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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170312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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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巴县知县下辖的佐杂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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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巴县衙门拥有两个下辖的佐杂衙门，亦即位于重庆城外向西60里的白石驿的县丞衙门，以及坐落在重庆城外向东60里的木洞镇的巡检衙门。这两个佐杂衙门最初均设立于清代雍正年间，它们的职责都仅限于协助巴县知县镇压盗匪，以及缉拿罪犯，并将其绑送到位于重庆城内的知县衙署候审。(518)按照清代法律的规定，佐杂衙门不得接收民事纠纷的状纸，只有知县才有权理讼。但是到了19世纪，这些佐杂衙门开始承担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种行政事务，最终变得不仅可以受理当地民众呈交的词状，并且还能够独立做出裁决，而无须知县复审。(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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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些佐杂衙门当中非正式地设立审理案件的公堂的做法，并非没有遭到过反对。白石驿与木洞镇的社区领袖们曾通过历数这些佐杂衙门的差役们在外的违法勾当与贪腐行为，屡次请求巴县知县及更高级别的官员下令禁止佐杂衙门违例受理词讼的做法。例如在嘉庆十八年（1813），巴县知县董淳便曾针对这样的一份禀文做出了回应，让当地立碑禁止百姓向县丞衙门或巡检衙门递交告状。他下令说，当地民众之间若发生细故纠纷，则他们首先应当争取在当地社区内部解决，而不可直接奔赴衙门打官司，只有在问题无法自行解决时，才可以将纠纷告到知县衙门那里。(520)光绪二年（1876），巴县的12名士绅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份此类禀文，川东道道台姚晋元在收到之后发布了一道与上述类似的命令，禁止巴县当地的佐杂衙门审理案件。姚晋元声明，佐杂衙门审理案件的做法，不仅超出了法律上所规定的佐杂衙门权限范围，而且也为佐杂衙门的吏役们滥收案费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贪腐行为大开方便之门。(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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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知县们经常公开宣称佐杂衙门的吏役们不得行贪腐之举，但是不管当地的士绅们一再提交此方面的禀文，以及川东道道台与重庆知府对佐杂衙门的此类做法如何一再进行申诫，除了前文提及的嘉庆年间时任巴县知县董淳曾专门就此立碑警示，我尚未发现还曾有另一位巴县知县下令禁止佐杂衙门受理与裁决案件。巴县知县对当地佐杂衙门受理词讼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个中原因不难想见。如前所述，巴县衙门以其讼案数量众多而闻名于当时。《大清律例》当中严格规定了所有案件的审结期限，在此种沉重压力之下，知县们必然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避免县衙受理大量的民事讼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光绪朝时期的巴县知县们不断地向其上峰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允许他们任用一些特殊的副手以协助审理细故讼案。(522)由于案件审理的负担非常沉重，巴县知县们无人愿意明确责令其下辖的佐杂衙门不得受理民事讼案。此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这些知县们看来，禁止佐杂衙门受理民事讼案，只会导致更多的此类案件转而涌入他们自己所在的知县衙署。因此，巴县知县们为了政务上的权宜之计，情愿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朝廷颁布的相关法律规定，甚至可以说是在纵容佐杂衙门审理民事讼案这种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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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当地士绅们的眼中，此种权宜之计实际上导致了该县的讼案总数增多，因为那样做相当于在巴县多了两处能够审理民事讼案的场所。按照当地士绅们的上述逻辑，禁止佐杂衙门擅受民词，将能够防止此类案件轻易地进入正式的诉讼程序，故而会迫使至少一部分的纠纷重新回到当地社区内部通过非正式的程序加以解决。因此，地方精英们与知县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分歧，并不在于其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虽然双方所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但他们最终都希望能够减少诉讼案件的数量。毋宁说，他们之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某种既定做法的假定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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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种冲突，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生在巴县的一起事件中得到了典型的展示。当时，以贡生刘成章为首的43名家住巴县境内木洞镇附近各村的士绅们，联名向巴县知县傅松龄呈递了一纸禀文。他们此次是控诉当地巡检衙门的吏役们与讼师施展诡计诱使无知百姓将一些琐碎的纠纷告官。除了描述巡检衙门中的那些吏役们是如何对当地百姓敲诈勒索，这些士绅们还强调了他们自己作为社区纠纷调停者的角色，以及通过社区调解来解决纠纷的做法相较于通过正式诉讼来解决纠纷的优越性。这些士绅们在其呈交的禀文中写道，当地但凡有纠纷发生，他们便会公平正直地予以解决，“务期同□，俗美风清”。(523)在这份禀文的结尾处，他们恳请时任巴县知县傅松龄效仿24年前川东道道台姚晋元所下的那道命令，禁止位于木洞镇的巡检衙门受理民事讼案。时任巴县知县傅松龄对上述当地士绅们呈递的禀文做出了回应。不过，他虽然对当地巡检衙门吏役们那些滥用权力扰害良民的行为严加斥责并下令禁止，但并没有专门禁止佐杂衙门受理民事讼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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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个月后，这些士绅们又向巴县知县呈上了另一份禀文。除了再次列举位于木洞镇的巡检衙门当中那些吏役们的贪腐行为，这些士绅们还指责巴县知县傅松龄先前所下的那道命令存在诸多问题。他们在禀文中写道，光绪二年（1876）时，当地耆老张显贵等人曾向时任川东道道台姚晋元上控位于木洞镇的巡检衙门违例大开讼庭、擅受民词而鱼肉乡愚，川东道道台姚晋元收到后发布了一道告示，禁止木洞镇的巡检衙门擅自受理民事讼案。这些士绅们声称他们自己在仔细查阅了川东道道台姚晋元当年所颁布的那道告示内容之后，发现其中明确写道巡检衙门的唯一职责是协助知县缉捕罪犯，并将当年的那份告示内容誊抄了一份，附于此次所交的禀文之后，一道呈给巴县知县过目。这些士绅们在禀文中接着写道，不管当下的公务如何艰巨繁杂，朝廷颁布的法令都严禁佐杂衙门擅受民词，但是木洞镇的巡检衙门却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违反川东道道台姚晋元当年所下的禁令。这些士绅们认为，巴县知县傅松龄先前虽然曾下令禁止巡检衙门的吏役鱼肉百姓，但并没有禁止巡检衙门受理民词。他们用责备的口吻写道，或许巴县知县还没有意识到当地巡检衙门的贪腐有多么严重，并声称官府若不对此采取行动，则吏役鱼肉百姓的恶行将不可能得到根除。这些士绅们还写道，巴县知县乃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岂能对巡检衙门的上述恶行无动于衷？在这份禀文的最后部分，这些士绅们写道，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他们才将当年川东道道台姚晋元所颁布的那道命令之内容誊抄了一份附上，并联名请求现任巴县知县下令禁止木洞镇的巡检衙门擅受民词。(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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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绅们通过反复提及当年川东道道台姚晋元所下的那道禁令，几乎不加掩饰地威胁巴县知县说，倘若知县不对此事加以处理，则他们将会告到其上级官长那里。但巴县知县傅松龄并不理会上述威胁，而是答复说他先前已就此事下过命令，并警告这些士绅们不得再就此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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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违反朝廷所颁布的正式法令而实际雇用了大量的非经制吏役并且允许衙门吏役私底下收取各种陋规那样，傅松龄等历任巴县知县所面临的那种繁重的政务压力，注定了他们在实践中无法严格按照朝廷关于佐杂衙门的政策与法令行事，即便那样做不是完全没有一丁点可能性。因此，虽然巴县知县傅松龄出言斥责该县巡检衙门吏役们的贪腐之举，但他并不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禁止巡检衙门作为知县衙署的一个分支机构参与该县的司法活动，即便巡检衙门受理民词的做法乃属违例之举。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上述这段特殊插曲的案卷记载，到此便无下文。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推断说，傅松龄能够应付那些对他所下命令表示不满的士绅们后续可能采取的其他进一步行动，因为傅松龄后来一直安然待在巴县知县这一位置之上，直到三年后期满离任。(525)况且，在巴县档案的记载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位于木洞镇的巡检衙门曾停止受理当地百姓向其提起的民事讼案，或者该巡检衙门的吏役们曾停止向那些到该衙门打官司的民众收取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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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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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县级政府的财政紧张，导致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吏役们所收取的案费，既被作为县衙各种政务活动的运作经费来源之一，又是衙门吏役们的生计来源。这种收入来源在县衙内部的重要性，表现为书吏与差役们在他们内部自己制定并奉行着关于案件管辖分工与案费分配的各种规矩，而这些内容详尽的内部规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成文化的。并且，尽管这种向当地百姓收取司法陋规的做法直接违反了朝廷颁布的法令，但案费的收取至少具有一种非正式的正当性。巴县知县们愿意对那些围绕案费收取及其分配而在吏役们内部发生的争端进行裁决，这一事实本身便可说明此点。此外，虽然对于收取案费的行为缺乏那种来自官方正式法令规定的外部控制，但它毕竟受到本地惯例及那些由巴县衙门的吏役们自己订立并在其内部奉行的各种规矩与规范性标准的约束。这些规矩与标准不仅帮助巴县衙门的吏役们在其内部尽可能公平地分派待承办的案件，而且还将那些惯例所允许的案费收取行为（即便从官方正式规定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属于违法）与各种恶名昭彰的滥权贪腐之举区分开来，从而使得吏役们所从事的这份工作被描述成一份可行的正当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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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地方衙门的吏役们身上所背负的那种被认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肆意鱼肉百姓的传统形象，如今需要得到修正。首先，我们需要对清朝官员与士绅们笔下那些关于衙门贪腐行为的描写重新加以检视。而我们先前关于衙门吏役的那些臆想皆来源于此。正如在巴县衙门内部发生的争端当中那些互扞的吏役们将中伤对手作为己方的话语武器那样，那种针对所有衙门吏役所作的谴责，同样也能被衙门之外的人们用来服务于自己的各种利益。易言之，我们应当将这种关于衙门吏役贪腐的说辞，看作是地方精英们与知县们争夺在当地的权力与影响力时所利用的一种策略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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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长久以来对清代法律制度的想象不同，衙门吏役所收取的案费并没有“高不可攀”得以至于会让人们打消掉到衙门打官司的念头。同样的，与清朝的官员与士绅们经常所宣称的相反，那些诉讼当事人也并非都是受到了诡计多端的差役和讼师的诱骗才到衙门打官司。在当时商业贸易兴盛发展与人口数量迅猛增长的社会大背景下，巴县的居民们有其自身的各种充分理由，对正式的司法制度予以利用。将一起纠纷告到知县那里的做法，加大了任何民事冲突的赌注。因为这样做会给其对手造成直接的心理压力，从而有助于在堂外和解过程中争取到一个更有利于己方的结果。无论那些抢先告官者是否真的想将该案子一直打到知县做出最终的裁决，上述这种给其对手造成的直接压力，在纯粹的非正式调解当中是无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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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打官司时应能预料到的一个环节，案费是纠纷升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衡量告官之利弊时所面对的成本之一。人们对书吏、差役及他们收取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规费的通常看法，可被视为取决于该诉讼当事人处于诉讼过程中的哪一位置。对于那些被人告到县衙或者最终败诉的人们来说，这些案费当然会被他们视为一种不公正的沉重负担，而吏役们收取案费的行为也会被其看作贪腐。但对于那些胜诉者而言，这些案费则是他们为了获得某种有利于己方的结果而需付出的代价。而且，由于各种案费逐渐被非正式地加以标准化，上述这种经济成本估算变得更为容易。因此，案费收取的被标准化，至少使得到衙门打官司在费用方面相较而言更加容易预见，从而造成那些进入正式司法制度的纠纷数量有所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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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动辄将一些微小的冤屈告到知县那里，这是潜藏在地方精英与政府官员们针对衙门吏役所做的那些谴责背后的潜台词。就此而言，衙门吏役很容易被地方精英和政府官员用来作为劝阻民众到衙门打官司的靶子。通过将衙门吏役自身在司法过程中的利益归纳为赤裸裸的陋规需索，地方精英与政府官员们把这些人描述成在国家意识形态与儒家道德主义的框架之外行事，而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只有在上述框架之内运行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不管衙门吏役在这个司法装置中扮演着何种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很容易受到来自地方精英与官员们的话语抨击，被说成是毫无道德感的贪腐之辈，以及被斥责为表征着诉讼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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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方精英们针对衙门吏役所做的那种人物特性描绘，应当被放置在前者所扮演的那些由主流文化所界定、与其身份地位有关的角色之语境当中进行解读。地方精英们所扮演的那些角色，有助于他们在各种地方事务当中取得支配性影响。姑且先不论这些角色是在多大程度上被作为强制性权力与控制的外衣，地方精英若想维持这些角色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威，则他们必须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出是在为所在社区无私服务的样子。例如在纠纷解决领域当中，通过请求知县将他们的调停者身份予以正式宣告，并将他们在当地纠纷解决中的领袖地位与衙门吏役所谓的掠夺本性加以对比，地方精英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文化资源与意识形态资源，力图将那些他们可以从中获得象征资本的社会机制，引入其所在社区发生的那些纠纷之处理过程当中。(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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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解不仅通过各种象征性的方式抬高了士绅们在当地的声望，而且还借由所在社区民众在此过程中向那些为其调解纠纷的士绅们欠下的人情债，来帮助士绅们扩大了在当地的影响力。相比而言，到衙门打官司就没有此方面的人情纠葛，因为诉讼更多的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而非社会关系之上。19世纪末，庄士敦（R. F. Johnston）在英占威海卫的英国法庭任职期间，也曾注意到了这一点。庄士敦解释说，当时越来越多的威海卫居民到英国在当地设立的法庭打官司，乃是因为在威海卫的英国法庭打官司的成本比在民间非正式调解的成本要低，后者包括给调解人的酬劳、各种开销与义务。庄士敦进一步主张说，如果威海卫当地民众这种偏好正式诉讼胜过民间调解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乡村长老与家族首领们的权威便会无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而这些人的权威乃是中国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建于其上的根基。(527)虽然庄士敦并未注意到人们在打官司时有时是将此作为一种策略予以使用的，而并非纯粹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他上述的这种社会动因分析，无疑与我的看法非常相近。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民众对正式司法制度的利用，将会减损士绅精英与社区领袖们在当地所拥有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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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说巴县的士绅们试图通过对当地衙门吏役的贪腐行为进行话语抨击来捍卫自己作为社区领袖的地位的话，那么他们也利用同样的策略将其在当地的权威延伸到行政事务的领域当中。地方士绅和精英们在19世纪后半叶的权势扩张，已经构成了当代许多杰出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讨论焦点。例如在他对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地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军事化过程的精彩研究中，孔飞力（Philip A. Kuhn）指出，由士绅所领导的民团的形成，是地方精英权势扩张的一个关键面向。(528)在孔飞力关于这一领域的上述开创性研究成果之后，冉玫也出版了相关的著作。她认为，浙江的地方精英们当时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象征着晚清时期正在逐渐形成公共领域。(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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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述关于巴县三费局的讨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此相类似但出现时间更早的地方士绅权威扩张，并且在这里，他们的权威扩张乃是发生在司法行政这一非常关键的领域当中。三费局设立于19世纪中期，在其设立之初，其所宣称的唯一目的是为一些特定案件的案费提供独立的经济来源。虽然这一宗旨已然意味着当地士绅们对司法活动的参与前所未有地被正式化，但是三费局后来还在不断地扩大其活动范围。到了19世纪末，三费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民事讼案与刑事案件的非正式司法处理过程当中皆拥有调查权力的行政机构，且从其性质来看已经在施行自治。在由此确立了他们在当地司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后，巴县的士绅领袖们还将他们对行政事务的影响力进一步延伸，在后来成立了三里公所。巴县的三里公所是由当地三费局出资设立。在清朝末年，三里公所为巴县的社区领袖们提供了一种对那些围绕地方自治而展开的公共讨论加以控制的制度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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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冉玫曾提醒过的那样，我们必须注意到，士绅和精英们的影响力扩大，并不总是意味着他们是在从一个正在逐渐瓦解的国家机器那里篡夺权威。(530)巴县三费局的例子表明，当地的士绅们通过运用各种有助于加强他们对地方事务之控制的新策略与手段，来将那些传统的资源与在新形势下可被利用的各种新资源加以结合。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三种资源被关联在了一起：当面对正式法律规定不足以应付实际情况与行政事务负担过重的困境时，地方衙门被认为有从非正式渠道获取收入的需要；地方士绅作为社区领袖与社会利益之保护者的象征性角色；以及更重要的，衙门吏役那种被认为因其贪腐成性而造成社会遭到此辈侵蚀的广为流传的人物形象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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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县当地的士绅领袖们之所以公开宣扬衙门吏役在县衙处理诉讼案件的过程中贪污腐败，乃是出于希望借此维持乃至强化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对地方事务之控制的话，那么巴县知县们这样做则是出于对自己仕途的考虑。毕竟在清朝，司法行政是知县所担负的众多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期望知县能够维持国家在司法事务处理方面的垄断地位，但除此之外，知县还要负责在其治境之内维持民众内部的秩序，并且对手下那些为衙门工作的书吏和差役们严加管束。因此，民事讼案的增多，不仅会挤占知县用于处理其他政务的时间，并反映出他在施政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而且，在此类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如果当事人向上级官员控告知县滥用职权的话，那么知县很可能将会因此受到其上峰的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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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置身于这种背景之下，在整个19世纪，巴县知县们在其所写的那些报告中针对衙门吏役之贪腐行为的严词谴责，都是为了使其上级官员相信他们是在一刻也不敢懈怠地保护着当地百姓。同时，那些向百姓们警告说衙门吏役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极有可能会滥用手中权力的说辞，也是一种为了劝阻当地居民不要因为一些细故纠纷就跑到衙门打官司的手段。此种情形当中关于衙门吏役皆是贪腐之辈的形象描绘，与那种在赋税催征的过程里面刻意强调衙门吏役贪腐的做法可谓在目标方面异曲同工。在催征钱粮的过程当中，这样做是为了督促粮户们尽早完纳自己的赋税。易言之，知县们为了自己多方面的利益，经常在谴责吏役贪腐的同时，又利用此种声称衙门吏役皆会滥用其手中权力的假设作为一种执行政务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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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将上述这些关于衙门吏役的负面形象刻画作为一种施政工具，但是出于那些同样支配着其对衙门吏役进行言辞抨击的现实考虑与个人利益，巴县知县们从一开始便没有采取直接的行动取缔收取案费的做法。为了在减少讼案数量与控制吏役贪腐行为这两件皆很重要的事情上取得平衡，巴县知县们意识到，衙门吏役仰赖这些诉讼案件及其案费作为个人的衣食来源和执行公务的经费。因此，在所有这些公开针对衙门吏役贪腐所做的修辞性谴责的背后，潜藏着一种非正式层面的实践。在这种非正式的实践里面，上述那种县衙行政运作赖以展开的实际需求催生出了一个空间，而那种严格来讲属于非法并因而经常受到谴责的案费收取制度，则被作为地方司法的组成部分之一，并在这个空间当中得以一直维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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