的是，支提窟改为支提殿，拱形佛堂改为八角形，但是佛堂中心的佛塔基座和塔身仍为圆形。八角形佛堂的传统后来为巴米扬石窟所传承（图二：3）。不久，犍陀罗人又对八角形支提殿作了进一步改造，发明了八角形佛塔。马歇尔在塔克西拉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佛寺发现了一个八角形支提殿，这所佛寺后殿平面呈八角形，其中的佛塔亦改建成八角形。这座寺庙用大花墙筑成，属于贵霜早期，约在公元1世纪末（图二：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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