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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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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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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辽阳行省的通古斯语族居民，有女真、水达达、兀者野人、骨嵬等等。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的东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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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中后期，东北女真猛安谋克当不下于二三十万户。金元鼎革之际，蒙古由西面进入东北，蒲鲜万奴自立于辽东，女真分布重心略呈东移趋势。在元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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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辽阳以南至辽东半岛的女真人。其中有一部分是辽初被耶律阿保机强迫迁去的。史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擅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此谓熟女真是也”[33]。元哈思罕万户府、千户所之名，即得诸合苏款一语。在辽河两岸，金咸平、东京、北京等处，包括半岛地区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在通古斯语族诸部中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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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两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曾被称为生女真，或谓之“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34]。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原来系辽籍的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在金元两代，他们早已由于和汉、渤海等族的互相融合与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至少是到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恐怕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明中叶前后南迁定居于这一带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或“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或“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35]。如果不是在当地的土著居民主体即女真人中间农业经济业已相当发达，这些原先不善耕纴的后来者，怎么能够这么快地学会定居和农耕的生活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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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由此继续往北、东北，在东北流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深山密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真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真）和兀者诸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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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所知，达达一名，最早见于鄂尔浑河碑铭。它很可能起源于和突厥人相邻近的操原蒙古语的某些部落的称谓，并由此而转变为突厥人对塞北诸多原蒙古语游牧部落的共称。蒙古兴起后，达达逐渐地还原为驻牧于富饶的呼伦贝尔地区的原三十姓鞑靼后裔塔塔尔部的专名；而在另一方面，在元代汉语中，达达作为Mongghol这个名称的固定的汉式译名之一，却为官方公文书和俗文学所普遍采纳。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第三折：“他道：你是甚么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我说与你听者”[36]。说这番话的是一个“南人”。其所谓达达，显然指四等人中的蒙古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即位诏书，同样把蒙古诸部驻牧的岭北地区称为“达达国土”[37]。《元朝秘史》将合木黑忙豁里（Qamugh Mongghol-i）旁译为“普达达行”，总译则作“众达达百姓”，更明确地反映出元代的蒙汉对译体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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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水达达这个名称，出现在达达的内涵被固定为Mongghol一词的汉语对译之前。南宋彭大雅1232年至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之中“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其“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贾敬颜指出，斛速益律子应即斛速益律干之讹，是为蒙语usu irgen的音写，意为水百姓。此种水百姓，无疑是指位于当日东真之北、黑龙江沿岸尚未宾服蒙古的通古斯语族诸部。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作为斛速益律干的意译，出于向彭大雅提供上述情报的华北汉人之口，而不是蒙古人自己对于这些东北“水百姓”的指称。是则“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候已经开始了[39]。那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40]，惟汉人对北方边远之地不同人群间的区分无多意识，所以才会误将这个译名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松花江、混同江流域的女真语诸部。入元之后，达达的含义日渐专一。尽管如此，水达达作为非蒙古语部族却使用达达指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但为了与达达的一般内涵相区别，元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真与水达达联称，或谓水达达女直，或谓女直水达达，用以指明其真正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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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达达虽然临江滨水，但大多数人仍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41]。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他们明显地落后于它南面那些曾被编入金猛安谋克的女真人。直到明朝中叶，这一带的女真诸部尚被视为生女真。明《开原新志》有云：“其脑温江（按即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可木（按在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下游不远）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42]。这种“养马弋猎”的“生女真”的主体，无疑就是元朝时候的水达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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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达达之名，不见于元以前的文献材料。在金代，它很可能与兀者一起，被其南面的女真人统称为兀的改人。《金史》卷24《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境”。同书卷73《完颜晏传》：“天会初，乌底改叛。……乃命晏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后，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声言俟大军皆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按明《奴儿干永宁寺碑》称本朝设都司于其地，实系继承“辽金时……故业”。足见金朝壤地之极东，已到达黑龙江入海口地段。由此溯大江而上，黑龙江下游沿岸以及附近的大片深山密林，都是兀的改人分布区域。据《华夷译语·女真译语》“人物门”，女真语兀的厄·捏麻儿译言野人。兀的改当与兀的厄同义，也就是野人的意思[43]。金代的女真人既然把它东北方向的“诸野人”区别为古亚语族的吉里迷人以及兀的改人两大类，则后者所指，必定是与女真同属通古斯语族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诸“野居”部落。到元代，又按活动地域进一步将兀的改人分为两类，沿江滨水居住者为水达达，出没于深山密林者则为兀者。但有时候兀的改这个名称，仍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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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提到，黑龙江下游直至奴儿干一带大片山林中的通古斯语族居民，元代称为兀者、吾者。满语森林一词，清代译写为乌稽、窝集等。时人云：“乌稽者，汉言大林也”；“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44]。它们都是兀者别译而已。兀者部人之得名，显然因为它们活动于深山老林之故。清代仍有用为部族名称者，如东海兀哲部、窝稽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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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帝时期，元政府向东北各部族勒索海东青，收括无度，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经过约十年才最后失败。事后，元廷复立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45]，当即镇压此次起义后的善后措施之一。据前人考订，哈儿分在黑龙江下游Tondon河（乾隆十三排图汉译作塾塾河）入江口。明代曾一度因仍元朝旧制置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于此。明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其蒙古名称曰我着，当亦得名于兀者。嫩江中游的这部分兀者人，或许与肇州的水达达人一样，是在元初平定乃颜之乱以后从更东面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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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山中的兀者部落多以射山为猎。元代史料更多地把兀者与野人相联称。元朝后期有一个东北籍的明里帖木儿，不是兀者而自号“北野兀者”，被当时人看作自甘“以贱形加全人”[46]。这种说法中包含的民族歧视观点固然不足为训，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兀者诸部的文明程度，应比水达达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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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史料也记载了库页岛上的通古斯语族居民，即骨嵬人。骨嵬既是部族名，又是地名。它与唐代的窟说、屈说[47]，明代的苦夷、苦兀[48]，及近代的库页，均为同名异译。元代文献提到的骨嵬岛居民，有吉里迷、亦里于、骨嵬三种。关于吉里迷，详下文。亦里于当即orok的汉字音写。Orok人今日仍生活于库页岛，自称Ul’ta人。在Orok语里，ula译言驯鹿，Ul’ta即养鹿人之谓也。至于orok一名，应展转来源于不说Orok语的某旁近部落对Ul’ta一名的译称。通古斯语多称鹿为oro或oron。满语里的oronco i niyalman，Even语之oroch/orochel，都是使鹿人的意思。orok之义亦如之。俄罗斯学者曾认为，Orok人是在十六七世纪从大陆迁到萨哈林岛上的。元代关于“亦里于”的记载表明，这个时间似乎还要早得多[49]。以骨嵬命名的部族，应即该岛主要的土著居民。在唐代，岛上的主要居民是通古斯语族的秣鞮；近现代，岛上除南部的阿依努人（虾夷人）、近海岸地带有部分吉里亚克人外，其主要土著仍为通古斯语族诸部（包括orok人在内）[50]。由此可以推想，元代的骨嵬人，也是操通古斯语族某支方言的部族。他们大概不像与他们语言相同的亦里于人那样以驯鹿作为交通用兽，也不如以捕捞为生的吉里迷人那样擅长造舟，所以有时还得坐着吉里迷人制作的“黄窝儿”船，从骨嵬岛渡海来到奴儿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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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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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行省界域内的古亚语族人，有吉里迷诸部，还有在明代被称为“北山野人”的诸部族中的若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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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里迷之名始见于金。上引《金史·地理志》已明言他们当时居住在金朝版图的极东北，即奴儿干地区。元代史料所反映的吉里迷人居地范围，就要更详细一些了。从元廷设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从《元史·世祖纪》说吉里迷之东为骨嵬、亦里于，从《经世大典序录·招捕》谓东渡赛哥小海（即鞑靼海峡）后先至因吉列迷，方到骨嵬界，可知该部族居住于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奴儿干地区，以及骨嵬岛之一部分。自金元迄于近现代，吉里迷人的分布状况似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们在清代志书中被称为济勒弥：“其在混同江口西至黑勒尔，则济勒弥部居之”[52]。黑勒尔河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博格罗勃斯戈耶附近[53]。在描写东西伯利亚的同时代沙俄等国学者著作中，他们被称为吉里亚克人。俄罗斯学者又称之为尼夫赫人。尼夫赫一词在其本族语言中原意为“人们”[54]。十分清楚，吉里迷人、吉里亚克人或者尼夫赫人，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中国诸中央王朝的羁縻部落。俄罗斯学者说，吉里亚克人僻居亚洲大陆边缘，长期处于外界政治和文化影响之外[55]。事实恐怕不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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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献中有关吉里迷人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记载仍然太少了。因此，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稍晚一点的材料即明代材料，以适当地填补在此以前的史料空缺，便显得格外重要。和田清在《汉籍记载中的黑龙江下游居民》一文中，从史源学角度出发，将《大明一统志》卷89所引录的《开原新志》佚文与《辽东志》卷9中的有关文字比勘对照，以史文所谓“乞列迷四种”列为专节进行研究，对后学深有启发。然而，和田写成该文时，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寰宇通志》尚未刊行。所以他未能看到卷116“女直·风俗”条所征引的《开原新志》的上述这一段材料。它比《大明一统志》引述得更为完整。把它拿来与《辽东志》相比勘，就可发现和田考论中尚有未尽精当之处。现在先将此段文字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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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福里朞、兀剌、纳衣。性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腥秽不可近。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不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犁，食则烹供口实。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刳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直野人，性刚而贪。文面椎髻，帽缨红缨，衣缘组，惟裤不裙。妇人帽垂珠珞，衣缀铜铃。射山为食。暑则野居，寒则室处。一种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住土屋，屋脊开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类狗窝。苦兀在奴儿干海东，……其邻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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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一统志》在引述同一段史文时，省去曩家儿等四部名称，《辽东志》亦如之。这就使得和田误以为这四种（实际上是四部）吉里迷人属于更大范围的吉里迷“四种”之一。于是他把以下“一种曰女直野人”、“一种曰北山野人”、“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解释为“乞列迷有四种”当中的其他三种。现在看来，这样解释，是与原文意思有所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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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家儿、福里朞等四种吉里迷，诚如和田清所说，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以奴儿干为中心的吉里迷本部。明初曾置曩哈儿、伏里其、兀剌等卫于其地。自金元以来，该地的吉里迷人或许就已分为这样四部。而史文提到的在苦兀（即骨嵬）岛上与苦兀人为邻的吉里迷，恐怕也就是元代材料中的因吉里迷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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