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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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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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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是学工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改行去研究经济。其实说偶然也不偶然，我从青年时代起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使人民富足起来。学工程也出于这个目的。后来发现中国受穷的原因并不是科技落后——那是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穷是因为经济制度错了，搞了计划经济。再后来，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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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经济学既不是别人教的，也不是自学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20世纪50～60年代我学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算不用功，可是越学越糊涂。用我学理工的思维方式很难理解那一套逻辑。50年代我就对运筹学有兴趣，其中要用不少优化理论。后来就专门学习数学规划，也就是最优化数学理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尔曼著的《应用动态规划》。它给我最大的震动是，一些极其简单的优化原则，竟然是许多复杂高深结论的基础。受它启发，我于1979年提出了择优分配原理，也是用极普通的常识来解释数学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这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解的方法。对于不懂数学的人来说，很难弄清楚拉氏乘数法是什么东西。我用择优分配解释了这一方法的经济意义，并从此推导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即一般均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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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里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和推导，以为自己的成果可以和贝尔曼的动态规划原理媲美。后来才知道，一个多世纪前的德国学者戈森早已得到过类似的结论，而且以后被现代经济学奠基人杰文斯等人加以发挥。国内学者王国乡也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且比我早。这使我感到沮丧。但仔细比较戈森等人的叙述，和我的推导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我将这一理论作为基础建立起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把微观经济学直接表述为寻求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并最后导出了集微观经济学大成的一般均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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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我参加了由诺贝尔奖得主克莱茵教授（当时他还没有得奖）组织的、由七位著名西方经济学家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培训班，两个月的听课极大地帮助我整理了自己的经济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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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到盛洪等青年一代制度经济学派的影响，对人们的利害关系及是非准则如何决定行为的制度问题发生兴趣，逐渐懂得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如何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以后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交换的本质，交换如何依赖于产权，交换与分工的相互依存，阻碍交换的交易成本，以及交换的推动力，即人们逐利的本性。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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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的推演过程十分简单。人们参与交换是为了从交换中得到利益。凡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为双方所同意，能为双方带来利益。所以交换是能创造财富的（与不交换比较）。此财富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利益。整个市场经济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是因为自愿的分工和公平的竞争。可以设想，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必定自发产生市场制度。可是这与人类历史的事实相悖。交换在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反复出现过，但市场制度是近三四百年中才建立起来的。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人与人平等，以及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经常被拥有特权的分子所破坏，直到人权思想逐步被确立，市场制度才得以发展和巩固。所以我们看到，现今世界上，凡是人权比较被尊重的地方，市场制度都比较健全；人权被破坏的地方都没有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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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权？我的回答也是简单得出奇，没有特权就是人权。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因为人权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特权则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否则就会引起冲突的权利。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我得出人与人地位等价的理论。用它来解释自由主义，竟得出超乎常规的理解，即自由主义理想是一种个人修养，每个人都不要干涉他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他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理想。用人与人等价关系来分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发现这个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让另一部分“奸佞之徒”趁机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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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的等价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它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从来的道德信条是人必须无私，人间一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引起的。但用等价关系来看待人际关系，得到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人有私心是符合人权的。丑恶现象并非由于个人有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己的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人与人不是等价关系时，穷人与富人，弱者与强者。还有遵守公共秩序也要求人们克制私心。公共秩序是公众的利益，其中也包括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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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如何从数学规划，经过经济学，来到了人权、道德和制度的研究领域。之后，我又深究的问题是：人权在历史进步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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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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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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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估计时至今日的5000年当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2500亿人口（此数是根据几个假定条件估算出来的），其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得很不幸。他们一辈子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从出生开始，就在饥饿中挣扎。大部分活不到壮年就死了。所以一直到公元182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26岁。就算勉强有的吃了，又往往碰到兵荒马乱，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灾荒和病疫经常会发生。到19世纪为止的人类，始终被马尔萨斯的人口受粮食限制规则所制约，不能摆脱饥饿和疾病。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科技不发达，但据我看，绝大部分的灾难是人类自作孽造成的。否则的话，人类发展可以加速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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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后，人类慢慢进入发展阶段，而且呈加速的趋势。最近50年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但彻底摆脱了饥饿，人口能够迅速增加，寿命也大幅度延长，享受的物质财富成10倍增长。当然，人类的自作孽还没有完全停止，所以挨饿的人照样还有。但是从规模上看，越来越缩小了。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人们挨饿是粮食生产不足，其实完全不是。粮食再多，没钱的人照样挨饿。他们的问题是没钱，只要有了钱，再多的粮食也能够生产出来。粮食生产的后备力量非常充足。也不光是粮食，当今全球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供给能力过剩的经济。有些贫困的国家，其所以贫困并不是没有生产能力，而是自作孽造成的。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亲身感受。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民，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增加了若干倍，原因是我们不再自己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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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过去几千年发展非常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9世纪以前的停滞和19世纪以后的快速发展？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人权观念的出现，慢慢得到承认，逐渐被确立，并且越来越巩固。为什么人权如此重要？道理并不深奥，只要没有偏见，很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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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最根本的人跟人的利害关系来分析。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即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第一种情况最好，其他三种情况都有人受到损伤。要防止其他三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强调不得伤害别人，或者每个人有不受伤害、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人权的最初思想。这个思想并不复杂，贯彻起来却不容易。像不许烫发，不许穿高跟鞋，不许在公园里跳舞，等等。做这些事没有伤害任何人，却曾经被严令禁止。现在这些行为已经自由化了。但是，类似的事还经常发生着，一个人没有做任何损害他人的事，甚至做了有利于别人的事，却说他犯了法。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但是他们的企业被关闭，被没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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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人类历史充满着悲剧。许多学者、政治家，都在思考怎样避免这些悲剧。有从政治层面着想的，认为人间悲剧是统治者的残暴造成的，所以主张统治者施仁政；有从道德层面着想的，认为人间一切坏事都是私心造成的，要避免对人的伤害必须取消私心，所以提倡反私；有从阶级分析出发的，认为罪恶来自阶级压迫，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必须取消拥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实现公有制；也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对坏人打击不力，所以要让好人专政，叫坏人永世不得翻身。这许多想法都尝试过，实践过，统统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这些想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抓住根本。根本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普通人常常被有权有势的人侵犯。要避免社会的悲剧，就要提倡人人平等，反对有权有势的人凭权势侵犯普通人。这就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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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提倡施仁政无效？因为万一统治者不施仁政就没有办法纠正他。有人想出了民主，让老百姓选举统治者，这个想法前进了一步。但是选举有其背景。残害人民的萨达姆在伊拉克也搞选举，而且得票率接近百分之百。难道老百姓真的愿意选一个残害自己的人当总统吗？显然不是，只不过被人控制，身不由己。民主选举是不错，但是首先需要有自由，有不被人控制的权利。这就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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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无私对不对？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对。有私心的人提倡无私，是叫别人无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侵犯别人的私。即使真正做到毫无例外地人人无私，这个社会也并不美好。人都没有了私心，人还追求什么？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人们以为自己无私可以服务于别人，让别人改善处境。可悲的是别人也已经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为别人着想，别人并不领情。无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社会。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不过一部分人有私，另外一部分人无私，倒是能够互相配合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当无私的那部分人？谁应该当有私的那部分人，倒是一个难题。其实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能够解决的，那就是承认人可以，甚至应该有私心，但是不得侵犯别人的私。或者说，私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不允许一部分人有特权可以侵犯别人的私。而这就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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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仁政和无私是中外古今典型的政治号召。因为行之无效，后来有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达到人类的共同理想，平等自由，个人获得解放。可是这个理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然，失败得如此彻底并不都是马克思的错误，很多政策不是他所设想的，而是各种各样的独裁者后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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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没有想到，公有制不可能让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只能由少数人代表公众来实施，结果把真正的所有者排除在外，变成了旁观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其次，他没有想到私有制固然有问题，但是公有制的问题更大。因为大家对公共财产漫不经心，缺乏责任感，官僚风气盛行，企业普遍亏损，效益低下，社会弥漫着懒惰气氛。生产萎缩，民众生活困难，连粮食都不够吃，成为短缺经济。这和私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所以后来发展的趋势不是公有化，而是世界性的私有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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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充满着杀戮、阴谋、背信弃义。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无非是争权夺利。但是说到底是争权，夺利还在其次。因为如果没有权，光有钱，这钱也会保不住。而只要有了权弄几个钱根本不在话下。“权”具有垄断性或排他性。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皇帝，一个部只能有一个部长。如果争夺的是绝对最高权力，争权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看看宫廷里发生的事就知道了。最高领导权的归属是通过最残酷的斗争获得的。最高领导人和他周围同事的关系，就是谁能够保持或者夺取这个位置。彼此的怀疑不论如何信誓旦旦也消除不了。开国皇帝都要杀功臣，因为不杀他们自己就有可能被杀。夺权要靠结成死党，靠威胁恐吓，当一切手段都用尽之后必定是靠赤裸裸的武力。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千年。要改变这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必须改变一方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一方得不到任何保护的状态。新关系应该是权利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任意侵犯别人的基本权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这就是人权。由于人权的确立，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不大有被阴谋搞下台的危险。但是他们也放弃了特权。如果有人到法院状告他们，他们得乖乖接受法官的质询。谁也没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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