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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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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执政时，刚刚十八岁。他虽然接受过比较多的儒学教育，却是元代唯一的在登位前没有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想大有为于天下，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便以太皇太后之尊故伎重演，制出中宫，发表铁木迭儿为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对从前弹劾或反对过他的人“睚眦必报”。英宗登位时，仁宗留下来的“儒治”派中坚早已遭受了一番大清洗；幸免于难的人，也都箝口摇手，不敢再多说话。答己和铁木迭儿又把一批私党从外省调进中书省。与仁宗临朝之初的政治气候相比，英宗面临的局势还要严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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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宗本人对这一点好像不很在乎，惟急于逞快一时。登极伊始，他就重新规定吏员秩止从七品，命京师势家与民同役，课郡县回回户包银；还有一大批官署被压低品秩，甚至被撤罢。他与答己的关系也很快显露出紧张的端倪。延祐七年三月，即位典礼后第二天，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贺于兴圣宫，“英宗即毅然见于色”。答己见状，马上就后悔拥立他为皇帝[47]。五月，答己的“嬖幸”亦列失八（桑哥党羽要束木妻）与私党失列门、黑驴（亦列失八子）以及刚被罢职的左丞相阿散等人谋废帝另立案发。英宗意识到此事应与太皇太后有涉，遂不待鞫状而悉诛之。两个月以后，他将可能被答己用来取代自己的皇弟，即安王兀都不花降封为顺阳王。不久又为彻底断绝后患，竟不惜骨肉相残，处死了兀都不花。之后整整两年，英宗受困于政出多门的窘境，差不多注定要与从前那些被太后临朝或权臣柄国所钳制的青年皇帝一样无可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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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恰巧就在此时突然出现：至治二年（1322年）八九月间，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死去。英宗顿时如释重负。至治“新政”于是挟风行雷厉之势推展开来。延祐年间后劲不足的“儒治”，一时间呈现出再度振作的乐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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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新政维持还不到一年，就以英宗被自己的亲信大臣弑杀而中断。这个蒙古皇帝，被儒家文人们说成“兆民至今而永怀”的明君[48]。马祖常在元末鉴赏英宗御墨，依然不胜惆怅地慨叹：“河汉昭回光气在，凄凉空抱小臣弓”[49]。而在当时的蒙古上层集团里，除了丞相拜住的“孤忠”，他却几乎落到“孑然宫中”的地步[50]。真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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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至治期间这一番起伏陡然的波折，已经有学者从元廷中主张汉法和坚持蒙古—回回法的两大派政治势力之间对立冲突的角度作过很精彩的论述[51]。本文要补充的是，从事态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英宗的失败与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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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元朝皇帝都更热衷于表现天子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52]；“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人见”[53]。在“威严若神”的表象下处处受制于人，又反过来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所以当日朝中“大臣动遭谴责”[54]。对诸王及其所部的赏赍岁给，也以国用不足为由而一度停颁。这种情况，与草原大汗和他的“伴当”、“倚纳”之间带有浓烈个人色彩的相互关系差别极远，尤其使他的同族感觉疏远和隔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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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经常酗酒，甚至乘醉杀人。宫廷艺人史骡儿，“至治间蒙上爱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56]。延祐七年，以台臣谏修寿安山佛寺，杀二人、远徙二人，造成轰动朝野的“至治四御史”之冤[57]。很可能这也是他在狂怒不克自已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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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的尚佛在英宗朝亦有所发展。延祐七年十一月，即位未满一年的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是为全国范围大规模营建帝师寺之始[58]。次年五月“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这件事更明显带有公开压制回回人的政治色彩。英宗朝一再颁布的罢建寺之费一类诏令，实际上首先就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当时社会已出现“民劳役巨”的迹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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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七年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七月，“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按波斯语taryāk（tiryāk）译言牛黄石、解毒剂，或者鸦片。元代回回药方中应已有以鸦片入方剂者。打里牙在这里是否指鸦片？如果确是鸦片，那么除了入药之用，元廷内是否已有吸食鸦片的风气？对这一点尚有深考的意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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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治二年答己、铁木迭儿之死，对英宗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时机。假如他不是那样偏执，那样狂躁，也许他可以对业已陷入涣散状态的太后余党先示宽恩，用释其疑，然后再找寻合适的机会各个击破。英宗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完全瓦解，竟毫无节制地把郁积了几年的愤懑一齐发泄出来。太后一死，他就下令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61]。由于此举被迫赋闲而仇视当局者，不知几许人也。与此同时，一两年前案发但不克上闻的“诳取官币”案又被提了出来，其所惩治的对象更直接涉及太后集团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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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诳取官币”案的缘起，是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自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愿以祖传的旧赐浙西汤沐田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串通，奏赐官币十二万五千锭偿其值，得逞后将这笔巨款暗中瓜分。待朝廷命专人“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62]。“新政”时复鞫此案，以田归原主；刘夔、囊加台坐死。因为铁木迭儿已不在世，遂仆其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封赠制书；其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似与案情没有直接牵连，也被处死[63]。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则被黜职。惟铁失得免于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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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失的妹妹是英宗皇后，所以他被时人认为与英宗“情过骨肉”。这是屠寄的一项重要发现[64]。因为只有这一事实，才能解释为什么铁失会像木华黎后人拜住一样，成为英宗最深信不疑的两个蒙古人之一。答己死后，英宗以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不授，表示对他信任之专。而后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用意与专任拜住同。拜住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铁失则兼领左、右阿速卫和忠翊卫事。军政权力这样高度集中，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蒙古人为数极少。这两个人，一个与英宗同样歆慕儒学，但迂阔而不谙世情；另一个虽然“妹为君配”，却同时又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65]，实际上是答己集团的一名核心成员。英宗曾因担心皇位不稳而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但他居然又迷信裙带关系而对铁失毫无戒心，真有点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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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失虽然事涉诳取官币案，但并没有因此而立即失宠。他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表在结案的两个月后。危机的高潮看来已经过去。可是形势在紧接着的几十天里又发生了新的转折。由于拜住等人把铁木迭儿的“过恶”一再陈述，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会发展到不能自抑的程度。他决定再次整肃铁木迭儿的“奸党”。现在已很难知悉，铁失是否真被列入了即将受惩治的朝臣名单中。但是英宗喜怒无常的性格特点，肯定使铁失即使身为他的妻舅，仍感到安危莫测。至治三年八月，英宗从上都返回大都，途中驻跸南坡。铁失终于下决心孤注一掷，以所领阿速卫宿卫亲军为外应，先杀拜住，再入行幄刺杀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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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桥山泪成血”。英宗已经沿着挟忿用刑的轨道滑得过远，乃至招致杀身之祸。仁宗开始的儒治，也就随英宗之死而戛然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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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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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英二朝的儒治，给元代政治留下若干不容忽视的成果。用驸马、疏族总兵朔漠，朝着割断镇北宗王与嗣君地位的传统联系走出一大步，因而开始削弱草原势力干预皇位继承和君权的压力。仁宗时编就、英宗朝颁定的《大元通制》，是元朝第一部具有法典性质的行政、刑事、民事等法规总集。科举制的推行则赋予这个王朝更多的正统性。理学也从那时起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元成宗以来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和升格的趋势有所抑制。御史台督察朝政的功能在儒治风气激发下显著加强。延祐经理的结果和英宗的“助役法”[66]，也在部分地区发生一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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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围绕儒治问题反复较量的双方，都不只是抽象地代表了某种政治理念而活动着的角色符号，却是同时夹缠着各自活生生的私欲、情感体验或性格特征等等个人因素，一齐卷入当日纷争中去的。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很具体地影响到有关过程的各个细节；但对较长时段的演变趋势来说，它们又往往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仁宗必须向太后集团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念；英宗在反对派的两大头目死后仍夭折于危机的余波。在他们徇情退让或一意孤行的个人抉择背后，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在支配着当时的形势发展：仅仅依靠儒治派所动员的儒家政治资源，尚不足以按其预期程度来改变当日制度体系及权力结构各部分之间的既有制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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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自1270年代后，始终以“大元”、“大蒙古国”的汉、蒙双重国号并用。列帝的纪年和庙号，也都是汉式、蒙古式两种规格并列行用[67]。怯薛不予官阶，而与宿卫亲军各司所守。这样两套符号体系长时期并行不衰，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大汗在他的蒙古同族中的角色，与他君临于汉族臣民的皇帝角色判然有别。大汗依草原旧制约束诸王、那颜的权威，远不如汉法中的专制君主那样大[68]元朝制度体系中“大汗—皇帝”的双重角色结构，使元政权与金、清等北族王朝相比，带有更多的贵族制色彩。尽管蒙古上层长期受汉文化影响而有“仁渐义摩”的可能性[69]，他们对专制君主官僚制的感知和接受仍很难与儒家传统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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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体现在儒治时期诸多政令里的一个重要意图，正是用儒家的君臣名分去重新规范大汗和蒙古上层的相互关系。仁宗和英宗都没有亲劳鞍马的业绩，又不屑讲求“惟和”来加强自身及其政治主张的合法性与上层集团内部的认同感[70]。在这种情势下，儒家政治作为一种纯粹的外来资源，就很难在改塑蒙古内部关系方面取得多少实效。元仁宗因为别有所求，后来退到“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的立场，从而避免了政治上的大变故。英宗锐气过盛，终于把差不多全部“迤南诸王大臣”都逼到与自己相对立的一边。《元史·英宗纪》开列出一长串参与南坡之变的宗王及高级官僚名单。《元史·泰定纪》更明确地说，当日“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因此，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对“新政”的结局恐怕也不容有太多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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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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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宗朝在形式上中书、尚书二省并设，实际上政柄全归尚书省，“中书之署，仅同闲局”（虞集：《曾益初〈小轩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4）。爱育黎拔力八达本来要将尚书省臣“尽按诛之”。因杨朵儿只之谏，才“特诛其尤者”脱虎脱、三宝奴等五人，忙哥帖木儿杖流海南。见《元史》卷179，《杨朵儿只传》；卷24，《仁宗纪》一。又据《高丽史》卷34，《忠宣王世家》二，当时还有“平章迷里不花”，以“三宝奴之傥”，见流于高丽乌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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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圭斋集》卷9；危素：《桧亭集序》，《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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