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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妊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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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疗论及女性健康时一向包含“验胎”或“辨胎”之法，也就是区辨妊娠和其他相似于妊娠的各种情況。这些妊娠测试可以分为两类：为妇女把脉，看看是否显现任何特别和妊娠相关之生理变化，以及给予些许能够促使孕妇有某种生理反应的药物。这些测试的内容和基本原理，在隋代到清代所出现的医疗文献中少有更动，不同文献之间的改变主要只在它们叙述的细节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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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应用脉象知识以确认妊娠时，《黄帝内经素问》中三段有名的段落构成了讨论的文本基础。（注：关于附有现代和古代注释的原文，见《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这部经典解释道：一般来说，若一位妇女“身有病而无邪脉”，那么该妇女即为有孕。（注：同上书，第509—22页。）原文的注释解释说，这样的“病”包含如恶心和停经等征兆。如果这些征兆不是来自妊娠而是疾病所引起的，一定会同时发生病态脉象。在另一段落，《黄帝内经素问》注意到人类生殖所需的特殊阴阳和气血交会，会在孕妇身上产生典型的脉象模式。这种会冲击医者手指，特别是其尺点的脉搏，被称作“阴搏阳别”。（注：同上书，第121页。不同的注释者对何谓“阴”和“阳”提出了不同诠释，但他们都同意这种脉搏以不寻常的力道为其主要的特征。）最后，滋养胎儿的工作仰赖“心”（心统血）和“肾”（肾统精）。怀孕妇女的脉搏因此会在通过这些器官系统的经脉处显得异常活跃。（注：同上书，第252页。在这部经典的不同版本间有些不一致，但最常被引用的版本解释道：“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后来的作者争论此段应该理解为既指足少阴脉，也指手少阴脉。关于17世纪的论辩，参见萧熏（约1660）《女科经论》卷二，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年，第29页。）后来的一些作者，如知名的巢元方（7世纪初）和陈自明（约1190—1270）仔细阐发了这些早期的扼要说明。巢氏认为，怀孕的十个月中，每月有不同的母体经脉主管胎儿的生长，因此怀孕的每一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脉象模式。（注：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卷四一，台北：志文书局，1976年，叶1a。）陈自明对妊娠脉象的讨论则结合了一组便于记诵的韵文，以帮助医者记忆所有关键性的变化。（注：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一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第319—21页。）这些段落经常被后来的作者所引用，构成一套丰富脉象知识的核心。原则上，这套知识能让人判定一名妇女已经怀孕多久、胎儿的性别和怀胎数，以及尚未出生的小孩是否有流产之虞或能否如期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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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受过训练的医者才能掌握脉象知识，其余就只能全然仰赖妇女自身的感知来判断。普及性以及学术性作品中都包含一些本草药方，妇女服药后如果引起生理上的反应就是怀孕，没有反应就不是。一个著名的判断方式就是饮用掺了艾叶熬的川芎汤。此药方适用已停经三个月的妇女。倘若该妇女服用后觉得她的腹中“微动”，即为有孕。此一药方来由不详，但在宋代时，陈自明就已经把这一药方涵括在古典传统之中。此后，该药方便经常出现在各种处方书和元、明、清的妇科文献中，常常是被提到的唯一一种用药测试之法。（注：同上书，第322页。亦见危亦林（1277—1347）《世医得校方》卷一四，重印四库全书，1782年，叶6b；朱震亨（1282—1358）：《丹溪治法心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不过，明代作者如王肯堂（1549—1613）和武之望（卒于1629）也为之增补了一些药方。其中包括了雀脑芎和当归的组合，此方不仅能促使孕妇体内的胎儿活动，更妙的是，如果该妇女原来只是患内瘀，此方就能清除其滞阻。（注：王肯堂：《女科准绳》卷四，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4年，叶7b—8a。）另外，不那么温和的配方包含皂角。假如该妇女已然有娠，则此方会引发呕吐。（注：同上书，叶7b—8a。）若这些测试都无法判定，则可以用艾叶汤，有孕的妇女会感觉到脐中疼痛。（注：武之望：《济阴纲目》，台北：旋风出版社，1977年，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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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医者也知道有许多复杂的变数可能影响到现有测试的正确性。例如，明代医者王肯堂注意到，辨读脉象可以让人“十之八九”正确地评估妇女的情况。这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对脉象知识正确程度的高度乐观肯定，但这也承认了此种诊断方式常常毫无结果。（注：王肯堂：《女科准绳》卷四，叶7b—8a。）一个原因是，不同的妇女有不同的禀赋。由于这些天生的差别，最普通的妊娠症状并不会相同地表现在所有人身上。正如一个18世纪的医者所注意到的，虚弱的妇女并不会在三个月前显现妊娠脉象。（注：这是吴煜（18世纪）在他对竹林寺僧编的《胎产新书》（原编于1793年）中所作的评注。我所使用的版本是裘庆元所编的《珍本医书集成》卷八，重印14卷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83页。）其他众所周知的征兆可能同样了无结果。例如阎纯玺（18世纪）在他广受翻印的著作《胎产心法》中发现“妇人受孕四十日外必患恶阻”。（注：阎纯玺：《胎产心法》，重印本收入《女科辑要·胎产心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176—77页。）尽管伴随着如此自信的声明，对那些没有出现恶阻的妊娠妇女，他也推荐了两个药方。（注：阎纯玺：《胎产心法》，重印本收入《女科辑要·胎产心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176—77页。。）头三个月妊娠与否特别难以诊断，而且医书也建议只有在妇女停经三个月后，用药测试才有效。（注：例见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第322页。）错误的阳性反应也可能发生：武之望的《济阴纲目》就发现皂角药方同样会引发胃较虚弱的妇女呕吐，即使她们并未怀孕。（注：武之望：《济阴纲目》，第239页。）对妊娠与否的存疑，诊断上的困难甚至会一直延续到妊娠中期。因此王肯堂为那些怀孕到第七个月依然存疑的妇女，建议了一种确认妊娠的方法：假如该妇女流鼻血时伴随痉挛，即为有孕之兆。（注：王肯堂：《女科准绳》卷四，叶7a—8a。）同样地，受皇帝委派编纂《医宗金鉴》的吴谦（1723—1795）提到辨别已停经五个月的妇女究竟是妊娠还是生病的困难性。吴氏建议以检查妇女乳房寻找征兆。他解释说，“若乳房升大有乳者是胎”，若没有，则该妇女正患有其他病症。（注：吴谦：《医宗金鉴》卷四四，四库全书重印本，叶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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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医者及其病患对诊断测试的信任依条件而变，也是因为他们察觉到某些病症可能肖似妊娠，而反之亦然。妊娠最明显的症状——停经和腹部隆起——同样可能是其他状況的征兆，最明显的就是闭经和气血内瘀同样会造成腹部隆起或肿胀。（注：几世纪以来的中医书作者注意到一些被误为妊娠而实为内瘀，以及相反的例子。参见张从正（约1156—1228）《儒门事亲》卷八，四库全书重印本，叶7a—8a；魏之琇（1722—72），《续名医类案》卷二三，台北：宏业书局，1994年，第570、573—574页；以及沈又彭《女科辑要》（重印为沈尧封，《女科辑要》），收入《女科辑要·胎产心法》，第62页。此问题近来的历史分析见，Francesca Bray，“A Deathly Disorder：Understanding Women’s Heal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Don Bates ed.，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Medical Tradi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35-50。）同时，医者了解到妊娠引起的症状和一般性不适也可能被误以为是其他病症。例如，张从正（约1156—1228）报道过一个40岁妇人的病例，她的确怀孕了，但之前却一直认定自身的不适仅是年迈所致。（注：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七，叶20a—b。）明清医书都报道过类似病例，其中，真的妊娠被误诊为劳瘵。（注：例见江瓘（1503—65）《名医类案》卷一一，台北：宏业书局，1994年，第236页；以及沈又彭《女科辑要》，第43页。）一个更复杂的因素在于，假如该妇女在妊娠期间生病，病症也许会掩盖医者平常能查出的妊娠症状。例如，一开始治疗疗南洲妻子的医者，就把她误诊成罹患劳瘵。不过，明代的医者陈斗岩就正确地判定她已怀孕，但同时也正外受风邪。（注：这个病例出现在王肯堂《女科准绳》卷四，叶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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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发现，即使是受过训练或极有经验的医者，对妊娠诊断的确定性也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虽然不确定性的程度可能随着妊娠的日渐进展而降低，但小孩的诞生依旧是妇女怀胎唯一确凿的证据。徐大桩（1693—1771）在一个病例中阐述了这种变化，值得全部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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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人年二十七，月经不行已三月矣。或疑经闭，命予脉之。脉数冲和，尺部滑疾，谓非轻病乃妊子也。令服芎归汤，腹中微动，为有孕。越数月后，果产一子。（注：徐大桩：《女科医案》，重印本收入《徐大桩医书全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18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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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来看，这个故事叙述了一个灵巧的医者，他的专业判断成功地说服了无知百姓的主张。但更深一层看，这个故事也强调了医者知识的极限。在此一病例中，徐大桩用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测试。他首先亲自为该名妇女把脉，并发现脉搏符合经典中的“妊娠脉象”：滑溜而迅速地冲击着医者的手指，也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的症状。他也借由用药来测试胎儿的存在，以二度确认他所解读的脉象。这为他受过训练的观察补充了该名妇女自身的感觉，也增加了他们在妊娠诊断上的信心。尽管如此，徐氏依然认为有必要在为其叙述作结时，告知读者该名妇女最后的确产下一名男婴。因此，在读者和该医者的心中，小孩的诞生是最终、也是最不可或缺的证据，证明徐氏原来的妊娠诊断一直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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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妊娠诊断往往因为妇女各种阻碍标准测试的禀赋差别而益加复杂；也因为医者从事此类诊断的一些技巧而更增变数。如同下一节所要论证的，环绕着此类诊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也受到医疗思想家想象人类生殖活动的方式的形塑，其中把女性的生命力描绘为易遭侵蚀的力量，同样能够导致恰当或不恰当的受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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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三、妇女和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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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胎一词字面上意为“与鬼有关的胎儿”或“与鬼有关的妊娠”。鬼的基本意思是亡者的魂魄。文学和历史上的“志怪”，往往伴随着其他有超凡力量的灵界和神圣存在。鬼以人、动物或无生命物体的伪装显现，鬼类可能仁慈良善或亟于复仇，全视状況而定。它们或诱引或欺弄、或捶杵、或责罚人类，或向人类透露神圣的秘密。然而在中医里，鬼一直都是有害、不吉或邪恶的影响，可能侵扰生者之躯而致疾。对恶灵的医疗讨论也把它们和风邪连结在一块。这一类对鬼的理解和一般对鬼魂的信仰是相互呼应的。例如陈德鸿研究的18世纪知识界，就把鬼解释为一种出窍游荡之气。（注：陈德鸿，The Discourse on Foxes and Ghosts：Ji Yun and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i Storytelling，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8，第三章；除了上述已引用的作品外，关于鬼和医疗信念的讨论也见于Paul Unschuld，Medicine in China：A History of Idea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Ch.2；以及Robert Ford Campany，Strange Writing：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p.261-64。）一旦成形，为了维持和牢固其形，鬼就必须补充它的气。因此在一般魂魄故事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就是鬼以活者之气为食，以求滋养维持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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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字常指在母亲子宫内发育的小孩。例如对胎教的医疗讨论就集中在母亲的行为如何形塑她尚未出生小孩的人格和身体形貌。不过，比起当代医学，在帝制晚期的医疗文本中，“胎儿”或“妊娠”此类词汇有较宽泛的语意范围。例如，妊娠一词意指“怀孕，怀孕的阶段”，既能指怀胎之貌，亦能指怀孕的实际进程。因此，当医书作者使用“妊鬼胎”或“妊娠鬼胎”此类语汇时，显然并未体会到认知上的不协调。在同一脉络中，胎一字既用来指怀孕中的状态，也用来指怀孕的预期结果。例如“妊娠”的一个常见同义字，“胎前”，字面上是“在胎儿（或小孩）之前”。事实上，我们发现胎此字可以用在任何长于子宫之物，或是更宽泛，任何以类似妊娠的方式在妇女腹中生长之物。（注：康熙字典注意到“胎”字也可用于未出生的动物。）在《中国医学大辞典》中，“胎”暗示了这种意义的多重性，甚至到中国人熟知以解剖为基础的西方产科模式之后依然如此。（注：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中国医学大辞典》编于1921年，正处于古典中医标准化和现代化的运动期间；其中以一个在切开子宫内的未生婴儿之现代解剖图来阐释“胎”。然而，附随的文本中叙述了因为不同原因造成的六种不同的胎：痰胎，气胎，水胎，血胎，异胎和鬼胎。这些都不是人类胚胎，而是不同的内瘀形式。（注：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亦见“痰胎”（3520—21）、“气胎”（2127）、“血胎”（1146）、“水胎”（585）及“鬼胎”（2421—22）等条。）这个语意的范围也相当于之前医学对鬼胎本质的论辩：鬼胎是来自恶鬼的种或是女性内瘀的一种特殊形式？虽然鬼胎的内在源起论最终主宰了学术医疗文献，对鬼魂可能侵扰妇女的信念依旧持续形塑了对人类生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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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鬼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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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者李建民的祟病研究中，他认为鬼胎代表一种鬼神附身于女性的独特形式。（注：李建民：《祟病与场所》，第130—35页。）男性可能因恶鬼侵扰而过量遗精，女性则会腹部积肿并隆起。医学论文的妇科部份对鬼胎之讨论呼应了那些关于附身疾病的文本。在妇女病中最早特别讨论鬼胎的，出现在巢元方7世纪的论著《巢氏诸病源候论》中。巢氏认为妇女身体若调理良好可免于鬼之侵扰。但妇女若是血气虚衰，或生命功能有所伤损就可能为“妖魅鬼精”所入。巢氏解释说，这种鬼精的积聚“状如妊娠，故曰鬼胎”。（注：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卷四二，叶11a—b。权威的参考书都将鬼胎一词溯自巢氏之作，而且我也尚未发现任何更早的证据。中国中医研究院编：《中医大辞典妇科儿科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第153—54页。关于巢氏对妇科影响的讨论，见马大正《中国妇产科发展史》，第六章。）六个世纪后，宋代的皇家医者陈自明把巢氏对鬼胎的简述整合进他那本深具影响的教科书《妇人大全良方》之中。陈氏阐述了巢氏的扼要说明，条列出数种可能伴随鬼胎而来的症状：腹中黑血、腹剧痛、下腹肿以及月经阻滞。对于如何治疗鬼胎，陈氏的讨论进一步显现出该病表现的一般症状，在鬼侵扰后，蠕虫和恶物会在妇女体内生长。陈氏解释道，合适的疗法能清除妇女体内形若马尾之虫，严重些的则是虫、蛇，以及那些看来较为良性、形如鸡蛋的凝块。只有如此才可能治愈该妇女。（注：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四〇，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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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巢氏和陈氏以一般性的辞汇表达鬼物入侵的情況，后来的医学文本却清楚地以性的术语来解释鬼胎，认为它起于妇女和鬼的交合。因鬼受孕的机制类似人类受孕：鬼胎成形于恶鬼精被引入妇女体内。“精”字于此相当重要，因为它表示了人体生育的要素，特别是结合女血而成胎的男精。不过，妇女与鬼交合只能产生怪物。明代一个病例巧妙地证明了这种力量，并经常被后来作者引述。医者滑寿（14世纪）受托为杨天成之女诊治。该女被认为怀孕，但滑寿诊断该女正为鬼胎所苦。于是，杨夫人证实该女之前曾于黄昏时造访一所寺庙，在此之后，该女便梦与黄衣神交。正是在此事发生后，她的下腹才开始隆起。滑氏用药“破血堕胎”并下如“蝌蚪鱼目”者二升。（注：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二四，第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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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姐是在梦中受孕，但与鬼交合也可能发生在妇女清醒之时。一本具影响力的19世纪作品，由明代忠臣傅山（1607—1684）所写的《傅青主女科》，就叙述了许多恶鬼可能用来引诱年轻无知女孩的计谋。（注：傅山：《傅青主女科》卷一，重印于《傅青主男女科》，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叶8a—b。）恶鬼可能伪装成人类出现，假装成是女孩的男性近亲。恶鬼也可能伪装成一位通过自我修练获得超凡能力的神仙来打动女孩。两种情況中，鬼都会试着突破少女本来的矜持，并引诱她到隐蔽处以便“取乐”。这些对于妇女和鬼交合的担忧，和更广泛对女性失礼的焦虑是相应的。有如傅山所解释，已婚妇女若在如神庙、山林等处想到性是很危险的，该处的鬼魂随时可能聚结。这些思想会召唤恶鬼的感应并造成鬼胎。妇女在家庭外的思想、活动和举措可能使她们暴露在致病的力量之下。一但鬼魂进入妇女身体，它们就会进一步篡取她原来的生育进展和生命的气血之精，转而“供腹中之邪”。若沒有治疗的话，傅氏注意到，鬼胎可能会转为致命的劳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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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五、鬼胎：一种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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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陈自明和傅山这类的作者，将外在侵扰视为鬼胎的直接原因。尽管妇女生理虚弱或不当思想也可能使她们招来侵扰，侵扰其体的鬼精本身却才是假妊娠的真正原因。不过，在16世纪初以前，已有一相反观点解释鬼胎，认为是一种情感所致的内瘀形式。例如，医者虞抟（1438—约1517）就主张“夫所谓鬼胎者，伪胎也，非实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注：虞抟：《医学正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第18—19页。）相反地，它们是妇女未能满足的欲望所致。不断的沉思产生了致病物质，即是妇女自身血分所变成的“淫精”。这些物质，虞氏称之为“白淫”或“白浊”，最后凝滞在妇女子宫。结果，“胸腹胀满，俨若胎孕”。对虞抟来说，致病的要素是从妇女体内所生，而非外在所加。同样地，假妊娠的机制和真妊娠是相似的：精气积聚并融合在子宫之内。但在鬼胎的例子中，这些并不是精血的生育活力，而只是因沉思和欲望所产生的混乱物质。虞氏因此嘲弄当时引述杨小姐和黄袍神灵病例当作鬼妊娠之证的人。虞氏主张，杨小姐的病的确是真的，但宣称“有土木为形能与人交，而有精成胚胎”是相当荒谬的。他指出该女经年未婚，并判断其被推定的妊娠仅是欲求不满所致。“非神之惑于女，乃女之惑于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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