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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第八章 性资本：自我实现的另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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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身负外来人口和小姐的双重污名，缺乏教育，没有技术，没有正式工作及其带来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缺少社会资源，经济状况不稳定，人脉关系薄弱，甚至连基本的公民权利都缺乏保障的小姐，如何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能分享到现代化的果实？对于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女性，到工厂打工、做服务员、做保姆等是主要的路子，但我接触的这群小姐用她们自己的经历挑战了这个“大众化”的选择，可谓另辟蹊径。通过分析她们关于农村生活与贫困以及城市生活体验的话语，我们能进一步了解她们流动到城市与进入娱乐行业/性产业的决策。抛开经济驱动这样一个普遍的说法，细究她们成为现代化主体、都市化主体和性主体的欲望又能使我们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做法与选择。本书前面的章节从恋爱、婚姻、情感，农村与城市生活体验，对“性工作”与“小姐”的理解与认同，以及日常策略等方面展示了小姐如何在多重歧视与困境下积累身边的资源，通过微小的、碎片化的协商与抵抗努力在现实生活的狭缝中拓展生存的空间，令自己能更好地立足和发展。她们最大的资源是她们自己，尤其是身体、性与性别带来的资源与力量。她们身为小姐的经历与经验以一种激烈的方式促成她们的自我成长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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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身体、性与性别是如何成为能使她们得到物质与情感回报的资源的？这中间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生？身为小姐的这群女性从这个转换过程中得到了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讨论性资本（sexual capital）或情色资本（erotic capital）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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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性分层与性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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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性资本的概念，使其独立于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前提是性应该成为一个能单独讨论的场域。现代都市中与性相关的生活是由每个个体在不同场合中的互动组成的，比如在酒吧里的约会，在餐厅的烛光晚餐，在咖啡店的会面，在卧室或酒店里的密会，在虚拟网络中的聊天，或以更新的形式进行的相亲活动等。为了得到他人的青睐，在这场竞逐中赢取更多机会，人们会根据他人的反应、社会角色的假设和自己的喜好等提升自己的外在与内在。为何有些人较易成为他人心仪的对象或注意力的焦点，换句话说，就是“男神”或“女神”？其中既涉及个人互动层面上的喜好与选择，又涉及更广阔意义上的基于社会规范与预设模式的择取标准。前者发源于后者，时时被后者影响。在这样的标准下，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符合某种审美价值，就更受欢迎。性的生活，在这个层面上，就和别的生活领域一样，存在以此领域特定的身份高低来进行分层的现象（Martin and George，2006；Gree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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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层（sexual stratification）也是一种社会秩序，人们往往好奇于这里面决定身份高低和分层的机制和过程。学界的讨论大致建立了两种分析取径，一种以市场解释性选择（Laumann et al.，2004），另一种是布迪厄式的场域理论（Martin and George，2006；Farrer，2010；Green，2011）。前者作了一个市场的类比，认为人的择偶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据个人的特质来进行择取，但与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不同的是，性市场强调的是使能与限制个人性行为的社会与文化结构。性市场是一个觅偶竞技场，里面发生着各种交换、交易与竞争（同上：8），每个人的择偶条件、期望和性行为、性关系模式纵然不同，但却是嵌入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即个人的关系网络、意义系统、性脚本、所处的社区文化和社会文化等都对其有影响。性市场强调的就是这些看似个人的条件实则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形成的。社会同质性是性市场分化的重要因素，比如在异性恋主流社会中，异性恋思维与习惯通过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得到固化，同性恋市场在这里就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一个中产阶层白人男性的性偏好与性观念无疑与他一向接受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工作，宗教，接收到的媒体讯息有关（Laumann et al.，2004：10）。也就是说，性市场与社会化、制度化力量有着重要关联，它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的择偶、交往和性行为不是单纯的自由意志下的完全交换行为，它既有个人自主的一面，也有社会限制/使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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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分析取径则将性分层视为社会秩序的议题来讨论，谁较招人喜欢的性选择问题其实是一种分配问题，布迪厄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的概念可以应用到其中。在这一套话语下，社会规范等因素支配下的评判系统带来的个人身份的差异和秩序是造成择偶差异、产生性场域（sexual field）竞争的重要因素。有些人拥有更多或更“优质”的资源，他们获取其他资源的机会也较大。美国学者刘雅格（James Farrer）在其关于上海的外国男性与中国女性约会的研究中将性场域定义为“由社会、政治制度构建的具有社会文化界限的性关系场”（Farrer，2010：75），他指出只有当性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或部分独立于其他场域的竞技场存在才可能有性资本的概念。吉登斯认为，从20世纪的西方国家开始，性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场域，个人在其中可以较为自由地开始一段亲密关系，越发与婚姻无关，与婚姻相关的经济和身份状况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小（Giddens，1992）。纯粹关系甚至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都不相关，在这种关系下，任何外界的标准与影响都可以消除，双方都将十分坦诚，只为了满足感情需要而在一起，不考虑任何外在的因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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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场域中造成身份差异的因素与别的场域中造成身份差异的因素可能是不同的，和其他场域中的资本，比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可能相关，也可能无关。比如，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中产阶层白人男士在他的同性恋圈子里未必很受欢迎，可能是因为他的外貌、性别气质、行为习惯、个人风格等都不太符合这个圈子的偏好；传统上一个有着靠谱教育与职业背景、有良好赚钱能力的人在婚姻市场中可能拥有更大的机会，但这也不是决定性的，人们还要考察他或她的长相、个人性格、在关系中的处事能力等。对于良好两性关系的建立来说，起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是性资本，尤其对于缺乏前面所说的那些资源的人来说，后者更关键。因而英国学者哈金认为性资本是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外的第四种个人资产（Hakim：2010，2011），刘雅格将其定义为“在性场域中使人能成为性主体的个人的资源、能力和天赋”（Farrer，2010：75）。在性场域内，性资本决定惯习，决定了个人所处的位置和他或她能去往的方向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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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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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既以集体欲望的形式塑造了特定群体的伴侣选择标准（Green，2011：247），也在个人层面上决定了其性选择的难易程度，影响了个体在性场域中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性资本一方面是某些特定群体特质与喜好的积累与反映，比如，某个同性恋社区中的人可能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性偏好，而且通过建筑空间、场景设置、文字、影像等形式将这些意识形态投射出来，形成特定的同性恋亚文化，同时塑造着他或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气质和秉性，这里的人走出去，或到另一个同性恋空间里的时候这些就会成为其性资本的一部分，影响着他或她的身份与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是个体界定其在性场域中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资源，包括外表、情感与社会文化风格（同上），比如人可以改变发型、妆容、衣着等外在特征，脸型、身形等体貌特征，以及语言行为模式来迎合一定的社会期待，提升自己的“受欢迎程度”。这就是布迪厄意义下的“第二天性”（Bourdier，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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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哈金与刘雅格之前就有学者对其进行过讨论，将其用于对性病、艾滋病的预防上面。这些研究将性资本定义为个体在性行为方面拥有的能力，比如选择性伴侣的习惯，拥有的个人关系网络，性行为习惯（包括是否使用安全套、是否有不安全性行为），在亲密关系构建方面的能力，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意识与能力等（Michael，2004）。随后马丁和乔治（Martin and Geroge，2006）、格林（Green，2008）等人的论述中也已明确使用了性资本一词，他们的建构着重在性吸引力这一点上，也主要用其来分析同性恋文化中的性分层现象。哈金的理论定义则较为全面。她指出性资本有六或者七个重要元素，分别是美貌（着重面貌与外形的吸引力），性吸引力（着重性感的身体），优雅迷人、互动技巧、让他人喜欢上自己的能力等社会性技巧，包括身体活力与幽默等社会性活力在内的活力，衣着风格、发型、配饰、妆容等自我呈现的能力，包括性活力、性想象、性技巧等的性能力，以及在某些文化下非常重要的生育能力（Hakim，2010）。她还特别指出了“情感劳动”的重要性，即第三个元素所指，因此性资本是一种操演，是习得，是可以被内化的第二天性，它不仅在择偶、婚姻市场中显得重要，在其他类型的劳动市场，如在政治、体育、广告、媒体、艺术领域和社会互动中的各个环节中也非常重要；它不仅在性少数群体中重要，在异性恋文化中也重要。裴谕新以上海“70后”女人网络性爱的具体案例研究了性资本的构成，她较为强调她们从性经验中的转化，比如从自己的性实践中转化出知识、技巧、策略，具有这样的转化能力就具有了性资本（2013：45）。她认为通过网络和网络性爱经验建构起来的性资本包括新的自我形象，对性、爱、婚姻的新看法，新的性知识与技巧，以及新的生活政治策略（同上：159-164）。她的研究与我想表达的意思较为接近，我们讨论的都是女性的经验，都强调了女性在这个过程中的自主性，我们的研究都是拼图的一部分，可以使读者对性资本这个概念有更清晰的了解，然而我也有自己想要强调和更具体阐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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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学者对性资本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Farrer，2010：75），一个是基于贝克（Gary Becker）人力资本的经济学理论（Michael，2004），另一个是基于布迪厄场域概念的社会学理论。无论哪一派，都认为性身份是不能折合到其他身份类别中去的，性分层的理论应该要解释性身份的分配制度与个人“投资于”性身份的动机。布迪厄场域理论启发下的性场域概念在性的喜好选择与欲望是一种该场域内的社会建构而非自然形成这一点上要解释得比较好。在场域理论下，资本之间是可以实行转换的。哈金在讨论性资本价值的时候说，在公领域与私领域紧密相连的情况下性资本具有较高的价值，比如在政治、媒体、娱乐领域；那些需要更多商业技能、社交技巧与展现公众形象的工作，从业者通常是较为高端的，例如政客、皇室、公司高管等，需要性资本的情况也比一般技术性的或日常行政性的工作要多，因为对于前者来说，私人生活往往是其公共操演的一部分，也就是“情感劳动”的部分会比较多。另外，在高文化、社会、经济资本水平时性资本的价值也会高，比如领袖人物、公众人物需要更多的社交与形象展示，那么优雅、富有吸引力等性资本特质也就具有了较高的价值，而水管工、技术人员等不需要这样的性资本，性资本的价值在文化、社会、经济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也就较低（Hakim，2010：503）。因此，性资本就与社会分层有一定的关系。身份、地位较高的人通常也会找寻性资本水平较高的人结婚，他们的子女也就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性资本水平，这样的代际传递又会使性资本逐渐产生社会分化从而具有阶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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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学取向的讨论则能较好地阐释个人对于性资本投入的动机问题，比如个体认为其投入能换来高回报的时候有更大的积累与利用性资本的意愿，这是一种理性选择。格林以戈夫曼的自我呈现与“前台”（front）概念阐述了一个大型北美同性恋社区中的个人为了获取更高的性身份与地位所做的提升性资本的努力——在互动中意识到性选择中偏好的存在，意识到性场域中的竞争，审视自己的身体与风格，定位自己从而看到差距，作出回应与转变，拿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一种“前台工作”，像照镜子一样，具有高度自反性（Green，2011：258）。身在上海的外国男人虽然具有种族上的“优势”，但为了得到性愉悦和性吸引力上的自我满足感，他们还是会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塑造合适的男性气质，迎合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对外国人的想象（Farrer，2010：85）。这些例子里性资本的积累与运用都有很强的理性与策略性（同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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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资本概念独立拿出来，不再依附于对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的讨论，是研究性作为一个独特和相对独立（或至少部分独立）的生活领域呈现的分层现象的一个创新，也回应了当今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择偶与婚姻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开放，它不像以前，婚姻由家庭和长辈决定，由阶级、种姓、宗教、地理位置、年龄和经济状况决定，而是具有了跨种族、全球化的特性；人的情感与性生活更自由、更丰富多彩，性别关系也呈现复杂多元的趋势；除此之外的其他领域也越来越具有“情感劳动”的色彩，对个人的自我操演、印象管理等有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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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学者的讨论正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关于性市场、性场域、性资本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这些讨论之上，我想要以珠三角地区小姐的经验回应性资本的内涵、交换方式和阶层因素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性资本包括的元素，哈金已经综合了其他学者的论述，涵盖了视觉、美学、身体、社会与性几个方面，我更想强调的是性资本带来的象征意义与心理满足感（Ding and Ho，2013），以更好地呈现性资本的“内敛”特性。这也将回应前文提到的“理性与策略性”的问题。第二，学者都提到了不同资本间的互换，但没有明确阐述这种交换是如何发生的，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大，和什么因素有关。而这些都是与阶层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性资本在这样的语境中肯定呈现不同的特色。现有文献在阶层问题上没有清楚的论述，但对于性资本的分析不能脱开这个维度，小姐的例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回应性分层的机制，具体来说，是阶层话语下社会分层中的性分层问题。第三，我用性资本的概念进一步回应本研究构建的欲望的理论框架：性资本是造成分层的原因，但也能体现个人能动性，它未必是计划性、策略性的能动性，更多的是一种以欲望形式展现的个人挣扎、协商与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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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货币与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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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农村妇女有非常多的刻板印象和先入之见，比如保守被动、老土落后、粗糙衰老、对身材样貌毫不在意、没文化、粗鲁、顽固、不讲理，同时又暗含着一种原始的色欲，如性活跃、生育能力强，似乎土壤肥沃（郑天天，2007：94-101）。她们来到城市，面临户口、保障、安全、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要通过在工厂打工或婚姻在城市立足、生存，甚至追赶上城市人的生活质量、实现自己的梦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做小姐就像一条危险、不定、复杂的路，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并非很好的选择，但它可能使她们更容易接近自己想象中的生活。成为小姐，就要面对更多的歧视、压制和困难。在珠三角，有许多正当年、青春漂亮、有活力的小姐在“竞争”，要“杀出重围”实属不易。小姐们不能只靠提供直接性服务生存，还需提供多种类的半色情或不涉性服务，最常见的有聊天、陪伴、喝酒、唱歌、跳舞、玩牌或骰子、猜拳、租女友等，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及能力来赢得客源、留住客人和换取物质或非物质报酬。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小姐们还需经受性别与职业压力，在社会分层和性分层中无疑都是处于底层的，她们没有资源，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这是唯一可以用来换取其他资本的资源，所以要做的就是尽力积累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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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性资本对于她们来说也不是自然拥有的，她们刚出来做小姐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处于贫困或经济不宽裕的境况，连买件衣服、弄个头发都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哈金和格林等学者在讨论性资本的时候都没有涉及社会阶层的维度，只是直接将容貌、体形和个人风格等的转变归为性资本的几个核心元素。刘雅格在研究中曾指出，性资本与个人的经济状况、政治所属等相关，但个人的性身份未必是其经济地位或身份的直接反映，其中种族是很关键的影响因素（Farrer，2010：74）。类似的，在中国城乡二元的大背景下，阶层因素不可被忽视，不同的是，它犹如加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使得原本缺乏资源的人更缺乏机会，原本拥有权力与资源的人拥有更大权力与更多的资源，拉大了差距，加剧了不公。换言之，性身份、地位在某些人群中可能会更直接地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的影响，比如农村人口、流动人口等，这也能部分解释为何在中国农村地区“剩男”现象十分严重，而官员腐败问题又通常与情妇和“个人生活作风”有关，即权色相连。对于小姐来说，学者描述的外貌上、身体上与观念上的转变都不能理所当然发生，要得到性资本，首先要积聚足够的“性货币”，即交换的媒介。我的研究总结了四种类别的性货币，分别是外貌与身体的美，性价值观、性知识、性实践和技巧，娱乐技巧和性别操演，以及性和情感的成熟。这些性货币是用来换取更多物质报酬、城市生活的便利、人脉关系、自尊、情感能力和生活认知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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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与身体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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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不同学者的论述中都被认为是性资本中最重要的元素。我认为美这个元素应当包括皮肤、妆容、发型、衣着、饰品，以及由外表管理产生的个人满足感与美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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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都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和外貌，尤其是在夜总会、酒店、KTV等室内场所上班的，在服装、护肤和化妆品上的开销比较大。皮肤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范畴，对于亚洲女性来说皮肤白皙是通用的审美倾向，是年轻的象征，更具有一种城市意味——城市的人通常无须风餐露宿，也无须经常日晒雨淋，他们大多在室内和有空调的地方上班，因此皮肤都会较细腻柔和，而农村人由于劳作方式不同，肤色往往较深，也比较衰老。这种印象经由各种媒体的渲染和商业运作得到固化和放大，铺天盖地的防晒、美白、抗衰产品不仅强调这些功能的重要性，而且将是否选用上述产品总结为一个女性是否具有自我保护意识、现代意识、生活技能，甚至是否关爱自己的评判标准。同样的，着装、妆容、饰品也是如此。是否跟得上潮流也成为一个人是否拥有正确生活态度的评判标准，是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象征，也是人们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之一（Zheng，2003：157-158）。在这样的话语下，谁也不愿成为跟不上趟的“土老帽儿”，因而外表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尤其对于小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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