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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附论：“法司”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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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至元八年以前的断例可以看出，在当时断罪量刑的过程中机械地按“旧例”拟刑的步骤，多由“法司”来承担。此处的“法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因此这里还要附带讨论一下“法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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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一词，在中古时期似曾有过两个含义。其中较常见的，是把它当作中央司刑机关的泛称来使用。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唐纪僖宗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癸未条：“法司谓刑部”[101]。更准确地说，法司应是当时对刑部、大理寺乃至“两司”的统称。唐元和十三年三月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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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刑宪皆大理寺、刑部详断闻奏，然后至中书裁量。近多不至两司，中书使自处置。今后先付法司，具轻重闻奏，下中书令舍人参酌，然后据事例裁断[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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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除以刑部或者大理寺为法司外，又将它们与参与会鞫大狱重囚的都察院合称“三法司”[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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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不设大理寺。称刑部为法司的例子，在元代史料中亦时有所见[104]。但是，从元初的断例来分析，“法司拟”多与“部拟”重出，故此处的法司显然不能与刑部相提并论。由于当时以大宗正府断事官断蒙古、汉人刑名公事，所以有些学者，例如拉契内夫斯基即认为，“很可能被称为法司的就是这样一些断事官”[105]。宫崎市定也倾向于支持这种看法，虽然同时他更谨慎地指出，对这一点似未易确言[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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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法司即大宗正府的观点，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先验的假定，即它首先应当是能够独立执行某一层次裁判权力的政府机关。但如果这个假定可以成立，法司也就绝不可能再指大宗正府。因为至元八年以前大量格式类似的断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刑部的拟定，其权威性一向要在“法司拟”之上。按元制，刑部秩正三品，大宗正府秩从一品。刑部与大宗正府处于同一裁判程序中，而又凌驾于大宗正府之上，这是不可思议的。法司即大宗正府的观点直接导致上述悖论，迫使我们不得不将它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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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可以将“法司拟”看做行使地方一级裁判权力的官司申报省部的初审判决呢？似乎也不能成立。从中统元年开始，地方官司对罪至死者，只依推鞫和复审结果，将事状、口供呈省待决；它们自己并不对此做出直接判决。而现存断例中由法司拟决死刑者却为例甚众，足证它只能是省部直属系统以内的拟刑程序之一。《刑统赋疏》“诅父母为不孝，可明于厌魅”条引《厌魅坐罪》，《元典章》卷43“无人口免征烧埋银”，都明载“刑部送法司”、“本部（按指刑部）送法司”等语，可知法司所受，多是由刑部判送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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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元初法令公文书中所提到的法司时，其以下三方面的特性，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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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有关公事判送法司拟议的机关，现存文献中为例最多的固然是刑部，但并不仅限于刑部。户部、御史台等在处理本司事务时，也留下了“该送法司”的记录[107]。中统时期的十路宣抚司亦曾设置过“法司”的机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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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司的基本职能，是针对上司判送的公文中有待议决的问题，从泰和律、令诸法典中检出有关规定，供判送机关“酌古准今”时参照。在不少场合，尤其是当待议的问题涉及一条以上的旧例，需要运用这些条款的原则进行必要的推绎，从而形成相应裁决的时候，法司往往还要就其结论与诸条文之间的适用性，做出简单明了的解释。这种解释，大体不越出旧例的规矩；从性质上说，它与部拟以及其他主管机关的正式议决，也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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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元代的法令公文书证实，法司与检法所指甚为接近。这里需要再次征引前面提到过的《官职同者以先授在上》一文。兹将全文移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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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七年八月，御史台来申：佥事王好礼、周正，散官职位相同。未审逐官阶位上下排列，将王好礼权于孟签事元位竖衔，却缘周正在先勾当，乞照详事。送法司定拟，回呈：检会到古唐制度，该诸文武官朝参行立，各依职事官品为序；职事同者以先授；授同者以齿；其在本司参集者各依职事。[109]又，泰和制云，诸文武官朝参预宴，各依职事为序；同者以先授；授同者以散官。今承判送检法同参议得，酌古准今，宜依自来体例，其在本司参集，各依职事官品为序；职事同者以先授；授予同者以散官。今职事同金事，授有先后，合令先授者在上，似为合礼。宪台参详：所拟相应。仰照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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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内自“送法司定拟”以下，直至“宪台参详”之前，均属转引法司针对它接到的判文所上回呈。由这个回呈中所谓“今承判送检法，同参议得”云云，可知此语中的“检法”所指，实乃参加定拟的法司之机构或其中办事官员的名称。金制，各中央机关设检法一职，品秩一般为从八品；其在元初，则为八品正官[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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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三点，关于元初法司的面貌，或许已可知其大概。在省部，法司大约不是个别地隶属于刑、户等各部之下，而很可能如同金代的左三部（吏、户、礼部）检法司和右三部（兵、刑、工部）检法司，分别隶属于左三部和右三部。宪台、宣抚使司等亦各置法司。诸行省、路府、诸道提刑按察司等，初期似皆置检法之职[111]，惟其是否亦可以法司称之，史无明征。由于法司、检法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检拟金泰和律令等条款[112]，所以至元八年以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此后见于文献的，只有御史台的检法官，它直到至元十九年才被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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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元初的法律公文书，实际是在下述含义上使用“法司”一词的：它是负责掌管和检拟有关法律条文的专门人员或其机构。这就是法司一词的第二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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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的名称有此含义，亦非自元朝始。在两宋官制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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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在三省制敕库房、谏院、吏部尚书左右选、御史台等处的属吏中，都有以法司见称的专职人员；在吏部尚书右选、大理寺左断刑等处的诸案房中，又都有以法司见称的文书机构。制敕库房的职掌是编录并检核敕令格式等法令文书。凡“应合立定刑名及断罪约束文字，欲于检正处拟定，请参政笔送制敕库，令法司检条，参酌拟定，呈宰相请笔”[113]。此系为人吏之法司。又绍兴四年（1134年）吏部侍郎胡交修上奏：“近降细务指挥内一项：‘六曹长贰，以其事治有条者，以条决之；无条者，以例决之；无条、例，酌情裁决。’盖欲省减朝廷庶务，责之六曹也。令（按当作今）欲乞令本部七司各置例册，法司专掌诸案。具今日以来应干敕札、批状、指挥，可以为例者，限十日尽数关报法司，编上例册，今后可以为例。事限一日，关法司钞上。庶几少防人吏隐匿之敝”[114]。此系为机构之法司。以上两例证明，法司无论是作为人吏或者机构的称谓，其编录及检具条令的基本责职，都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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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之上述职能，与掌供检用条法与检详法律文字之检法一职，有某种相通之处。因而尽管宋代的法司与检法各有所指，但吏部尚书左选十二案中有检法而无法司，其右选十案中则有法司而无检法，大理寺左断刑置法司而不设检法案，其右治狱则置检法案而不设法司。在属于同一机关的案房系统中，法司与检法例不重出，似亦有助于说明二者内涵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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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的检法官，应与宋、金官制中的同名官职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中央官僚机构的调整更动，宋代中央各衙门中被称为法司的那些案房及司吏人员，在元代俱已不复存在。所以，法司这个名目，才有可能被移用于某些部门的检法官或其专门机构。从元初制度多承金制推想起来，金代的检法官或即已有法司的别称，可惜关于这一点找不到直接的史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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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初的法司，目前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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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协助府州官司执行地方一级裁判权力的专门机构之一——司法参军衙门，亦名法司。它的职能，也是针对业已鞫清的案情，“检具条令”，拟刑待决。尽管地方一级刑名狱讼的最高裁判权属于知州或府尹，但其定断往往取决于法司检出的法律条文本身，所以“狱司（即推司，指司理参军衙门）推鞫，法司检断”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115]。很可能在南宋后期，法司一词也被用以统称地方上专管刑狱的官员。故元灭南宋之后，沿用宋代的习称，把推官叫作法司[116]。不过，元代设立推官专治刑狱，事在至元后期[117]。因此，我们可以很放心地断定，无论如何，作为推官俗称的法司，与出现在至元八年以前断例中的法司，全然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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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本文原载《元史论集》第3辑（北京，1986年）。当时我认为，王恽所言《中统权宜条理诏》之颁降，未必表明“权宜条理”本身亦已颁布施行。但这样一来，关于《元典章》载录的“五刑训义”究竟发布于何时的问题，反而变得难以落实了。在《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附论元初的刑政》一文里，我已对此一推断作了修正。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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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唐律疏议》卷6；《宋刑统》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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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典章》卷18，“汉儿人不得接续”引“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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