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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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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诸侯”中的“王及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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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东诸侯”之名应有两指。其一指金末元初兴起在山东河北地区的诸多汉人世侯，他们中以严实最为著名。其二则指被分封在蒙古草原东部的一批诸王和贵族。中间势力最大的，属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后王一支。成吉思汗的其他诸弟合赤温、合撒儿和别里古台的份地都在蒙古草原东侧，与斡赤斤系份地相错。他们无疑也属于东诸侯之列。本文讨论的，是后一种含义的“东诸侯”。这样的用法可见于郝经《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元明善《廉希宪神道碑》等文献[1]。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则把他们统称为“东诸侯王及侯”[2]，包括斡赤斤系诸王，以及弘吉剌惕、亦乞列思、札剌亦儿、兀鲁和忙兀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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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概指为东诸侯的这些蒙古贵族之间，身份地位的差别是很大的。其中有“可兀惕”，有“古列格惕”，也有一般的万户、千户“那牙惕”。元代蒙语中的可兀惕（kö’üd，kö’ün的复数形式）、古列格惕（küreged，küregen的复数形式），作为普通名词分别译言儿子、女婿，惟当时亦分别用于专指黄金家族的男性直系后裔和黄金家族的门婿。所谓那牙惕（noyad，noyan的复数形式）在元代汉译作“官人”；他们本身既是黄金家族的“哈剌出”（qarachu，元译“下民”），又是为黄金家族成员管领普通哈剌出（“白身人”）的世袭长官。按照在蒙古草原实施分封的最初体例，只有可兀惕才具有被授予份地与份民的资格。东诸侯中属于可兀惕的，是成吉思汗诸弟后裔；弘吉剌惕和亦乞列思世世与黄金家族联姻，属于古列格惕部落；而札剌亦儿、忙兀、兀鲁三部长官的身份都是那牙惕。姚燧对东诸侯的不同身份有很明确的区别意识，因而在上引碑文中将他们分别为“王及侯”两类。这里的“王”是指可兀惕，而弘吉剌惕等五部则被合称为“五诸侯”。可见这些古列格惕和那牙惕的身份都是“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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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姚燧对“王”与“侯”的界定，与《元史·诸王表》的叙言不太符合。后者明确断言：“元兴，宗室驸马（按即古兀惕和古列格惕），通称诸王”[3]。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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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蒙古旧制本无“王”或“诸王”的概念。凡汗的直系男裔，均以可兀惕一词特指，汉语中用“大王”、“诸王”来对译。元室采纳汉式的封王制度后，先后被赐予印信与名位，或者仅赐印信而无国邑名号的“宗室驸马”，主要是忽必烈一支的后人及其门婿。此种赐封，显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遍及黄金家族的所有男性子孙或其女性后裔的夫婿们。尽管如此，对那些未尝特别赐封的可兀惕，汉语对译词“大王”、“诸王”依然是可以适用的[4]。但是古列格惕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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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列格惕在元代汉语中虽然可以用作为专指名词的“国婿”、“驸马”来对译[5]，惟其所指与古兀惕即大王、诸王完全是两种身份。古列格惕之被通称为诸王，只是元廷采纳汉式封王制度的结果，而且仅只限于那些获得特别赐封的驸马们。少数那牙惕之受封为王，与驸马通称诸王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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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人把他们传统的分封制度推行到被征服的农耕城居地区时，其形态与最初的草地体例相比自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无论是在汉地或者伊朗，当地社会中传统制度文化对于在那里实行的蒙古分封制度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草地体例自身也在变化：即在蒙古本部以外，受封的范围不再限于可兀惕，而扩大到古列格惕和若干战功卓著的那牙惕。正因为这样，在元朝立国中原，先后定赐印之等，颁位号之称，建立汉式的封王制度的过程中，封授王位的对象也逐渐不止于可兀惕。古列格惕受封为王者固然大有其人，东诸侯的亦乞列思部有受封为昌王者，弘吉剌惕部有济宁王、鲁王、宁濮王等；兀鲁和忙兀则都有郡王之封。那牙惕中也有受封为王的例证，如月赤察儿封淇阳王、床兀儿封句容郡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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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燧记载博罗欢有关乃颜之乱的议论而述及东诸侯往事时，两驸马部似尚无人封王。但他关于东诸侯中“王及侯”的划分，实非仅只适用于两驸马部未曾封王的特殊场合而已。就表述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身份差别的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它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元代“国制”（即蒙古旧制）和汉式制度成分相互衔合而形成复式结构的方式不一，殊难一概而论。所谓“受份地而建王爵”的制度[6]，即对蒙古分封体例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封王制度兼纳并容的特殊形式，不过显示出元代对不同制度文化进行整合时所采取的途径之一而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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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札剌亦儿部的漠南游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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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年，成吉思汗大举攻金。至1214年夏，金主南迁。长城以外的漠南地完全被蒙古控制。因此同年夏秋，成吉思汗在调整左手诸王在漠北份地的时候，把札剌亦儿等五部安置到漠南草地。其中弘吉剌惕和亦乞列思的牧地范围，经前人研究已经很清楚了。另外三部中，忙兀部幕地之方望无考；札剌亦儿和兀鲁部先是游牧于日后的上都及其相邻地区[8]，忽必烈称汗后又被移牧于辽阳。关于二部的营幕地，惟札剌亦儿游牧地的中心尚得知悉。兹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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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札剌亦儿迁牧辽阳以前的幕地，文献留下两条十分珍贵的信息。其一指示出木华黎家族祖茔地所在。延祐四年（1317年），木华黎后人别里哥帖穆尔死在辽阳。“公先茔在兴和，辽阳道远，弗克以昭穆序葬，遂……奉柩葬檀州仁丰乡”[9]。兴和治今河北张北，中统年间从开平（即后来的上都路）辖地划出置府，至元初又升为路。元代后来在这一地区建立行都，称中都，近有昂兀脑儿湖，当日是水草丰美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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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史料则指出木华黎国王的大帐所在。1239年，他的孙子速浑察袭位为国王，遂“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10]。那么这个阿儿查秃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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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华夷译语》（蒙古译语）卷上“草木门”，“柏，阿儿察”。是则阿儿查秀（archa-tu），“有柏树”之谓也。蒙语中另有mayilasu一词，也译言柏树[11]。archa则指柏科植物中杜松、刺柏而言[12]。据《宣镇图说》，洗马林口东北二十里有“桂柏山”，“土人名怪柏山”[13]。桂柏即桧柏，其中之叶有剌形者，恰与阿儿察之谓刺柏相合。土人以怪柏名之，盖因“桧”字亦可读若“快”音然耳。顾祖禹说，洗马林堡“边外大谎堆、桂栢山，皆部长驻牧”[14]。此桂柏山之所在，应即阿儿查秃之地。该地属兴和路境，紧靠今张家口边墙之外。是证札剌亦儿部的营幕地在上都路西南的兴和路地界，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东面，大约就是兀鲁部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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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剌亦儿部大营之紧挨金边墙，或与木华黎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全面承担经略中原汉地的重任有关。他作为“太师、国王、都行省”，兼有征讨汉地的军事统帅以及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他将大营置于此地，对于兼顾游牧军队的惯常生活以及行使统治汉地的职权，显然是比较便利的。窝阔台汗以后，木华黎家族失去了统治中原的独尊地位；但他的后人仍然世世承袭国王的名位。所以直到迁牧辽阳为止，嗣国王大约总是依旧例置营于阿儿查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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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剌亦儿等部移往辽阳，当在中统年间[15]。嗣国王的大帐自然也随之东移。文宗时，木华黎后人朵儿只嗣国王，虞集有《送国王朵而只之辽东》诗描写其幕地的景象。其中有“塞云依碣石，冻雨洒辽东”之句[16]。此处的“辽东”，乃是等义于辽阳行省的泛指词。札剌亦儿的游牧地，实位于辽西。所以木华黎的玄孙硕德在世祖前期奉召从幕营地入朝值宿，碑传谓“自辽西召入宿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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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修《辽东志》卷首附“广宁左、中屯卫山川地理图”，锦州城东北有“国王碑”。同书记锦州自然及人文地理，载录“木华黎墓”一条，谓“在广宁左屯卫东北二十里。元翰林学士揭僎斯撰碑。又谓霸突鲁墓，以《一统志》作木华黎墓者误。未知孰是”[18]。这段文字表明：《辽东志》的编者实际上没有见到“揭俱斯撰碑”的原文，而所谓“木华黎墓”，在当时也已无迹可寻。他们所作的只能是将以前志书上的有关文字过录备考而已。“木华黎墓”与“国王碑”极有可能是位于同一地点，因为前者已无法实地取证，所以逐渐发生一事两指之误。至于墓主其人，虽不能完全排除木华黎之孙霸突鲁，但恐怕更可能的还是元代中后期某个嗣国王位的木华黎后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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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木华黎墓”已难于征信，“国王碑”作为一个地名却一直保留在清代方志中。不过其读音已经讹为“葛王碑”了。清修《锦县志》记城关北乡的屯堡，有称为“葛王碑”的居民点；《锦州府志》记锦县关梁，有“葛王碑桥”，谓在“城北十八里”[20]。这些以讹音形式保留下来的地名，极真切地披露出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但随着岁月流逝已经湮没的遗迹[21]。国王碑出现在锦州城附近，说明札剌亦儿部东迁以后的营地，一定是在锦州以北大、小凌河所流经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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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乃颜的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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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赤斤后王乃颜，由于在至元后期举兵称叛，被元军击败处死。这一支东道诸王在元朝长期不显，致使乃颜的世系在东、西记载中显得相当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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