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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170315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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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关于研究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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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的每一步我都会问自己：这些地方做好了吗？之前的工作有什么不足？从研究开始至本书形成的今天，已时隔10年，10年间我作为一名研究者也好，作为个人也好，都成长了不少，回头再看这个研究，有了更多的感悟。由于本书的大部分田野工作是10年前做的，囿于当时的经验与条件，很多地方是可以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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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一定是关乎研究对象的数量。这既是一个局限，也是关于质性研究一向存在的争论。本书所说的23位受访者，指的是正式接受过访谈的人，实际在这几年的社区考察中接触和交往的人远不止她们，还包括很多其他相关的从业人员和没接受正式访谈但接触过、认识的和聊过天的小姐们。也许这样一个数量难以谈代表性和普及性，但质性研究本身的关注点也并不是这些，代表性的问题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来说是定量的思维，它要解决的是普遍的规律性问题，因此要考虑是否可以以少当多，得出一些可推广的结论。我要关注的是每个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所以我更在意她们的“与众不同”：自己赋予自己行为与选择的个人意义、生活方式、个人故事及呈现自己故事的不同方式等，这些都是不可简单归纳或分类的。每个故事和每个人的感受都具有情境性和条件性，它的呈现与解读都需要结合当时当地实际进行，而它出现的意义在于丰富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就像拼图中的一小块，各个不同的小块组合起来就会拼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大图，我们每多了解一些，就相当于为这个巨大的拼图贡献了新的一块，不同的学者所做的努力会使我们能看到的图景越来越大，总会比原来更趋近完整一些，虽然真正的完整在实际中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我也并不想讨论代表性的问题，我的目的就是呈现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呈现多元和差异性，让读者能看到更多，这样我们就能对性产业从业者的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尽量减少以偏概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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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受访人数越多越好，我们看到的图景会更加多样，在人数增加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包括进更多不同类型的场所。我的研究中涉及的场所有街头、住所、发廊、休闲中心、洗浴沐足馆、卡拉OK、歌舞厅和夜总会，室内场所的档次各不相同，消费水平差异也很大，小姐在里面受到的各方面的规管、工作条件和收入也会很不一样。由于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和个人资源有限，我进入的基本都是所谓的低端、中端场所，最高级的是当时的四星级酒店，没能进入更高级的。可能到今天我也未必有机会能进入那些地方，因为一切都与金钱和权力有关，出于保护客户隐私等原因对小姐的保护机制应该较强。在更高端的场所里，小姐的来源、外貌和身体条件、能力等都会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受教育水平可能更高，也许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外表管理可能更好，更会打扮自己，懂得更多时尚，更国际化；个人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也会更强，有可能英文讲得好；由于掌握资源不同，自己对生活可能有更大的掌控性。她们要面对的客户是所谓的高端人士，比如富人阶层、商业精英或外国客人，要求不同，所以条件也不一样，那么收入水平、个人经验就肯定非常不同。她们进入这行的动力是什么呢？行业体验如何？对行业和身份的认知会不会有不同，有何不同？她们会面对什么困难和烦恼？她们的欲望又是什么呢？行业给予她们的回报是否能满足她们这些欲望？这些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认识和启发？这些只有通过高端市场中的小姐才能考察。这始终是我的好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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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过我论文的人问过，为什么你的东西读出来是一种玫瑰色的图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在“研究方法”一章里也有过简单的叙述。玫瑰色，就是粉粉的美好，好像看不到通常想象中小姐忍辱负重、饱受摧残和压迫的样子，取而代之的是自我的成长、转变、抵抗、力量、尊严、满足等较为正面的生活样式。这首先关乎我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目的。我们已经看过了太多关于她们的负面报道、研究和文学作品，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文字、影像，从哪个方面来说，几乎都一面倒地将她们刻画成堕落天使的模样，糜烂虚幻，没有根基。但是，难道她们跟其他人都不一样？难道她们生活中就只是黑色？我总感到我们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因为之前采取的大多是问题视角，我们总是聚焦于所谓有问题的地方，把她们视为失足、失能、失败的人。但在本书中我也提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悲哀之中必有崛起，苦痛之中必有释放，无奈之中必有躁动，她们不会只是被动承受压力，她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以自己的方式在这艰辛中活下去。我非常想了解另一面是怎样的。我在访谈中就会更倾向于这些议题，虽然大部分时候我是让对话自然流淌的，但我的出发点和研究目的决定了我的视角和方向，我在解读的时候也会更关注自主性的一面。我想这本书成为一片黑色中的一点点光，哪怕真的只是一星半点，也能让人看到事情的不同面向，这样我们的拼图就会更趋向完整。所以，所谓的玫瑰色首先就是由我的关注点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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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与我自己是什么人有关，这既是研究的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和改变的，只能反映当时当地的。我开展这个研究的田野工作之时正值二十五六岁的青春年华，生长于大城市的我，从小就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作为独生女，家境虽不算特别优越，但也顺风顺水，还能接受高等教育，有留学经历。当时我的同学，后来的同事裴谕新曾写过关于我做田野调查的一个小故事《找小姐练胆》，其中有一句说道：“云云（我在文中的化名）在广州长大，可是从来没有在10点半以后回过家。谈过两场恋爱，都不脱校园爱情的老套。她脸上写着‘乖’字。”我的博士生导师也说过一句话：“在这样的一个女生眼里，什么不是玫瑰色的？”对于她们叙述的生活艰难、农村贫困我没有切身体会，尤其是对农村的生活，我没有长时间亲身感受过，只能把她们的讲述和我了解的信息联系在一起想象。当然最好的一种理解方式是到实地去看。比如跟着她们回家乡去看看她们以前生活的环境，看看她们的父母和家庭，看看同村村民的生活状况等。当时我也没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在一线城市长大和生活的人，虽然我熟知户籍制度，却也很难真正地理解没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小姐们内心的情绪：她们如何感觉被“卡”在中间，既回不去，又很难留？身为小姐的那种难以启齿又内心倔强的矛盾心理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和我自己的成长环境与经历有关，和由此带来的天生的视角有关，这是不可改变的，只能自我觉察然后自我反思，看到它对研究的整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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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我，几乎同龄的小姐们又会对我说什么？她们要展示怎样的一面给我这样的一个人看？跟我比起来，她们似乎要“不幸”得多，无论从家庭条件、教育经历还是成长轨迹来看，她们都似乎要“被比下去”。我想，人总是喜欢维护自己的，除非出于一定的目的需要“示弱”，很多时候都希望在别人面前显得自己其实过得还可以，或至少不是那么悲惨，尤其是面对一个与自己同龄的女孩，那种“凭什么你可以这么好，我就要这么惨”的想法是不是会更突出？她们在我面前是不是也需要显示得强大一些，才能让自己更好地面对我这样一个“入侵者”而保持一点自己的尊严？她们会不会有意识地选择生活中较为有力和正面的东西去叙述？这可能也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抵抗”，也许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整个图景的玫瑰色倾向。我自己的社会位置对研究过程有这样的影响，而小姐们的反馈和态度也对我的资料收集和解读有影响，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循环过程。如果换了一个研究者，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在质性研究中，“信度”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便是同一个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做“同样”的研究，结果都会有不同，因为人总是在变化中，经历一变，思维就跟着改变，观念也会变，视角就会变，变化在质性研究中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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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过去，当我再执笔把这个当年的论文整理成书稿的时候，对于这点我也有了极深的体会。这些年间，我已从一个博士生转变了角色，在职场中打拼，经过几次恋爱的起起伏伏，我也结婚了，养育了孩子，对于家庭中的爱与痛苦、欢欣与无奈有了自己的体会。身边发生的、工作中看到的、新的研究中呈现的种种事件使我对于女人的所谓命运与自主也有了更多感受。这一切，都是别人无法教授，只能自己切身体会的。有了这些，再去想当年的研究，忆起那些人和事，有些东西就有了新的体悟。我在变化，我的解读也会跟着变化，当年论文中提及的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对结构制约下小姐的弱势境况和无力感的“轻视”，在这一稿中已经有所强调了。我不想给出一个太“误导”和浪漫的图景。个人的挣扎在强大的结构面前总是显得微小，我作为一个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女人尚且不能有所突破，她们会比我更艰辛。但我的重点也不在于阐述制度与结构等宏大议题，我更想看的是个人层面上对这些情境作出的反应，我要的是真人、真情、真故事。我想讲主体、情感、关系。挣扎、反抗和束缚、限制就像两股绵绵不绝的力在牵扯、纠缠，后者总是太过强大，很容易就会把前者压制下去，前者的力量似乎出不去多远就会碰到壁上，深感无力；而它也一直不息，只要有一股信念在，冲破的力量就还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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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负面”并没有因为这些被一抹而光。我可能没有直接讲述太多她们生活中的所谓“凄凉境遇”，但这是小姐面对的现实。她们对于自身的认知，所处的社会位置，能干什么，想干什么，以及平日里发展出来的那些小伎俩和策略，其实都是这种“凄凉境遇”之下的产物。她们想要成为性主体、都市化主体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是由她们经历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塑造的。她们对周遭和自己的理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她们的“行动”和自我实践也正是在这样的不公中被驱动的。她们不是充满斗志和意识的斗士，但我相信呈现她们的自主性会更有利于我们明白这社会上最普通、最平凡、最“弱势”的人是如何在一天天的生活中保存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找寻一尺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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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研究和教学中接触了更多影像方法，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影像。我的导师尝试了拍摄纪录片的方法来探讨中年妇女感情与性的议题，她制作了一系列的短片[1]，开展放映会、对话交流会，还运用表演的方式进行学术讨论。我的一些学生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我深受启发。影像记录能呈现文字所不能实现的连续性和画面感，对于一些情感和行为有更好的表达，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做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的人来说，能令我们的作品有更好的传播性。性别研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这也是它最有趣之处，它不应停留在学术的小圈子里做它的理论贡献，而应该走出去和更广的读者与观众见面。它源于日常生活，就应该回到日常生活中，促使大家一起去想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去沉淀自己的情绪、观念和态度。如果能给每个人带去一点点冲击，哪怕是因不认同带来的愤慨、不解带来的质疑，或是将信将疑，只要这些东西能吹进一些新风，就达到了目的。影像的方式更容易达成这种和观众的交流。我想，假如我的研究可以以这种方式展开，或许就多了一个和小姐交流的方式，比如，为她们放关于她们自己的影片，听她们的反馈，听她们对自己的评价等。如果她们因为这个聚在一起，也就多认识了一些朋友，可以一起聊天。这也许也能回应在第二章提出的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即我的研究能为她们带来什么。知识的创造与分享需要更日常的形式，影像就是其中一种，它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小姐们看到我眼中的她们，又以第三方的眼光来回顾自己。如果能引起她们的一些共鸣，就是一种回馈。当时我没能想到这些，只能留待以后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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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自我省思其实一直在持续，很多当时田野工作中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很好的答案，也许这就是质性研究的迷人之处，总能让研究者置身其中，感悟满满，却又充满迷惑。研究者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总可以对这些不解之处进行反思。反思既意味着对研究者与所研究的人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的梳理和回顾，又意味着这里面发生的多变的双向关系，它刺激研究者思考如何将研究成果以什么形式回馈给研究对象，也促使我们进行自我检视，找到自己研究的局限，以贡献更谦虚的知识（Mauthner and Doucet，2003；Guillemin and Gillam，2004；McGhee，Marland and Atkinso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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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实一直没有结束。虽然关于性产业与小姐的田野工作已告一段落，但关于女性生活经验的研究和思考一直在进行，它不仅在学术的范畴内进行，更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进行。我既是具有一定技术和知识的研究者，也是身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研究他人就是研究自己，若能以他人的故事脉络启发自己思考自己的生活，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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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何式凝、莫颂灵自2008年以来拍摄的《香港廿二春·师奶列传》中的一系列影片，如《我跟团，我不跟团》、《24》、《太空妈打》、《生难死不难》等，以及后来的《母女对对配》、《东京密语》、《山寨王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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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附录 书中出现人物简要资料汇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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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接受过访谈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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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站街女和被包养/打散工的（居家服务）（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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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应召上门服务（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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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休闲中心按摩女（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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