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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章 边疆的社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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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政治的生成土壤是边疆特殊的社会环境，边疆社会生活着多个民族，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地域社会治理的形态都与内地和沿海地区有较大的差异性。生活在边疆的人民不仅经历过与内地及沿海地区不一样的发展历史，在人口流动及共享的政治文化属性上也有不同的特点。正是边疆的社会和人民的这种差异性使边疆的政治形态也因地域差异区别于其他地方。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边疆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边疆社会的历史变迁，从而深刻揭示促成边疆社会特殊性形成的历史逻辑；我们还需要研究边疆社会人口构成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特点，并探索边疆社会人口流动的类型及特点，进而挖掘边疆社会人口的特殊性；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边疆人民的生活方式及政治文化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边疆政治所置身的独特社会的文化生活环境，从而为基于边疆独特的社会和人民的政治研究提供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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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一节 边疆社会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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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是边疆政治的活动场域。对边疆社会的历史回顾不仅有利于我们从纵向上清晰地认识边疆社会形态，也能形成对边疆政治的社会场域的具体认识。在边疆政治学研究视野下，从国家政治变革的大背景体系中进行审视，中国的边疆社会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一个是在王朝国家时代的社会变迁，一个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经历的社会演变，一个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形态。为了研究和讨论的便利，我们可以把前一个时期称为古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把第二个时期称为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把第三个时期称为现代中国的边疆社会。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把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疆社会在后面单列一节再作专门的讨论。因此，在本节中我们主要讨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的中国边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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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国的边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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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边疆生活着由华夏族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构成的众多民族群体，边疆各族人民在边疆的聚居、流动与发展，构成了不同于中心区域或者中原核心区域居民的边疆社会。在边疆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边疆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生活形态、政治生活形态和文化生活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了边疆社会形态，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边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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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边疆社会的地域特点及文化形态和社会变迁来看，中国古代的边疆社会大体可以分成北方边疆社会、东北边疆社会、西北边疆社会、西南边疆社会、中东南社会等。下面我们就从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具体讨论不同地域社会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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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疆社会主要是指蒙古高原地区。这里从秦汉以来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包括匈奴、丁零、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鹘、蒙古等族。从经济文化类型来看，古代的蒙古高原地区都是以草原游牧经济文化为典型特征的。由于马在该地域的特殊重要性，后人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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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以来，一直到清朝以前，历时两千余年，北方虽然政权更替频繁，建立了许多民族政权，但发展变化并不大。秦汉时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强大的匈奴汗国，从当时匈奴的社会制度来看，自秦末冒顿自称单于以后，首领由众多部落首领推选的制度被改变，军事民主主义制度被废除，匈奴进入奴隶制社会。[1]大约经历了200多年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末，匈奴社会逐步过渡到类似于农奴制形式的社会。后来匈奴汗国消亡以后，继之而起的是由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分别建立起自己的汗国，尽管政权更迭不断，不断出现新的民族和民族集团，但其社会整体文化变迁并没有大转变，大体上是不断重演了匈奴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和农奴制社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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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尽管经过了漫长的民族演变过程，而且随着与中原关系的日益密切，特别是通过通贡互市、和亲等方式加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但在经济上大体都是以游牧畜牧业为基础的，在政治上则主要以分封制为主要制度形式，文化上则形成了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风俗、伦理道德和习惯，社会组织主要以氏族、部落为主体，以宗法为基础。同时，宗教在地域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长期以来，原始宗教（或是萨满教）都是这一地域文化系统中的主要宗教，自16世纪后期，藏传佛教逐步传入蒙古族之中，成为了这一地域主导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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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各异、政权体系和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大同小异，从匈奴到蒙古，都是“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涉猎为事，食肉饮酪”[2]。“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3]。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畜牧业和游牧的需要而习得的，表现出蒙古高原草原文化的继承性与相似性的特点，形成的都是以草原游牧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样态和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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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地处松辽平原，虽然气候寒冷，但区内山地森林茂密、平原河流纵横，四季雨雪充沛，土地肥沃，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一块富饶辽阔的土地。古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种类繁多，有历史记载的包括秦汉时期的肃慎、秽貊、夫余、挹娄、高句丽、乌桓、鲜卑，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契丹、勿吉、库摸奚，隋唐时期出现的靺鞨、室韦，北宋时期出现的女真，明代出现的满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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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各民族山地采集、森林狩猎、河湖捕鱼以及种植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早在商周时期居住在长白山以北、黑龙江流域东至大海的肃慎人就过着原始狩猎生活，两汉三国时期，肃慎人的后代挹娄人除了狩猎外开始务农，生产五谷、会织麻布，长于养猪。至唐代，由挹娄人的后代靺鞨人和部分高句丽人共同建立了渤海国政权，在唐朝的管辖、支持下，农业经济有了发展，渔猎采集业也较为兴旺。宋至明代，靺鞨的后人女真人农业经济继续发展，但传统的渔猎采集始终不断。及至清代，东起乌苏里江、西至大兴安岭生活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仍然以渔猎采集为业，部分兼有畜牧和少量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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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生活的民族多是以定居为主，自秦汉以后，大部分民族都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政权机构，并且与汉中原地区的交往也最为密切。早在公元前3世纪战国的燕国就在今辽宁省设置了辽西郡、辽东郡，并从造阳修长城到今辽阳附近，在长城外设置障塞，派兵驻守。汉武帝时期又设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当时就有大量汉人迁入，辽、金时期，又有大量汉人迁入东北，特别在隋唐大统一时期，随着政治势力在东北边疆的扩大，汉文化对其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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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边疆地区在群山环绕下即是大片的草场、盆地和高原，是游牧民族的传统聚居区，先是戎族、匈奴、月氏、乌孙等族，西域的羌族姑、柔然，后有突厥、羌族、回纥、契丹、党项羌族等民族，及至元明清时期，则有维吾尔族、回族、土族、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儿族、塔吉克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西北边疆的人民也先后建立了许多自己的政权，如大匈奴、月氏国家、乌孙国、西域三十六国、突厥汗国、回纥汗国、哈拉汗王朝、西辽王朝、西夏王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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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边疆根据其地域优势，在产业结构上呈现出以游牧为主的特色，兼营商业和简单的手工业，同时在适宜的地区内也从事绿洲农业。《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4]。《汉书》中说，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5]。《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以射猎为事”[6]。《周书·突厥传》亦载：“育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犹古之匈奴也。”[7]这些史料均表明了古代活动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游牧经济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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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固定的生活地点、没有城市，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西北边疆地区，游牧民族内部已发展起简单的手工业，在对外贸易方面则表现出先天的经商能力。手工业方面的经营内容与农业地区有所不同，多围绕牲畜皮毛的使用展开，造成了游牧民族在对外贸易中以畜产品（牛、马、羊、驼）及其副产品（毛褐、毡毯）为主要的特征。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部分产品则主要依靠外部力量的供给，于是游牧民族对外商业贸易也就逐渐繁荣起来。部分游牧民族在民族融合、民族迁移或者气候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也发展起少量的农业，比如西迁后的回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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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地区在先秦时期一直居住着土著居民，但后来不断有民族南迁，其形成了两大原始文化分布区：四川西部、西藏、云南西北部主要是氐羌族群原始文化分布区和东南部主要为百越、白濮族群文化区。到秦汉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民众曾被称为“西南夷”。随着西南边疆地方政权的崛起，这里先后建立南诏国、大理国。自元朝以后，地方政权臣服中央政府。元代在西南民族地区已经形成了土司制度。后经明清两个时期，这套制度不断完善，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才日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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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气候湿润温暖，森林植被覆盖较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农耕类型区。以农业经济为主，辅以畜牧养殖、矿冶业、商业及发达的手工业，一些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民族也仍然存在采集、狩猎及山地垂直游牧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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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合经济的状况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有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雟、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8]由此可知西南夷族群较多，规模较小，其经济形式有农耕者即“耕田，有邑聚”，游牧者即“随畜迁徙，毋常处”。这种混合经济的形成主要是与早期族群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有关，同时也是各民族在适应生态环境，寻找合适生计方式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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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族群的生计方式，可分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南迁氏、羌族后裔和以稻作农耕为主的百越民族。这两种经济类型在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中不断碰撞，逐步融合，渐渐摆脱了早期以游牧、狩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发展起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刀耕火种或者梯田灌溉的山地农业、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以及进行固定旱地耕作等几种农业耕作类型。总之，西南边疆地区正处于东亚照叶树林文化带和东西半月弧稻作文圈的中心地带，稻作历史久远，作物品种较多，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经济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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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南边疆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兼有林业和渔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属于犁耕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由于居住条件和环境的不同，傍水而居的主要从事稻作农耕。据1973年发掘，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的堆积物，厚度达10厘米至30厘米不等，最厚处达80厘米，是壮侗语族各族先民古越人的文化遗产。此外，苗族先民“三苗”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就已经种植了水稻，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苗族先民就以种植水稻为主业了。[9]而居住在中南部山区的，主要从事的是梯田与旱地耕作的二元结构型农业。瑶族、畲族及部分苗族、土族的先民们有的以刀耕为主，有的以锄耕为主，有以犁耕为主，有的是多种耕种方式并举，居住在石山区的则实行轮耕制，在历史上，居住在山区的民族先后经历了从由游耕、狩猎为主不断过渡到定居农业为主的发展过程。还有少数居民濒临江水及海岛的，则主要从事渔业和农业相结合的经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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