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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历史记述与历史论述——前后《汉书》中的王昭君故事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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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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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受凯斯·詹京斯等人的启发，通过对《汉书》、《后汉书》所载王昭君故事文本的分析和书写脉络的爬梳，提出王昭君虽然是一位曾具体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但在历代传写的过程中不断被渲染、被扭曲、被修整，进而解析书写者的心态，思索社会实况与书写者/发声者理念之间的互动与分际。作者提出来的一连串问题与一些认知历史的原则，对于我们在后现代的历史思维中去看待历史记述与历史论述大有帮助，一些史料传抄过程中的扭曲和改写因此而有了具体讨论的空间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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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贞，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专长为宋史、中国妇女史、史学理论、历史教育。著有《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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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为什么我正在阅读的历史是我正在阅读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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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标题出自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那本名为《历史的再思考》的小书，原文是“为什么你正在学习的历史是你正在学习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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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京斯认为，就一个学生而言，这是在后现代世界做历史，必须先学会分析思考的问题。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为了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后设叙述的怀疑”，以及“过去可以无限重新描述”，甚至“无过去”的说法，詹京斯不能不对原本乐观寻觅史料，企图找出真相的历史研究方式泼上一整本书的冷水，从理论、实践以及和历史性质有关的各个问题指陈：“历史和过去绝对有别”，“历史论述过去，但绝不等于过去。”（第56页）同时，正因为“世界／过去总是以故事的形态来到我们眼前”，致使“我们无法走出这些故事（叙述）去查看它们是否对应真正的世界／过去”（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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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詹京斯提出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那就是以精细的历史编纂研究，好好地审视“历史是如何写成的”。对詹京斯而言，在后现代世界“做”历史的起点，乃是去看清“过去与历史之间的各种区别”，并且要知道“为什么你正在学习的历史是你正在学习的这种？为什么你是以现在所用的这种方式，而非别种方式在学习历史？”（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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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京斯当然不是第一个发现“历史”无法如实重现“过去”的历史学者，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曾宣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卡尔（E.H.Carr）也说：“历史是历史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他们都承认，在“过去”被编纂成为“历史”时，历史学者必然有所介入的事实。至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则从叙事的角度提醒大家：史料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当史学家设法重建某一历史时代所发生之诸事时，他们必须将不合其叙事目的的某些部分从其叙述中舍弃，或是用推论、臆测弥补资料的缺漏。于是，在舍弃与弥补之间，史家们不得不加入了他们的“诠释”。（注：见氏著，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51。）罗文塔（David Lowenthal）更努力从认识论切入说明：过去的庞大，使得全面又完整的历史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何况没有一种记述方式足以真实地反映过去，因为过去本身并不是一种记述，而是事件或是情势。因此，我们所认知的历史与历史人物，不可能是过去真实的再现，而是史家以今日思想方式“诠释”与“论述”的作品。（注：David Lowenthal，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1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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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历史（历史叙述）”本身“历史化”的研究方式，的确极有助于让研究者实实在在地体认到“历史与过去之间的种种差异”，认知到“历史是一种移动的、有问题的论述”，从而理解到“所有历史都是理论性的，所有的理论都有其立场以及正在形成立场”。但是，历史研究真如詹京斯所谓“不是在研究过去，而是在研究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吗？（注：见凯斯·詹京斯著、贾士蘅译：《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第72、87、157及122页。）如果我们对于实际的历史发展更有兴趣，仍然想去追问“过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的会无从着手？历史学家们所钻研的过去，真的与过去无涉吗？当我们层层剖析着前人对过去的解释时，出自我们笔下的历史又该被如何解读呢？历史的书写究竟能够还原出多少事实的真相？在真实、资料、记述还有历史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看待作者和他所留下的文本，又当如何穿透作者与文本所携带的讯息，寻访曾经真实存在的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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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和疑虑，固然可以从认识论、方法论等途径再加解析，不过，找一段古人留下的历史记录，追问“为什么我正在阅读的历史是我正在阅读的这种”，除了有助于拨开书写与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迷障，能让我们窥得的，会是怎么样的“过去”呢？就妇女史的研究而言，要考究历史和过去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不得不有的起点。因为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往往是男性知识人书写的文辞字句，而且是在一种非以女性为其论述主轴的情况下，所出示的只字片语，而且十分地零散隐微。要想由此贴近女性真实生活的身影与心绪，势不能不先厘清资料提供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带入的自身价值理念。这样的状况是难题，却也让研究者在研究之时无可回避地必须面对并思索社会实况与书写者／发声者理念之间的互动与分际，然后始可展开讨论。（注：我近年来在妇女史方面的研究大抵多由此思考出发，所追究及厘清者，是女性在作者笔下被赋予的意象及其背后隐含的秩序理念。如：《刘向〈列女传〉的性别意识》，《东吴大学历史系学报》，第5期（1999）；《书写与事实之间——〈五代史记〉中的女性像》，《（日本）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10月；《依违于私情与公义之间——孟姜女故事流转探析》，收入熊秉真主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台北：汉学中心，2003年；《欧阳修笔下的宋代女性——对象、文类与书写期待》，《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第57—76页；《正史与墓志资料所映现的五代女性意象》，《唐研究》第12卷，2005年，等文，而在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书写手法，以解明其思考取径的同时，也试着揭露隐于表面叙述背后的社会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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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将具体考察的对象，锁定在《汉书》、《后汉书》这两本“史部”书籍所述说的王昭君故事。王昭君是一位曾经具体存在的历史人物，但是在历代传写的过程中，她出塞和“番”的故事不断地被渲染、被扭曲、又被修整。无论是她自身的性格、角色、际遇，还是时代场景如汉匈关系，甚至是故事的结局，都一变再变。学者在指陈其故事源流与变化之际，虽然总不忘先回溯一下历史事实，借以考析比对各个说法之误读、虚构，再阐述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之主题或母题，辨识所传讲故事的时代特征；但也往往无奈于“史书”之记述简略，以致无从考辨推求。（注：早期学者关注王昭君故事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之后则注意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如何利用相关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并借以阐述时代特征。前者如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原载《文学年报》1932年第1期，后收入王秋桂主编《中国民间传说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49—86页；黄綮琇：《王昭君故事的演变》，原刊《民俗周刊》121期，收入《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后者如曾永义：《从西施说到梁祝》，《说俗文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邱燮友：《历代王昭君诗歌在主题上的转变》，《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刘涤凡：《唐代咏昭君诗的研究——兼论唐宋诗气象》，《大陆杂志》第92卷第3期（1996）；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异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收入《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换期之文艺现象》，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0年；闵泽平：《悲剧意识的确立与消解——略论昭君诗歌的情感变迁》，《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7：2（2002年4月）；〔日〕内山精也：《王安石“明妃曲”考——北宋中期士大夫の意识形态をめぐって》，《橄榄》，第5、6期（1993—1994）。其中特别强调从女性主义着眼的是洪淑苓：《交换女人——昭君故事的叙事、修辞与性别政治》，《国文学报》第34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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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从图像入手的则有黄秀兰：《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与张瑀“文姬归汉图”析辨——金元时期昭君故事画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本文则想试着从《汉书》、《后汉书》这两本“史书”所呈现的昭君故事文本，解析这两书的作者——班固与范晔，是如何看待王昭君出塞和番此一事件？又是在怎样的书写脉络中呈现和王昭君有关的历史情节？他们让我们阅读的，何以是这样的王昭君故事？他们笔下记述的昭君故事，是经由怎样的论述所形成？然后，再试着追问：从二位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呈现历史情节的答案中，是否可以觅得王昭君和她所实际处遇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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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历史记述的书写选择：汉匈关系史中的王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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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故事首见于班固《汉书·匈奴传》。相对于后世昭君故事的悲怨伤情，最早记录这个故事的班固（32—92），几乎可以说是冷静到近乎冷漠。短短一句“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就交代了昭君奉诏远嫁的事实。读者因此抱怨地指责班固完全不曾注意到昭君的情愁，故事也不凄美感人。（注：陈盈妃：《王昭君戏曲研究——以杂剧、传奇为范围》，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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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读《汉书·匈奴传》，是从“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说起，全传叙事之主轴从表面看是在于匈奴自身之兴衰，但这条主轴上最明显的刻痕则是匈奴与中国—汉朝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就连有关匈奴兴衰的记事也是为了说明汉匈关系而有的。从这样的线索出发，《汉书·匈奴传》的记事自竟宁元年（西元前33年）——也就是元帝以昭君赐呼韩邪单于之年起，可以（其实也只能）分为匈奴继位纷争与汉匈关系这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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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书写脉络中，和王昭君直接有关的记事，首先出现在下面这段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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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03页。《汉书》卷九《元帝纪》的写法是“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应劭注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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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叙事的重心是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因为他“愿婿汉氏以自亲”的要求，汉元帝将“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给了他。相对于后世大多数作者着意描摹昭君之情愁，班固所强调的，是单于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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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第一次入朝。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因为不敌其兄郅支单于，在匈奴内战中被逐出蒙古草原，在不得已中选择归附汉朝，率领辖下民众移至漠南，他自己则亲自至长安朝贺汉天子。在汉的庇护与培植之下，呼韩邪单于的“民众益盛”，“足以自卫，不畏郅支”，终于又重返蒙古草原。反而是原本的胜利者郅支单于，因为无法全面控御匈奴部众，退出了匈奴王庭，一路向西，并在汉元帝建昭元年（前36年）被西域都护甘延寿所杀。听说郅支已死的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他上书表示：自己“常愿谒见天子”，但是因为要防备郅支，所以无法如愿，现在“郅支既诛，愿入朝见”。于是遂有此竟宁元年之“复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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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后一个半世纪的汉—匈对立，终于在匈奴单于低头称臣的情况下，迈入和平相处的新局。相对于前次因避难而入朝的窘况，这次呼韩邪是以匈奴一统之主的身份前来朝贡。对于汉朝而言，这是一位重建一统的胜利者表示臣服，其意义自不同于先前内战失败者的前来投靠。无怪乎汉元帝下诏改元为“竟宁”，昭君也因此而号“宁胡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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