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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从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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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旅游，至嘉靖万历而大盛。商品经济的发达，助长手工业之兴旺及农贸市场之专业化。米粮的贩卖运送、棉织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流通、丝茶瓷器的长途贸易及从美洲经福建或西域进口之白银，在在促进城镇的发展和各省水陆交通的频繁。明末书商大量印制的《商旅路程》等刊物，说明了商贾之往来，是促进旅游的经济因素。并因而造就了客舍、酒楼、茶馆、挑夫、船户等相关行业之发达。（注：Timothy Brook，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详细罗列了此等路程指南的来源、名目及所在地。）利用此等设施，跋涉谋生的不止商旅，文人、幕僚、长年在京师、边境乃至塞外营役、书画家及下文提及之名妓及“闺塾师”，亦常穿梭大小城镇间与士商交际，广结人脉。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被迫或被利诱脱离耕植，进市镇觅职的流动人口日益普遍，传统的上下、良贱、尊卑有别、各安于份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已荡然无存。（注：这并不意味社会秩序本身的崩溃。岸本美绪曾论及此等旧有关系被种种其他社会关系所取代，如主仆、读书社等等，未有形成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历年记”に见る清初地方社会の生活》，《史学杂志》95 No.6（1986），第5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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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因素，明末旅游之盛也是社会、文化变动的结果。借其游记而于殁后始名闻于世的徐宏祖（1856—1641），遍历除四川外的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除寻幽探胜外显然有更严谨的动机。现存的《徐霞客游记》，经散佚后仍有六十多万字，多为旅途中当晚挑灯作记，或边走边附岩疾写，历三十余年。所记内容，有详细考察地形、物产、江河源流、气象，据云“他随身携带《明一统志》，又沿途广泛搜访地记、方志，将实地观察和文献记录认真核对，订正了文献记录中不少错误。霞客有精确的数量观念，也十分注意量的记录，道路远近、洞穴大小，都经过他实测，详记具体数字……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注：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说明了明末旅游的推动力量之一，是徐霞客代表的这种实事求是、亲身观察计量的考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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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中除了考证计量，亦有不少抒情的段落。随便翻阅《浙游日记》自龙游至衢州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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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天明，诸附舟者，以舟行迟滞，俱索舟价登陆去，舟轻且宽，虽迟不以为恨也。早雾既收，远山四辟，但风稍转逆，不能驱帆上碛耳。……是日共行五十五里，追及先行舟同泊，始知迟者不独此舟也。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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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昧爽，连上二滩，援师既撤，货舟涌下，而沙港涩隘，上下挨挤，前苦舟少，兹苦舟多。行路之难如此！（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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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是何等境界！为他记生圹志的吴国华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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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客尝谓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不惮以身命殉。（注：同上书，第1233—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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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表达徐氏的冒险精神，在某一意义上是对僵化的经籍知识的一种反动。己身与村树人烟俱熔的追求，历来俱是对在官场失意的士人的一种慰藉。只不过在明末清初，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富裕，造就了不少像徐霞客般不经仕途而家有余资的旅客，俨然成为一股新的文化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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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股风气鼓吹之下，出外旅游的妇女亦日见繁多。笔者略引徐霞客的游览及文字，目的为说明明末的旅游热与商品经济及实践思想的互动关系，亦为强调妇女作家虽少有《徐霞客游记》般详尽记载考证，然其审视山川面目的好奇心，冒险犯难的毅力，溶情入境、“与村树人烟俱熔”的投入，以及“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的超脱，与霞客实不遑多让。与上引《浙游日记》相比较，王凤娴的《东归纪事》记载一妇人携家小循露客行踪相反方向自江西至浙江而行，篇幅虽短却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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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大部分从宦游的夫人一样，王凤娴是出身书香世家的闺秀。万历丁酉（1597）仲秋，其夫张本嘉赴任江西袁州府宜春县令，王及子女随行。任内起居与江右边城景致今已不得而知。任满三年，举家东归浙江嘉兴。王凤娴打点细软督促役人运出府门，携着一女一幼儿，于孟冬十月，踏出了旅途的第一步。宜春位于赣西山区，欲回江南，以水路最便。王氏与其夫及子女先乘舟往东北，经临江抵南昌，入鄱阳湖后东折，经安仁、贵溪、弋阳、铅山、玉山入浙境，再历常山、衢州府、富阳而抵嘉兴，为时几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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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之苦，王凤娴深有体会。特别是铅山以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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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浅滩不得过，觅舟盘换就野宿焉，其舟止可容膝，伸立则发系于蓬，伸卧则足限于板。梳洗甚难，止以巾束发，盘屈其中，其苦非言可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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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氏娴于女德，不但毫无怨言，更视肉体之苦为道德磨练：“幸余素性，不为劳逸所移，惟发长笑耳。”长笑之余，王凤娴更借诗词于苦中取乐：“明日复如是。用唐人韵占一绝自遣：蚁舟飘泊盻乡间，山外云连云外山，命酒聊舒愁默默，呼蒲怕听水潺潺。适稚子戏吹芦笛，命长女联句二绝一笑。首作起句，三句余倡，二句末句女和。次作前二句余倡，三句女和。”（注：王凤娴（文如）：《东归纪事》，载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卷五，苏州：宝鸿堂，1650序，页23a—b。）母、女、子一家倡和取乐，足见在官宦人家文学钻研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及母亲亦师亦友的中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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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儒家女通诗书晓文理亦颇为寻常。王凤娴更进一步，不但工于诗文以之教育子女，后更有诗集行世。《松江府志》称其“工文墨，有诗名”，短短六字，细思下却颇耐人寻味。（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页。）曹大家既明言“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则工文墨岂为妇女之事。妇女的理想人格既是内向收敛，又何来以诗名世？在某一意义下，如王凤娴般著作等身的女诗人之出现、之受表扬，意味着旧有的道德理念与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有一段距离。王凤娴活在这段距离中间，对于“女诗人”身份本身蕴含的种种矛盾最为清楚不过。其弟王献吉记载凤娴晚年欲尽毁其诗稿，谓“妇道无文，我且付之祖龙”。献吉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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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然。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人女子，关睢之求，卷耳之思，螽斯之祥，柏舟之变，删诗者采而辑之，列之国风，以为化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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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凤娴诗集以《焚余草》之名行世，焚而未尽，欲语还休，明示“妇道无文”、“妇言不出闺阁”等思想加诸才女身心的压力。后人唏嘘之余，亦该认识到与此同时，妇女的创作活动也受到一定认可。王献吉援引《诗经》谓经典亦有出自妇人之手，是当时常见的论调。《松江府志》对王之称许，代表地方修志文人对才媛的公开肯定。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纵然饱受压力，王凤娴从未间断写作。年轻时作为县令夫人盘屈浅舟，凤娴赋诗并与二女唱和、苦中取乐。后历经孀居、丧女等等不幸，三四十年间，“荣华雕落，奄忽变迁，触物兴情，惊离吊往，无不于诗焉发之。”（注：王献吉序《焚余草》，载《女中七才子》卷五，页30b。）写作对于妇女的超越意义，于此可见一斑。凤娴二弟王乃钦对乃姊文章推崇备至，于《焚余草》序中称：“所幸家学一线，得随名媛千秋。”（注：王乃钦序《焚余草》，载《女中七才子》卷五，页29a。）文章本为男子的功业，三不朽之一，光宗耀祖的门径。王凤娴子张伯元仅荐于乡、弟献吉乃钦均功名不显，父家与夫家俱以凤娴文名最盛，故有“家学一线随名媛千秋”一说。女才子代不争气的男人维系家学，无疑会对娴于内德的女子带来“妇道无文”的心理矛盾，但若从整体层面分析，则此种继承不但无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且有强化这种分工原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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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章千古事业，王凤娴其实早有涉猎。在生活上恪守妇道，并不排除在诗作上抒发对千古兴亡的雄性感慨。如其对李贽的推崇，见诸《读李卓吾焚书一绝》诗中，丝毫不见儿女态：“字字刀圭范世仪，言言木蘖是吾师，禅宗顿解毫端里，正是风旙一转时。”（注：《女中七才子》卷五，页12b。）重阅《东归纪事》，忽悟凤娴在旅程中所思所记，已超越闺阁相夫教子以中馈为事的范围而步入国是兴亡的领域。唯其如此，王凤娴对途中所遇的史迹最为念念不忘，屡有诗作咏之。至历史意义特别丰富的富春江一带尤其有不胜唏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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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历龙游、兰溪、严州三处……去五十里至子陵滩……望怒涛而思子胥，不胜愤恨，短作投江吊之。（注：《东归纪事》卷五，页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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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娴对吴王夫差信谗的愤恨若何，因短作已投河，今不得考。观其《过严陵钓台闻有后裔读书堂中》一诗，则其对历史的投入感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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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台寂寂枕寒波，烟水依然客再过，千古山灵封世泽，汉家宫阙黍离多。（注：钟惺：《名媛诗归》（崇祯本）卷三一，页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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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句以诗《王风》中《黍离篇》喻对亡国触景生情之痛，与上文思伍员之愤恨，俨然是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虽与女子内向型理想人格不合，却又无损其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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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之苦与乐，盘屈浅舟的禁锢与“烟水依然客再过”的超逸，俱成为旅人生命历程中不可磨灭之部分。东归抵家后，王凤娴欣然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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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历州郡，或遇穷途艰苦，怀古兴亡，或遇日暖风和，波澄月皎，怡情玩眺，得失异同，俱不忍忘去。书此备后日展观，宛然胜游在目，且可当重来程记也。（注：《东归纪事》卷五，页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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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霞客“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的豪气相比，王凤娴的游记在遣词用字上虽较含蓄，然其“得失异同俱不忍忘去”的眷恋，执笔以志不忘的情怀，足证文章千古大业，对闺秀女子亦具无比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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