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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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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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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七十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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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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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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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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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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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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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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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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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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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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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社会中十进位军事编制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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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进位的军事编制形式存在于漠北及其毗邻地区的草原游牧社会，在蒙古兴起之前，至少已经有一千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传统了。匈奴“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置千长、什长”[1]。汉代文献中有关匈奴“千长”的记载不一而足。甚至汉王朝为控制边疆的方便，似乎也在分布着隶属部众的近边地区，采纳了匈奴的这一官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廷分徙降者为五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2]。张掖属国即有千人、千人官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南侵河西。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败之，射杀犁污王。汉廷因以黄金、良马赐之，并转封他为犁污王[3]。这个属国千长义渠王，即“属国义渠胡之君长”[4]。内田吟风认为，所谓“千长”，应当就是汉朝袭用的匈奴官名的意译[5]。这是十分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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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更直接影响到乌丸。乌丸至东汉时期，“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6]。柔然“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7]。它与此前漠北十进位军事编制传统，当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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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十进位的编制，它的功能，在当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在上述游牧社会中，同时还存在着以氏族部落血缘外壳为形式的社会组织，由它来担当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协调社会生活的种种功能。以匈奴为例，统一在这个名号之下的，即“有数百千种”部族。一旦草原大联盟瓦解，它们就“各立名号”[8]，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结构。“数百千种”之一的屠各部落的统治氏族，即挛鞮氏，是单于氏族。它与呼衍、须卜、兰、丘林等其他显贵氏族[9]，基本上以分封的形式各自统治着被他们慑服的大小隶属部落。根据司马迁的报导，除单于王庭以外，匈奴在汉初分为二十四大部，其中约有十数部分别领属于挛鞮氏，其余则受制于别的显贵氏族。迨至后汉，属于单于子弟而分领部落的，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四角”，或者再加上左、右日逐王，凡“六角”。其余异姓，则“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10]。直到《晋书》叙述当日入塞内附的匈奴各部时，仍一举列出近二十个种类，说他们“以部落为类”；“皆有部落，不相杂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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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部当中，统治的氏族并没有将隶属于它的诸部拆散后重新加以编组，而是仍然保留着其领属民的比较原始的氏族血缘外壳。西汉神爵年间，日逐王率小王将十二人、口万二千降汉。元朔五年汉军破右贤王王庭，掳其所统领的各部族君长十余人、男女万五千口。由此可大体窥见分封制之下诸部“不相杂错”的统治秩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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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匈奴那儿接受十进位编制的乌丸人，当时还刚刚越出部落大人“无世业相继”，诸邑落“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的阶段[13]。十进位编制在乌丸部落社会中的功能，亦应大致与匈奴社会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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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社会组织还大部分保留着氏族部落血缘外壳的游牧人中间，十进位军事编制，只是他们为应付“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的需要，以原有氏族部落为单位，按“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的原则编组和调度军队时的一种组织形式。根据摩尔根的研究，阿兹特克人的军事组织，也是以其社会分划为基础，即按氏族、胞族来编制的。他写道：“阿兹特克人和特拉斯卡拉人是按胞族参加战斗的，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指挥官，服装旗帜各有区别”[14]。由此可知，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社会里，同样存在过与氏族外壳并存、相对于后者处于补充和附属地位的军事性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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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史料提到过蒙古克烈部中的百户组织[15]，但由于记载太过简略，不克详考。关于12世纪末叶以后蒙古部落中的千户百户，史料略微充分一点。忽图拉的儿子阿勒坦，亦称按弹折温。伯希和将“折温”的称号，与雪干部的速客该者温（sükegei je’ün）、亦勒都儿斤部的阿儿孩者温（harqaī jīūn）两人的称号相比拟，认为都是蒙文je’ün的音译，意为左翼[16]。看来此处的“折温”很难与蒙文ja’un（译言百，百户）一词相联系。但是，至少阿勒坦的兄长拙赤手下，当时是有千户的军事编制的。拉施都丁告诉我们，忽图拉汗的长子拙赤，“曾带若干自己的千人队（hazārah）同成吉思汗联合，被编入他的军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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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时，拙赤所部在帖木真的阵营中自成一翼。在叙述十三翼之战时，拉施都丁又一次提到，站在帖木真一边的各部聚集起来之后，“遂按万人队、千人队、百人队和十人队来确定他们的人数（shumārah īshān bi-tūmān wa hazārah wa sadah wa dahah mu’yyan gardānīd）”，组编为十三个古列延（圈子）[18]。这些“千人队”、“百人队”等等，似乎依然是以部落为基础来统计和调配兵力时的一种辅助性制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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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表明，在12世纪末叶的蒙古人中间，附属于氏族部落结构的十进位编制之特殊军事功能，与匈奴、乌丸、柔然时代相比，似乎还很少质的差别。没有理由认为，它必得晚至12世纪末才出现于蒙古社会。不过是史料的缺乏限止着我们更往前去追寻它的踪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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