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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社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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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城管打人，保安打人，已经不成为新闻了，大家快习以为常了。为什么他们容易犯打人的毛病？其实他们都是文化不高，收入也比较低的人，他们多半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什么会欺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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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中国的社会结构来找问题。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分层的社会，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在学校里没教过，到了社会上学到的生活经验更加深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平时他们处于社会的低层，经常受特权人士的欺侮，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可是一旦自己有了一点特权，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利用。城管和保安都要穿制服的，一套制服上身，就能够耀武扬威，平时受的气现在有了出气的机会。所以他们凭着自身的这套制服自以为了不起，动不动就会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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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和保安打人，舆论批评强烈，但不见好转，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并不是加强教育就能奏效的。它根植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层。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靠特权来维持秩序，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份遗产。它表现为每个人都自我放置在一个特定的阶层中，对上是顺从和逢迎，对下是发威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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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大家都说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封建意识太强，所谓的封建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与人的等级观念。因为有了等级，下级人的自由就比上级人的自由少一些，最下级的人就没了自由。我们老说要平等自由，但是并没有找出平等自由的障碍在哪里。其实就是等级观念，就是特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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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就是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中国的封建分层观念根深蒂固，从领导到群众，从官员到百姓，不约而同地遵守的规矩是特权和等级。尤其是领导中的某些人，他们从等级观念中获得特权，所以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传统，他们不愿意讲平等自由，用各种手段来歪曲平等自由，抵制平等自由观念的传播。到底什么是平等自由，有时候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但是反特权是容易说清楚的。所以中国迈向民主法治的道路是反特权，而不是直接诉诸民主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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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民间维权运动的方向也应该是反特权，而不应该是靠特权。比如通过上访求得问题的解决，还是靠一个更高的特权，纠正当地的特权对自己的侵犯，还没有离开“特权”这个范畴。这样的维权，最后还得靠特权。在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国家里，解决侵权问题不是靠上访，而是靠当地民众、政府和舆论的共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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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视为道德的黄金律。它的出发点就是人人平等，不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其实平等待人很简单，遵守公共秩序就是平等的表现。而有些人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目中无人，排队加塞儿，随地吐痰，都是突出个人，不喜欢平等，喜欢搞小特权的表现。有些国人到外国旅游往往高声喧哗，不文明，不懂得尊重别人，只顾自己，是素质低的表现，也是因为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不把别人看成和自己同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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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培养了中国人不平等的习惯。多数人反对官吏的特权，但一旦有机会自己也想搞一点。这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官员都是百姓变的，所以实现平等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一个全民族的自我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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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是一副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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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精神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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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时间，我不太上网，不过从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也知道有许多评论我的文章，好的坏的都有。一方面有人骂我是伪学者、伪君子等。我并不计较这些，也懒得去反驳。另一方面又有人把我抬上天去，把我变成了圣人。其实我二者都不是。我是一个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需要和错误思想作斗争，也经常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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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枉我是伪君子的人，有一些是我认识的。其实他们是很有热情的青年人，但是缺乏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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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专政的人不讲宽容还情有可原，为什么追求民主的人也缺乏宽容呢？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这二者几乎是等价的。向往民主的朋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用绝对和严厉的态度追求民主，一旦“事业有成”，对国家和社会并非是一件好事。宽容是一副良药，它能防止因判断错误而干的坏事。虽然宽容本身也可能犯错误，纵容了坏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做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因宽容而犯错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宽容而犯的错误远远超过因宽容而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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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从来没有民主的生长土壤，这个词翻得很不准确。民主容易误解为人民当家做主。如果这样理解民主，结果必将是内乱纷争，因为谁都是人民，都有理由当家做主。你是人民要当家做主；我也是人民，也要当家做主，岂不就争起来了吗？把民主理解为协商和宽容，和专制的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说了算不同，争论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有人批评中国人民主讲得太多，宪政讲得太少。这批评是对的，就因为民主这词没有点到要害。当然呼吁民主也是有用的，对主张专制的人会有一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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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我觉得主张宪政还不够，宽容才是最后的精神。没有宽容的宪政必定是争争吵吵的议会闹剧。只有本着宽容精神的协商合作，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当然，宽容是有前提的，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宽容是指放弃对别人指责的权利。奴隶对奴隶主就谈不上宽容，因为他根本没有指责主人的权利。而且奴隶对奴隶主反抗是正当的，强求他们讲宽容，难道要他们永远当奴隶吗？如果人和人不平等，就排除了宽容的可能性。当人和人已经处于平等地位时，或者说，在已经有了人权和民主的社会中，彼此之间既可能互相宽容，也可能互相苛刻。所以说，宽容是人权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最重要的原则。现在我们还不是人权社会，但对将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有共同的认识，而且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培养宽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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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宽容是必需的。不论别人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哪怕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也应该抱着宽容精神。因为正确和错误往往并不容易判断。自己认为正确的未必真的正确，认为错误的未必真的错误。历史上这一类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是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甚至有些非常有水平的学者都在这方面犯错误。写文章挖苦人，其实是损人利己，从让别人痛苦中获得自己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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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精神体现在生活中，就是“得理还要让人”。现在社会上的纷争越来越多，法院里的官司层出不穷，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认为官司必胜无疑。一旦宣判败诉，一百个不服气。至于马路上吵架的事几乎天天都能看见，双方面红耳赤，青筋爆裂，理都在自己这边，别人统统都错了。按理说，真理只有一个，总不见得对立的双方全都站在真理的一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认为问题就在“得理不让人”。如果懂得得理要让人，大部分纠纷都不会发生，事情会顺利得多，既少了气恼，又省了时间和精力。这种纷争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讲都没有任何一点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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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得理还要让人？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能被双方同时接受的客观的理是不存在的。各人立场不同、经验不同、教育和家庭背景不同，判断是非的标准也不同。岂止抽象的“理”不同，连对客观事实也会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认定。例如美国的辛普森案，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截然相反。他或者杀了人，或者没杀人，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事实。但是判决根据不同的物证推导出不同的结论。刑事审判认定他没杀人，无罪释放；而民事审判认定他杀了人，要赔偿损失。连事实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何况“理”呢。既然没有一个绝对的是非标准，如果大家都坚持按自己的“理”办事，冲突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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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习惯于坚持自己的理由，对对方的理由根本不予考虑。或者虽然知道对方有他的道理，但不愿去替对方着想。似乎不替对方着想，对方的理由就不存在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得理不让人”，进而引起冲突。这个世界终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企业和企业之间，领导和职工之间，同事互相之间，乃至夫妻之间发生的矛盾，多半是各有各的理，并抱着得理不让人的态度，结果是小矛盾发展成大矛盾，甚至引发《醒世恒言》中“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那样的故事。这种事的现代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小则恼得一肚子气，大则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人间的许多悲剧就是双方得理不让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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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得理不让人的人，有时候被称做“刺头”，说明这种人不受欢迎。他们习惯于斤斤计较，寸步不让，而且从来不做自我检讨（但是经常要求别人做自我检讨）。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认为自己占了理。他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按照规矩办事”。殊不知你有你的规矩，别人有别人的规矩。只讲自己的规矩，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错，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理，本来是疏解矛盾的原则，可是到了“得理不让人”的人那里，反而成了矛盾产生和难解的原因。其实，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理”，得理还要让人，才能减少纠纷，增进合作，让每个人生活在一个更融洽、更友善、更宽容的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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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强盗、小偷、杀人犯要不要宽容？这是另一类问题。就事论事，应该以直报怨，该制裁的要制裁，该处罚的要处罚，但是要与人为善，从教育出发，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更全面、更历史地看问题，还是要有宽容精神。这些人之所以去偷去抢，难道社会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收入分配的不公，司法的不畅通，教育的不普及，社会风气的引导，都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以德报怨”是有道理的，初看是过于纵容，于事无补，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解决问题更根本的办法。全世界反对恐怖主义，能不能见效，就看是否有宽容精神。或者说，现在反恐怖之无效，正因为缺乏宽容的反省精神。以德报怨看似不合理，但它是许多宗教能够存在几百几千年的原因。基督教主张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打，普通人难以理解，但这个主张持续了几千年，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有内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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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都发生过独裁者对人民大范围的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被莫须有的罪名严刑拷打，判处死刑或者流放。有许多人就此从人间蒸发，再也找不着了。在苏联及拉美、非洲的几个国家都发生过。凡是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地方，都面临着如何对待过去参与屠杀的集团的问题。如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冤冤相报如何了结；如果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对残害人民的专制者施以惩罚，又怎么能防止以后的类似行为？所以一旦发生大批量的杀人事件，处理起来总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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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罪行的主要责任者都是显赫的政治家，对他们起诉，与其说是为了报复，不如说是为了教训后人。社会要达到的目的，是他（们）个人真诚地承认错误，作出最能表示改悔的行动。这样的要求虽然不高，但是对于过去万人之上的领导人来讲，绝不是容易的事；必须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才能放下架子，当着大众的面忏悔。这样的事只有在原来的政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倒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良心发现，而是说良心只有在巨大压力之下才能被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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