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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未来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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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3位受访者中有21人（除了珍姐[3]和小李）表示不太想找长期、固定的工作。小姐心目中的“找工作”是相对于打工来说的，打工是指在工厂、发廊、美容院等场所做事，而工作更偏向于我们平常说的在企事业单位领工资的性质。打工在她们之中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虽然不时地有关于打工妹如何努力干到管理层、赚到多少钱这样的励志故事，但打工这条路还是因其收入低、环境恶劣、规管严苛和缺乏自由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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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站街女小宋在进工厂前以为打工会认识很多朋友，大家一起聚在厂里会很好玩。那时她18岁，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很兴奋地从四川老家到了广东东莞，找到了一份在一个小型制衣厂里钉纽扣的工作。7个月后她到了深圳成了一名站街女。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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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宁愿自己在街上也不要去打工。我觉得自由自在很重要吧。年轻人都喜欢自由，没人愿意那样待在工厂里，天天流水线，出都出不来，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扣你钱，你说都不用说，还得看他脸色。我们这样至少自由一点，也不用起早贪黑，回来就家里待着，想干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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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里她的所有工作就是不停地钉各式各样的纽扣，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都要瞎掉，眼冒金星，起来感觉路都不会走了”，工资才400块不到，加上加班费才拿不到800块钱，而且厂里规定试用期起码要3个月，这期间不能离职，否则就不给工钱，老板觉得水平够了才能转正，才能提工资到600块左右。只撑了一个多月她就已经觉得受不了了，总是想走，组长还嫌她动作慢，会出错，常变着法儿骂她，说她是“蠢猪”、“不明白”、“瞎了眼”什么的。她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忍辱负重”，半年后实在顶不住了就辞工出来了。阿冰说她的一个堂弟在厂里受了伤，老板只象征性地给了一点点钱，连住院两三天的花销都不够，刚好一点就马上要他干活，不干就走人。Bobo在玩具厂打过工，她说工厂的饭菜就像猪食，一顿饭有两块肉就不错了，汤也是“像洗锅水一样淡”。她说工厂“都不把人当人”，什么都要扣钱，动不动就拿他们最在乎的钱来惩罚他们：上厕所超过时间要扣钱，请病假要扣钱，带人回宿舍要罚钱，流水线上讲话要罚钱……“人都像机器一样”。这都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也不想忍受那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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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一天到晚待在工厂，除了干活还是干活，累得半死。住又是十几个一间房，里面又脏又乱。干完活就上食堂，吃完就回宿舍，一头倒下去就睡，也没有什么周末不周末的，每天都一早起，又不能出去，什么娱乐项目都没有，偶然一个下午不用加班就欢天喜地了。人活得那样还有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上厕所抬头看看外面的天我都想哭！我后来也想通了，不管怎样，年纪轻轻总不能就那样熬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想到就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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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虽没在工厂做过，但也听说了不少，她觉得工厂工资太低，根本没法通过它过上想象中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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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最多1000多块。比起干的活，这点钱真不算什么。工厂那种环境，工作的车间、住的都很差，也没法出来看看，就待在郊区工厂里，城市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有个亲戚就在工厂做嘛，反正一年到头也拿不到多少钱回家。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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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厂来说，对人身的限制是最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工人没有自由，吃住劳动甚至拉撒都受到严格规管。对于女工来说形势更为严峻，生理期、孕产期安全没有丝毫保证，还要忍受来自男同事和上级的性骚扰，未婚怀孕、患性病、被强奸等事件层出不穷。没有自由和自主，也体会不到城市的先进，农民工被“卡”在现代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在工厂制度下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既脱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又被排斥在“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制造的资本主义浪漫”之外（Ma and Cheng，2005：310），两头不到岸。他们劳作在社会底层，没有社会地位、权利，无法体验现代的生活方式，更缺失的是个人表达和追求的空间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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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缺乏良好教育与技能的这群女性来说，除了工厂工之外恐怕也难以找到她们心目中的那种“工作”，比如进写字楼做文员、做白领等。因为可能性小，“找工作”也逐渐失去了其吸引力。没有其他选择，面对自己成为性主体、都市主体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她们发不出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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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困境下，另辟蹊径不啻为一种勇敢的尝试；常规“工作”之外的其他选择便成了她们的“蹊径”。在鼓励自谋出路、自主创业、自食其力的今天，自己“出来”、“做生意”等名头为她们披上了一层独立、自主、精明、能干的外衣，而她们在这个行业中摸爬滚打也确实积累了人脉、经验，开阔了视野，为她们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积攒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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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小姐”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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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她们弃“性工作者”这个进步的赋权之名，却采纳这个在我们看来已经十分污名化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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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绍祺在其对香港“男妓”性别身份和对抗污名策略的研究中指出，很多“对抗污名的技巧同时也是性别策略”（Kong，2009）。他回顾了文献中关于污名管理技巧也是合理化策略的讨论，提出娼妓研究中有关社会污名的分析应加入性别视角的观点。香港“男妓”理解和应对污名的故事使他注意到，他们的合理化策略很多时候亦是重拾男性气概的策略。中国文化崇尚男子的担当，社会规范期待男人做值得尊敬的人、有责任心的人，“男妓”强调自己的这种文化属性，将自己置于霸权式的男性气质之下（同上：37），以弱化“妓”的污名。本研究也采用了这个分析框架，探讨小姐对自我形象和身份的构建。“小姐”这个名称不仅是弱化污名或曰转移视线的方法，更是一种性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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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作为去污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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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分析过小姐不喜欢“性工作者”这个称呼的原因，它太直接，而且只强调了性——恰恰又是中国社会里比较忌讳的——似乎她们只卖身、卖性来换钱，高度违背了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习性。这个词听起来其实和中文里另一个充满了负面色彩的词很接近，就是“卖淫”，后者也是突出了性与肉体以及换钱的性质。小姐的日常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她们可以是这个身份，也可以是那个身份，还可以是几个身份同时拥有，因此她们不想把自己定义为“性工作者”。“小姐”这个词比较模糊，涵盖性强，没有特指她们的“工作”内容，玩、做生意、出来、PR（公关）、陪酒等都是，而且在城市环境中它还是对年轻女性的常用称呼，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弱化她们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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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污名技巧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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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阐述过，“玩”是小姐对于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的一种理解方式，尤其是对于以下的几种情况来说：站街、应召上门、被包养或在家工作的小姐没有所属公司或老板，无须遵循什么规定或规矩；她们有抽烟、喝酒、赌博和嗑药习惯或爱好，使所谓的“工作”和玩乐难以区分；非常年轻的女孩，对现在和未来都没有计划；觉得现在的阶段只是暂时性的，过一天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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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叙述不仅描绘了小姐日常“工作”中娱乐及玩乐的部分，更提供了一个让她们忘却烦恼、减轻负担的空间。它不像“性工作者”那样直接和具体，重要的是，它淡化了她们“无所事事”、“毫无目标”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污名；将其看作生活中一个过渡或暂时的阶段也减轻了缺乏生活目标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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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污名技巧之“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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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小姐年头比较长、较有经验的，比如珍姐、明姐和海斌，还有生活目标较清晰的几个人，比如小李、阿美和阿静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根据不同的需要，她们还把自己称为“公关”、“部长”或“业务主任”。这也是一种去污名技巧，因为做生意具有城市特性，这么说让小姐们觉得有面子，也赋予她们一种现代、成熟、精明的形象。与精明的商人接触多了，她们也沾染到一些他们的习气，说话变得老到和圆滑。她们觉得自己能参与进客人的生意之中，慢慢地认识更多人，在做小姐期间尽力为自己积累社会资源，是一种“长期投资”和“灵活积累”，自我感觉便会良好起来。比起“性工作者”这样的称呼，“做生意的”听起来更高级、更有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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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污名技巧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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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小姐们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了，既直接又委婉，既清楚又模糊。她们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不清楚自己之后要干什么，对于现在所做的事又怀着一种不想道明的态度，那么这个词就是最好的说法，一切都是开放的，什么都是有可能的，用流动来解释，用不定应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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