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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朝国家时期边疆的开发与建设的主要策略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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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时期到清王朝，边疆的开发与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但是统治者对于王朝国家边疆地区发展的意义和价值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不管是屯田戍边、加强边防，还是发展交通、促进往来，都体现了不同的王朝国家对边疆的重视，中央在边疆推行了一系列的开发与建设策略之后，取得了相应的治边成效。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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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行羁縻之治与土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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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縻之治，指的是历代王朝统治者运用一定的制度，对边疆的四夷进行掌控和管理。因为中央朝廷施行的政策有效，所以能够达到“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5]的效果。羁縻制度自先秦时期始，在中国延续数千年，影响甚为深远。总体上讲，羁縻的特点是既能够有效地驾驭边疆蛮夷，又保持相对宽松的自主权，在边疆推行与中央王朝相匹配的任命官员、加封行赏的制度，对边疆起到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秦汉至宋代，羁縻之治相当宽松，边疆蛮夷受中央加封的官员并非朝廷官吏，不受朝廷严格管理，也无需纳贡；元朝时期，羁縻之治才真正成为正式制度，土官成为了中央命官，发展边疆的经济社会成为了重要的职责；明清两代则进一步将土官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这一变化体现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西南边疆的重要性，主要在南方推行土司制度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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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讲，不管是最初的羁縻之治，还是元朝强化发展的土官制度，还是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都体现了历代王朝重视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从探索最初的一种较为松懈的边疆开发与管理模式，逐渐发展为制度化的朝廷命官制度，在边疆实施与中央王朝有密切关系的开发与建设，在王朝时期起到了良好的边疆治理效果。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土官的任命和土司制度的推行，难免致其势力渐盛，最终中央朝廷难以驾驭，产生势大盖主的乱象。如明朝时期，“朝廷若对土司调遣日繁，则急而生变；土司或恃功怙过，则侵扰益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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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农耕传统屯田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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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过，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推行“守中治边”的开发与建设理念，这是因为中国王朝时期的边疆开发，主要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央王朝对四夷的治理，而中原王朝又主要是华夏族和汉族聚居区，是传统的东亚农耕文明的集中区域。在此基础上，中原王朝对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也和农耕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边疆之地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对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迁徙戍疆等方面。从历代的边疆开发来看，从秦朝到清代，都不同程度地对边疆进行了土地开发，主要的方式是中央王朝派遣军队在边疆屯田。例如西汉时，对边疆推行“因田致谷、贫破羌众、民得田作、罢骑兵省大费、利存辎重、植木缮邮亭、以逸待劳”[7]等做法，以发展边疆的经济与民生；迄元朝至明清，中央王朝则对南方边疆地区作为矿藏、木材、粮食的重要出产地，开始了对南方边疆的深入经营与全面开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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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农耕文明对土地开发和围绕着农业进行建设的方略，在历代起到了良好的治边效果，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言，长期的游牧生活居无定所，对粮食、布帛、农业副产品的需求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央王朝的屯田戍边，在客观上弥合了游牧民族的需求，因此推广实施非常迅速；对南方蛮夷而言，有重要王朝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能够较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对改善当地民生效果显著，因此也受到当地土官和百姓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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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行边疆交通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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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王朝时期，交通不便，如何有效地维护中央政权的权威，成为了中央治边策略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能够传递中央王朝的各种治边政令，需要加强边疆地区交通的建设，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拓建边疆道路，以此维系中央对边疆的统治。从秦汉到唐代，历朝把修建道路的重点之一置于南方边疆，例如当时连接川滇的灵关道和五尺道，是中央在两地修建的唯一交通命脉。元朝则开辟了由今昆明经贵阳到达湖广两地的驿道，此道成为了西南边疆联系中原的通道；自元朝始，还在边疆推行设置驿站的制度，保障交通通道的通畅，加强对交通通道的管理。例如，当时的云南行省设有驿站78处，其中马站74处、水站4处，据考证尚不止此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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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历代王朝对边疆交通的建设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边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大大便利了边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对于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起到了良好的巩固边防、拓展中原王朝对外联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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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内地与边疆的互市与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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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中原王朝与边疆的互动与联系，历代王朝实行了互市的开发制度。所谓互市，“指历代王朝组织内地商人携带瓷器、茶叶等商品，在朝廷指定的地点，按照规定的方式，在相关机构的管理下，在边陲及以远地区的蛮夷换取珍稀土产及马匹的商业活动”[10]。互市始自西汉，东汉时规模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形成了重要的制度。到了唐朝，以开元年间为最甚，中央王朝拟定条令、载其条目，不仅有效促进了边疆的发展，还把互市发展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这一制度对后唐和宋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宋朝，高丽、回鹘、黑水诸国，各以本地土产经边疆地域进入中原，与中原王朝交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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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互市主要以边疆各地乃至邻国的乡土特产的交易互换为主；自唐宋以来，历代王朝的互市，则主要集中于以茶易马、茶马互市的方面，今天我国边疆省份的许多茶马古道即开辟于此时。以明朝为例，茶马互市主要集中于北部边疆，无论是官茶还是商茶，都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同时，中央王朝也制定了十分严密的管理制度，如同对官盐的管理一样，“输课略如盐制”[12]。到了清代，生产的茶叶主要用于与西藏藏民的互市，为此，中央王朝在陕西设立了五处巡视茶马御史；在四川设立了盐茶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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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耕时代，把来自不同地域的物产进行交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开发边疆的手段，通过互市，能够将中原文明带到边远的疆域，不仅能够有效高效提升边疆的生产、生活水平，还能够强化边疆对中央政权的依附性。中国历代王朝的互市，主要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由中央王朝掌控的互市制度，加强对边疆夷狄的羁縻和控制，而通过互市，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有效促进了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道路交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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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对边疆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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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济领域的交流之外，为了能够较好地强化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治，历代王朝采用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开发策略——教化。所谓教化，又称“德化”或“文德”，指封建统治者通过发展封建教育、推行移风易俗等措施，提高教化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改变社会基层尤其是边疆诸族的观念和习尚，使之逐渐与内地合流，强化中央王权对教化地区的统治。[14]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对其文德教育的推行和强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5]。从教化的手段来看，主要是在边疆推行教育制度、开办学校；积极传播中原的生活习俗与风尚；变通和流易边疆诸族的风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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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历代王朝很重视在边疆兴办教育，汉代始，中央王朝鼓励边疆地区兴办教育，此时即有对边疆官吏热心办学的记载，“始兴起学校”，达到了“渐迁其俗”的效果。[16]隋唐开科举之后，中央王朝的教化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国家制度，边疆夷族子弟可以通过考科举的形式进入国家的官吏系统，而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就是中原王朝文化的集中；在边疆地区，为了配合科举制度的推行，大力兴办府州县学，以集中办学，开展教育的形式积极推动教化。其次，中央王朝在边疆地区积极推行中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对蛮夷诸族的观念和风俗逐渐进行渗透和改变，特别是对夷狄首领进行系列的文化改造，逐渐使其受到熏陶而融入中原文化，最终达到了对边疆文化开发和统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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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边疆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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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第一次以一个统一、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国家形态和新的国家制度，为边疆开发与建设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区别于王朝国家时期和短暂的民国时期，新中国的边疆开发与建设，有了全新的制度和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面临着新的环境和任务，有了一系列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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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开发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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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这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面临的边疆问题也不尽相同。例如，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而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到1966年之前，是党和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依据这样的时间节点来划分，在不同阶段里，新中国边疆开发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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