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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第六章 李鸿章的幕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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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政府官员名册已经编为《大清缙绅全书》公开出版，其中开列着1871年省城保定府直隶官员额数如下：（1）省会保定府：a.总督；b.指挥总督辖下绿营军队的副将、参将；c.提督学政。（2）布政使司：a.布政使；b.经历；c.理问；d.库大使。（3）按察使司：a.按察使；b.经历；c.司狱；d.清河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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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12人即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在直隶省会的全部定制官员额数。政府并没有为这些官员提供幕僚、文案、吏胥等等，而此等人又是这些官员为了有效地处理政务所必需的。在该省其他地方、在所有其他省份，在每一个州、府、县，情形都是一样的，即中央政府只任命官员。其结果是，地方官们便不得不自己聘雇政府没有配备的那些人员。这种组织结构直到清朝灭亡前夕清政府为了挽救这个王朝、作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进行了总的官制改革之时才得以改变，在这之前，它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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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为了处理其对外关系才于1860年以“总理衙门”为幌子建立了一个外交机关，其对外关系的准则是以西方的国家平等和外交代表制原则为基础的。然而，直到1875年中国才派出第一个外交使节出洋。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前，政府机构方面另一个唯一的变化是1885年海军衙门的设立。从1860年到1900年，中国试图通过外交肆应和兴办洋务企业来阻挡西方势力的入侵，在这期间，中央政府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起带头作用，没有建立过任何机关或衙门来负责处理通商、工业或交通事务——最早建立的商部是在1903年。[2]在这期间（1860—1900），面对西方威胁所采取的任何改进这个国家的状况和加强这个国家的实力的举措都不得不由地方政府来做。当然，朝廷并不是对整个事情放手不管，但是开创之功在地方大员，朝廷只是表示同意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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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商业性或工业性的洋务企业多被称为“局”，如“商务局”（轮船招商局）（原文如此——译者）和“天津机器局”。“局”这个词的意思是“政府机关的某一分支”或“再分成的部分”[3]，它似乎被极不严格地用于几乎政府的任何一个下属机构。李鸿章称津海关道衙门为“局”，而周馥又称李鸿章的幕府为“局”[4]。尽管这个词语义模糊，它却明确指的是政府机关，在清政府组织机构一览表中，许多“局”处于较低的级别上。李鸿章的洋务企业以“局”命名，处于清政府的最后控制之下，每一个其他地方机关或组织亦是如此，不论它是政府直接设立的还是由地方创办的。[5]清统治者已经锻造出一套统治制度，它不但控制着官场，也控制着民间。[6]因此，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机关团体，特别是那些影响着税收和国家安全的洋务企业，是不受政府权力制约的。即使是幕府，归根到底也是受皇权控制的。不过，尽管帝国当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其说是旨在创新，毋宁说只是审查并批准或否决臣下的建议，尤其是在外交事务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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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随着帝国权威的逐渐削弱，随着虚骄自大、深闭固拒的风气，也随着清朝财政的濒于崩溃，以自强形式体现出来的向着西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势所必然地落在了有权有势的封疆大吏——如李鸿章——的肩上。[7]他们具有胜任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权力、人才、远见和首创精神。因此，尽管洋务企业处于政府权力控制之下，但是他们却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操纵下运转着。正是在这些企业中，此前政府行政的特定职能和幕府制度绞在了一起。我们上面对于“局”的论述也完全适用于私人陆海军。权威来自中央，但是实际控制权却是在地方，下级官吏所效忠的也是地方大吏。选拔、荐举李鸿章部下军事将领的是李鸿章自己，而不是兵部；选拔、荐举李鸿章所办企业的总办会办的也是李鸿章自己，而不是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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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朝廷不能够或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而担当起创新之责，由于它只设置了基干官员，身负重任的地方官员便不得不聘请幕友以肆应时势所需要的那些全新的事物。曾国藩在幕府中加进了军事的和自强的因素，但是在后者还处于发韧时期时他便亡故了。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和政策，因此，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继续使用私人军队，并且将自强思想扩大、发展到一个不可预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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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本书第二章提出的关于幕友的标准相一致，所有李鸿章赖以经营其众多的洋务企事业的那些人均应视为其幕府成员；他们精通业务，他们是李鸿章的私人雇员，他们能获得职务应归功于李鸿章的权势。李鸿章的陆海军将领，他的轮船公司、矿务局、铁路公司、电报局及织布局的总办、会办、帮办们，他所开办的学校的教职员们，和他的私人文案、私人顾问一样，都是他的幕友。他们都忠于他，他们的安全、得奖和受罚都取决于他和他的地位。尽管李鸿章开办的绝大多数工商企业都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每个企业的总办会办们也都有官职，但是只有李鸿章才是他们的主人。他为每一个新企业的开办争得朝廷的批准，并保护它免受高官显宦们的染指。他可以经过、也可以不经过朝廷的批准就任免这些企业的官吏，他是这些企业的政策的最终裁定人，尽管在这些公司的章程中有关于经营者和股东的经营责任的规定。李鸿章的整个组织建立在个人效忠的原则上，虽然李鸿章信仰忠于国家，但是，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度里，其幕友忠于的是他个人，而他关心的才是忠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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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聘请幕友时，李鸿章首先关心的是才智、能力和思想倾向。尽管他坚持儒家观念，认为人是能够适应环境的、是可以教育的[8]，他仍不能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恪守正统观念，他不把德行置于能力之上。他的思想似乎和耆英的思想更一致。耆英在1851年向新登基的咸丰帝建议：“用非所长，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其所能，虽小人且当保全。”[9]耆英因持论过偏受到咸丰帝的申斥。李鸿章也因其聘请幕友的条件而受到许多时人的非难。不管怎样说，李鸿章的幕府成员即使不总都是正人君子，但却都是很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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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能干的人是有限的。在教育方面，参加科举考试仍是主要目的，愿意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人寥若晨星。那些虽然受过时文训练，但能够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技术的人被亟亟以求，李鸿章不断地悲叹说缺乏这种人才。[10]在李鸿章看来，聪颖才智之士是保存中国的关键：“但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1]李鸿章所求之才包罗广泛，他的幕友包括了中国传统的和受过西方影响的两个部分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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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庆两帝曾明令禁止在幕府中任用家人和亲戚（见第二章）。到19世纪后半期，这一规定虽然已经失去了效力，但是地方官员们仍能自我约束。李鸿章在弟兄六个当中排行第二，他的兄弟们在他幕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乃兄李瀚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供职九年（见第四章）后，1862年被任为广东督粮道，开始了其仕宦生涯。在其后的岁月中，一直到他做到总督，他也从没有在他兄弟的幕府中供过职。[12]他的三弟李鹤章和六弟李昭庆，分别在他手下任淮军将领。在1853年及其以后的几年中，鹤章跟随鸿章及其父亲一道在安徽对抗太平军；从1859年到1862年，他在曾国藩手下率军作战，后加入新创立的淮军。李鹤章在李鸿章手下担任淮军将领，直至太平天国失败，他才因病引退。从1865年起直到1880年逝世，他一直在合肥过着闲居生活。[13]昭庆比鸿章小10岁，被视为家中的小孩子。他从淮军创立时起开始其军旅生涯，一直到太平天国失败，此后赋闲。然而，一年后，他又应召出山，供职于正指挥淮军镇压捻军的曾国藩手下。此后，昭庆一直在他二哥军中担任将领，直到1873年39岁去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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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及五弟李凤章，对军事或政治事务从不热心，也从没有在李鸿章的幕府中供过职。蕴章双目失明，在合肥度过了他的一生。凤章是个开钱庄的，像个守财奴，据李鸿章已故孙李国超说，他是弟兄几个中最富的，在合肥有一大块房地产，在合肥和上海还有许多当铺及其他商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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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六兄弟中，鸿章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个，他一生的经历或好或坏地影响着其他弟兄的生活。虽然瀚章身为老大，并且也获致高位，但是他生性腼腆、谨慎，这就把在家族中的领导地位让给了鸿章，而鸿章是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据说瀚章曾承认，他在仕途上的成功要归功于乃弟。[16]时势为李鸿章在其幕府中发挥他两个兄弟的军事才能提供了条件，但是，朝廷的威权、其兄弟们的品性及其病、死等因素阻止了李家派系集团的形成。因而，李鸿章没有得到他任何一个兄弟的实际帮助，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努力。他不得不等待，等待他的儿子们成熟起来，只有这时，他才能够利用他的家庭成员在他的幕府中供职以获得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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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有六个儿子（其中一个为养子）三个女儿，其中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在他的幕府中供过职。养子是李经方，这是李鸿章幺弟李昭庆的长子，生于1860年，1878年开始在天津李鸿章的衙门中侍候养父。[17]虽然李经方于1882年成了举人，但是他又在学习英文，准备当一个外交官。1886年，他被送往欧洲，在中国驻英公使刘瑞芬手下当参赞。[18]刘瑞芬也是安徽人，淮军初创时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1889年，经方回国，次日成为中国驻日公使（1890—1892）。1892年，他因养母去世丁忧守制，期满复出，先后跟随养父谈判签订《马关条约》（1895）、环游世界（1896）和参与庚子议和（1900）。[19]李鸿章另外两个成年的儿子，经述和经迈，从来没有在乃父手下取得过任何真正重要的职位。虽然经述（李鸿章活下来的第一个亲生子）在1885年成了举人，但是他从未积极参与过政治活动，因为他是个跛子，健康状况也很差。他只是在1896年陪伴乃父游历欧美时才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从默默无闻中为人所知。[20]经述的弟弟经迈则从没有通过任何科举考试，但是他却精通英文，经常为乃父当翻译（李鸿章从没有学过任何外文），在1900年（李鸿章逝世的前一年）陪同乃父由沪赴京参加庚子议和之前，他也没有积极参与过乃父的幕府事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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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中另一个唯一的参加了其幕府的成员是他的女婿张佩纶。张佩纶是在1888年与李鸿章的次女结婚的。李鸿章何以吸收张佩纶作他的幕友、而且后来又让他当了自己的女婿，这是他一生经历中使人茫然不解的问题之一。张佩纶1871年成进士，选翰林，1880年代是清流党成员，而清流党是极力反对并猛烈抨击对西方的妥协让步的。张佩纶对那些屈服于外国人的官员——如崇厚——的谴责是十分尖刻的；在1882年琉球争端中他鲁莽地要求中国用武力对付日本，同年，当中法关系恶化之时，他又主张中国以武力对付法国。[22]然而，尽管张佩纶的政见与李鸿章截然相反，在1879年至1881年他丁母忧期间还是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做了两年军事参谋。1884年，中法战争中法军炮击福州时，他畏敌逃跑，结果被革职流放。1888年，由于李鸿章的说项，他才得以被召回，同年应邀重入李幕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尽管二人政见迥异，但是张佩纶却继续在李幕供职，一直到1894年。[23]对于张佩纶长期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的唯一解释，是李鸿章欣赏他直率的性格和儒雅的风度。其他一些可能的原因有：李鸿章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1853年曾同在安徽江忠源手下任职，尽管没有关于二人有交往密切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可能觉得让张佩纶在自己的幕府里更好一些，因为这样便于监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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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才具的要求无疑是李鸿章的许多亲朋不能在他幕府中供职的原因。他可能是为“孝”字所迫才用了其中几个人。但是他竭力将这些无用之人的作用压到最低的程度。一方面，有些传闻说，李鸿章的几个侄子曾做他的幕友，但是没有一个人取得过任何重要的职位。[24]另一方面，他又很乐意聘用有能力的世交。1876年，李鸿章谋划在上海建立织布局以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他写信给沈葆桢（幼丹）说：“适有魏温云观察，纶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25]即使是李鸿章用他的家庭成员、亲戚、世交作他的幕友，清朝反对重用亲戚的戒律还有足够的力量，加之御史们的鼓噪，足以迫使他慎重对待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或许对这些戒律尚未失效感到高兴，因为它们给他提供了便利的借口，使他能拒绝数不清的亲朋们要求加入其幕府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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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鸿章幕府的人员成分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并不相同，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他的幕府中确确实实容纳过几百人。然而，某些人连续担任各种职务，形成了一个相当小的核心集团。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各有不同，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也不尽一样，但是，他们都对保护中国使其免受内外敌人的侵扰这一问题倾心关注。这些人的出身包括读书士子、行伍军人、行商坐贾和“归国学生”，他们在李幕中充当谋士、将帅、文案、外交官和工商企业的总办会办等。18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核心集团主要由那些有更多传统背景的人组成，他们是在叛乱年代（1862—1870）开始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但是此后领导权逐渐被那些“归国学生”或曾在西方待过的人所掌握。在李鸿章的谋士中，有三个人对他的西方观和自强之必要性的观念影响最大，这就是冯桂芬、郭嵩焘和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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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在在北京当翰林的时候（1847—1853）就结识了冯桂芬（1809—1874），但是直到1861年苏州士绅恳求曾国藩派军队保卫上海时，二人才重又相逢。[26]冯桂芬代表苏州士绅写了请愿书，于是才有了李鸿章组建淮军并成了江苏巡抚（见第四章）。冯桂芬是苏州人，1841年成进士，选翰林。虽然他是读书人，但是却很积极地在家乡兴办团练。太平军攻陷苏州时，他逃到上海，在那儿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实力。1862年，李鸿章奏调冯桂芬入幕，从那时起直到1865年，冯桂芬作为一个不受李鸿章约束的谋士和兼职幕友为李鸿章服务，给李鸿章以后的思想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1870年，在一道奏折中，李鸿章对冯桂芬表示感激不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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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是同治中兴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可能是“自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他还是最先看到了中国要想生存就需要学习西方技术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思想是后来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的雏形。他清楚地看到，西方远优于中国，但是又认为事实并不一定就是如此。他认为，如果皇帝能够端正人心，如果中国能从西方引进急需的船炮，这种情形是能够在中国自身发展中得到改正的。他甚至认为，数学构成了西学的基础，因此应该在上海和广州设立翻译局，培养学生学习西文，这样，就可以把外国的数学和科学教科书译成中文。根据他的建议，李鸿章于1863年建立了上海广方言馆。冯桂芬还提倡改革科举制度，列入科学方面的内容。他甚至还认为，外国人不应受到鄙视，而应受到诚恳、公正的对待。他是太平天国失败前夕倡议收复苏州地区的发动者，是1865年李鸿章和曾国藩发起的减税方案的执笔人。这一时期李鸿章的许多改革建议实际上都是冯桂芬执笔的，或者至少是直接受了他的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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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第二个谋士是郭嵩焘（1818—1891），他和李鸿章是丁未同年并同为翰林，亦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虽然郭嵩焘只是在1862年在李鸿章的幕府里待了几个月，但是，终其一生，李鸿章一直是他的密友、知己兼保护人。由于李鸿章的推荐，郭嵩焘被委为苏松粮道（1862），之后又署理广东巡抚（1863—1866），并于1875年成为第一个中国驻英公使。早在1859年他奉命协助僧格林沁抵抗西方军队进攻北京时，郭嵩焘就公开谴责用武力对付外国人的政策。他的看法是，外国人所要的只是与中国贸易通商的权利，如果中国政府以理代力，可保帝国百年无事。由于郭嵩焘最敢于直言主张与西方妥协，他便成了保守派攻击的首要目标。在他1876年去英国及其日记出版后，保守派对他的攻击更加猛烈，因为他在日记中说，西方具有悠久、发达的文明，它胜于其他蛮族文化。他倡议进行长远的改革，甚至主张改变中国的基本的组织结构及制度，希望看到在全国遍采煤铁矿、遍设铁路。虽然李鸿章同意他的观点并尽全力保护他，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还是迫使李鸿章告诫他要更加小心谨慎。1879年，郭嵩焘奉召回国，考虑到去北京会危及他的生命，遂径回湖南老家赋闲。然而，直到1891年去世，他一直不断地写信、上奏支持李鸿章的政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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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第三个谋士是薛福成（1838—1894），他是1857年的秀才，江苏人，从1865年到1872年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1875年应邀入李鸿章幕府做文案，一直到1884年由李鸿章推荐被任为浙江省的一个道台。后来，他成为中国驻英公使（1890—1894）。在李鸿章幕府期间，他充当李鸿章国家时事问题方面的谋士。他在外交代表制问题上的见解促使朝廷在1875年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当时他说，有必要在科举考试中创设一项专与外事有关的科目，以鼓励才智之士学习外事。他认为，中国正在遭受外国人的欺骗，因为中国缺乏国际法知识和近代外交知识。[30]他的许多观点被吸收入1876年的《烟台条约》之中；1881年他为近代中国海军拟订了一套章程；也正是在他建议下，1882年中国军队在汉城兵变后被派赴朝鲜。[31]起初，薛福成曾认为郭嵩焘的改革思想太激进，但是当他1890年成为中国驻英公使后，亲眼看到了郭嵩焘所谈过的情况，他的观点也就大体与郭嵩焘的观点相一致了。[32]他认为，议会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科学、义务教育、政府鼓励工商业、使用机器创造财富和供养人民是欧洲既富且强的原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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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谋士中，薛福成入幕最晚，也最讲实际。由于和西方人的接触——冯桂芬在上海，郭嵩焘和薛福成在欧洲——这三个人都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将他们的思想传给了李鸿章。即使在他们离开李鸿章的幕府之后，他们也都还继续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在其长期仕宦生涯中，李鸿章是主和论的鼓吹者，也是洋务派的首领之一；他赞同外交代表制，支持培养中国人学习外文和科学，有好几次他公开表示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使之包容西学，以便吸引那些聪慧才智之士学习这些学科。由于冯桂芬和李鸿章订交较早，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可能也最大，而郭嵩焘和薛福成则无疑丰富了李鸿章的思想，支持了他的见解，同时，郭、薛二人也是李鸿章西学知识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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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以其幕府和其职权为工具培养人学习西方技术。他不允许部将坐吃老本，而是鼓励他们虚心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他批评程学启和郭松林“坚僻自是，不肯求教”，而赞扬刘铭传希求上进，希望淮军驻上海期间（1862—1864）刘铭传能“资取洋人长技”[34]。这种政策给李鸿章带来了好处，也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因为他的几位部将最终官至高位并积极投身于兴办洋务企业之中。在李鸿章的扶掖下，早年曾从事走私勾当的刘铭传从一个安徽地方团练首领起家，最后成了淮军名将，之后，作为首任台湾巡抚（1885—1891），他又圆满地整顿了该岛的军事防务、用人行政及税收机构，还建立了学校，铺筑了街道，架设了电线，引进了西式邮政制度，延长了原设电报线路，铺设了台湾和福州间的海底电缆，修筑了中国最早的铁路线之一（长62英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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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鸿章的其他部将。张树声，他曾经是合肥一个团练首领，李鸿章淮军宿将之一，官至总督。刘秉璋，安徽人，1860年中进士、选翰林，淮军初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也官至总督。[36]丁寿昌，合肥人，李鸿章老友，捻军覆亡后一个时期内为铭军部将，1870年代成为天津兵备道。1877年底，有一个委员会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为开平矿务局的建立制订章程，丁寿昌还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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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工商企业的建立和经营，李鸿章主要依靠上海、广东的商人或买办。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朱其昂就出身于上海一个拥有沙船、从事漕运业的商人家庭。[38]1873年，继他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唐景星）及唐的副手徐润，以前都是买办，他们是广东人，在上海做买办。中国第一个国有棉纺织厂的创建者、后又与电报局有关系的郑观应，以前也是个买办，而且也是广东人。通过这些人，李鸿章得以保证他的企业得到上海和广东商人和买办们的财政支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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